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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琢磨这个话题，给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颠覆性影响的，有一群牧师的孩子。他们小时候跪在床边，为祖母的疾病、父母的离异或一个热切的愿望祷告。在得不到回应后，走往怀疑和悖逆的道路。他们的一生大多孤苦伶仃，总是傲慢和凄绝，尽管他们从未宣称自己的思想是一种福音，但奇怪的是，那些使他们一生飘零在劳苦愁烦中的声音，却仿佛另一种布道，深深打动了世界。直到怀疑成为怀疑者们的信仰，悖逆成为悖逆者们的偶像。
如奠基了国家主义哲学的牧师之子霍布斯；在俄罗斯大地上播下革命种子的神甫之子车尔尼雪夫斯基；创始了近代社会学的拉比之子涂尔干。创立实用主义哲学的牧师之子詹姆斯，和以泛神论与神秘主义著称的牧师之子、自己也做过牧师的爱默生。或者再算上牧师的孙子卢梭，牧师的弟弟伏尔泰，等等。
昨夜，我楼下有人搭起帐幕，祭奠亲人，哀乐不断，叫人无法入睡。一早起来，知道两位欧洲电影大师也在同一日去世，瑞典的伯格曼和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这个布满哀乐的日子，我想到另外两位牧师之子，一个是尼采，一个就是伯格曼。他们的父亲都是路德宗的牧师。二人的作品魅力、心灵的苦楚和糟得不能再遭的生活，都极为相似。这两个牧师的儿子，用了一辈子力气去怀疑和否定上帝，又用了一辈子力气去抗拒虚无。最后用了一辈子力气，把自己从尘世中放逐。
25年前，伯格曼把自己流放到了费罗岛，从此与世隔绝，与电影隔绝。瑞典是千岛之国，当年康有为流亡斯德哥尔摩，也曾买下一个孤零零的小岛，打算在此终老。几十年来无数人将伯格曼当作大师中的大师顶礼膜拜，他却反复谈到自己一生“彻底的失败”。家庭、爱情和信仰，在他的电影里荒凉犹如“狼之时刻”。在自传《魔灯》里面，他说，“我不信任何人，也不爱任何人，我只关心自己。”“我的罪恶多得数不清，我决定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人，来弥补人生的失败。”这个不爱任何人的导演，一生结婚5次。在他60岁生日那天，他的第5任妻子邀请他的9个子女来到家里。这是伯格曼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全体子女，而他竟然大部分都不认识，弟兄姊妹们彼此也不相识。这位牧师的孩子对他的孩子们说，“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一个孩子反驳，“不合格的父亲?对不起，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父亲。”
这一周，我重看了他的《第七封印》、《處女泉》和《沉默三部曲》。伯格曼童年时，听见父亲在教堂大讲基督的爱，回到家里却闭口不言，一家人彼此仇恨。母亲的婚外恋拆毁了这个家庭，他的信仰就这样破灭了。18岁那年，哥哥自杀，妹妹堕胎，他扇了父亲一个耳光，离家出走。直到晚年，伯格曼仍旧与他的兄妹充满敌意、怨恨和疏离。1957年拍摄《第七封印》时，他在怀疑中被信仰抓住，在信仰中被怀疑套牢。他说，“我夹在信靠和怀疑两种念头之间，进退不得。”正是这个进退不得，使《第七封印》成为了电影史上探讨信仰的伟大作品。14世纪布满瘟疫的欧洲大地，犹如二战后整个世界盼望重生。骑士布洛克与死神下棋，想在死亡之前，找到生命必有一死的意义。
《第七封印》的伯格曼，或许是他一生中最接近希望的时期。布洛克犹如伯格曼的化身，十字军东征与欧洲的骷髅遍地，几乎夺走他的信仰。他的仆人琼斯一路唱着类似“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不采自不采”的小调。对他来说，信仰破灭是一竿子到底的，他不能理解主人为什么那么痛苦。布洛克在教堂告解，说为什么上帝躲在无用的应许和看不见的神秘当中，为什么不以一种精确的方式显明，以面对面的方式说话呢?“我不要信仰，我要知识，我不要猜测，我要事实。”布洛克说，我要相信，可我做不到。
理性主义的怀疑，只能在生命的活水里被释放。布洛克遇到了虔诚的信徒，到处流浪的马戏团小丑约瑟夫、玛丽亚和迈克一家。这显然是对逃往埃及途中的约瑟、玛丽亚和耶稣一家的隐喻。暗示着上帝的“道成肉身”仍在大地上继续。伯格曼以少见的温情镜头，描绘这一家人在颠沛流离中的喜乐。但约瑟夫的欢乐和琼斯不一样，不是投靠肉体的愉悦，而明明住在灵魂的安息与丰盛的生命里。一周前，研究东欧文学的朋友景凯旋对我说，没有喜乐，哪来的自由。贝多芬的《欢乐颂》就是自由颂，也唯有欢乐颂才是自由颂。我说是啊，可许多知识分子总是傲慢地以为，自由就是自由的痛苦，自由就是自由的怀疑。
布洛克和他们坐在草地上午餐，他看着自己的手，感到生命里的恩典从未离开过。他对玛丽亚说，“我的手它还能动，我的血液在里面流淌，太阳还在头顶。你在微笑，迈克已经睡着了，约瑟夫弹着自己创作的赞美诗，这一刻我永远不能忘记。”
我的伯格曼，难道你89年的生命，就不曾有过这样美好的、将一切怀疑都搂在怀里，就像父亲搂着孤儿的时刻吗。布洛克的妻子在晚餐前诵读《圣经·启示录》，说到世界的末日，复活的羔羊展开第七封印，在末日审判前，天堂沉默了约半个小时。但对马戏小丑约瑟夫来说，其实末日是好得无比的企盼。因为第七封印被展开之前的那句经文说，“宝座中的羔羊必收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伯格曼死了。生前他说，“经由死亡，我即化为乌有，穿过黑暗之门。等着我的，全是我无法控制、预料和安排的东西，对我来说，有如无底的恐惧深渊。”我们不信，因为我们信无能。穿过黑暗的玻璃，或者听见，或者一无所有。
无数影迷赞美和消费这位大师，我却为他不朽的灵魂哭泣。
如奠基了国家主义哲学的牧师之子霍布斯；在俄罗斯大地上播下革命种子的神甫之子车尔尼雪夫斯基；创始了近代社会学的拉比之子涂尔干。创立实用主义哲学的牧师之子詹姆斯，和以泛神论与神秘主义著称的牧师之子、自己也做过牧师的爱默生。或者再算上牧师的孙子卢梭，牧师的弟弟伏尔泰，等等。
昨夜，我楼下有人搭起帐幕，祭奠亲人，哀乐不断，叫人无法入睡。一早起来，知道两位欧洲电影大师也在同一日去世，瑞典的伯格曼和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这个布满哀乐的日子，我想到另外两位牧师之子，一个是尼采，一个就是伯格曼。他们的父亲都是路德宗的牧师。二人的作品魅力、心灵的苦楚和糟得不能再遭的生活，都极为相似。这两个牧师的儿子，用了一辈子力气去怀疑和否定上帝，又用了一辈子力气去抗拒虚无。最后用了一辈子力气，把自己从尘世中放逐。
25年前，伯格曼把自己流放到了费罗岛，从此与世隔绝，与电影隔绝。瑞典是千岛之国，当年康有为流亡斯德哥尔摩，也曾买下一个孤零零的小岛，打算在此终老。几十年来无数人将伯格曼当作大师中的大师顶礼膜拜，他却反复谈到自己一生“彻底的失败”。家庭、爱情和信仰，在他的电影里荒凉犹如“狼之时刻”。在自传《魔灯》里面，他说，“我不信任何人，也不爱任何人，我只关心自己。”“我的罪恶多得数不清，我决定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人，来弥补人生的失败。”这个不爱任何人的导演，一生结婚5次。在他60岁生日那天，他的第5任妻子邀请他的9个子女来到家里。这是伯格曼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全体子女，而他竟然大部分都不认识，弟兄姊妹们彼此也不相识。这位牧师的孩子对他的孩子们说，“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一个孩子反驳，“不合格的父亲?对不起，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父亲。”
这一周，我重看了他的《第七封印》、《處女泉》和《沉默三部曲》。伯格曼童年时，听见父亲在教堂大讲基督的爱，回到家里却闭口不言，一家人彼此仇恨。母亲的婚外恋拆毁了这个家庭，他的信仰就这样破灭了。18岁那年，哥哥自杀，妹妹堕胎，他扇了父亲一个耳光，离家出走。直到晚年，伯格曼仍旧与他的兄妹充满敌意、怨恨和疏离。1957年拍摄《第七封印》时，他在怀疑中被信仰抓住，在信仰中被怀疑套牢。他说，“我夹在信靠和怀疑两种念头之间，进退不得。”正是这个进退不得，使《第七封印》成为了电影史上探讨信仰的伟大作品。14世纪布满瘟疫的欧洲大地，犹如二战后整个世界盼望重生。骑士布洛克与死神下棋，想在死亡之前，找到生命必有一死的意义。
《第七封印》的伯格曼，或许是他一生中最接近希望的时期。布洛克犹如伯格曼的化身，十字军东征与欧洲的骷髅遍地，几乎夺走他的信仰。他的仆人琼斯一路唱着类似“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不采自不采”的小调。对他来说，信仰破灭是一竿子到底的，他不能理解主人为什么那么痛苦。布洛克在教堂告解，说为什么上帝躲在无用的应许和看不见的神秘当中，为什么不以一种精确的方式显明，以面对面的方式说话呢?“我不要信仰，我要知识，我不要猜测，我要事实。”布洛克说，我要相信，可我做不到。
理性主义的怀疑，只能在生命的活水里被释放。布洛克遇到了虔诚的信徒，到处流浪的马戏团小丑约瑟夫、玛丽亚和迈克一家。这显然是对逃往埃及途中的约瑟、玛丽亚和耶稣一家的隐喻。暗示着上帝的“道成肉身”仍在大地上继续。伯格曼以少见的温情镜头，描绘这一家人在颠沛流离中的喜乐。但约瑟夫的欢乐和琼斯不一样，不是投靠肉体的愉悦，而明明住在灵魂的安息与丰盛的生命里。一周前，研究东欧文学的朋友景凯旋对我说，没有喜乐，哪来的自由。贝多芬的《欢乐颂》就是自由颂，也唯有欢乐颂才是自由颂。我说是啊，可许多知识分子总是傲慢地以为，自由就是自由的痛苦，自由就是自由的怀疑。
布洛克和他们坐在草地上午餐，他看着自己的手，感到生命里的恩典从未离开过。他对玛丽亚说，“我的手它还能动，我的血液在里面流淌，太阳还在头顶。你在微笑，迈克已经睡着了，约瑟夫弹着自己创作的赞美诗，这一刻我永远不能忘记。”
我的伯格曼，难道你89年的生命，就不曾有过这样美好的、将一切怀疑都搂在怀里，就像父亲搂着孤儿的时刻吗。布洛克的妻子在晚餐前诵读《圣经·启示录》，说到世界的末日，复活的羔羊展开第七封印，在末日审判前，天堂沉默了约半个小时。但对马戏小丑约瑟夫来说，其实末日是好得无比的企盼。因为第七封印被展开之前的那句经文说，“宝座中的羔羊必收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伯格曼死了。生前他说，“经由死亡，我即化为乌有，穿过黑暗之门。等着我的，全是我无法控制、预料和安排的东西，对我来说，有如无底的恐惧深渊。”我们不信，因为我们信无能。穿过黑暗的玻璃，或者听见，或者一无所有。
无数影迷赞美和消费这位大师，我却为他不朽的灵魂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