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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位加拿大失踪孩子的母亲的故事。她们都在难以想象的痛苦中生存下来，并克服了这种遭遇给家庭生活带来的阴影，有的甚至毅然决然地开始帮助其他拥有同样灾难的家庭克服心理上的障碍。
雪莉·布朗
72岁的雪莉·布朗40多年来一直不知道她的大儿子罗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1968年，12岁的罗比在8月的一天突然失踪了，那天下午，雪莉-布朗带着罗比和还是婴儿的女儿凯瑟琳在离家不远的西姆科湖岸边度过了一个休闲的时光。罗比的两个弟弟都去了教堂组织的夏令营。下午4点左右，罗比离开母亲去干他每天的送报工作，并准备回家吃饭。然而，他失踪了——从此再也没有他的任何线索。
对于布朗来说，在得知儿子失踪的最初几个小时，她的痛苦来自意识到儿子并非还在回家的路上游荡，而随后的痛苦则来自几天的时间内一直受到警方的询问，再后来，到了9月的一个早晨，即失踪事件发生几个星期后，她的痛苦更来自醒来时，发现罗比再也不会开始他8年级学业了——一种怪异的空虚感受占据了心灵。当警方和人们的搜寻结束，留给这个家庭的是，舌可奈何之后，悲伤和恐惧就浸透了布朗的心灵，她十分害怕自己因此会精神失常。有时候，她站在厨房的洗菜池边，会不由自主地在一种强烈冲动的驱使下跑到街上，大声呼叫罗比的名字。
在罗比失踪大约两年后，布朗询问一名处理此案的警官，他认为自己的儿子是否还活着?这位警官以温和的语调告诉她，他认为她的儿子已不在人世，因为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罗比如果被人绑架到什么地方，一定会设法逃生的。于是布朗女士和丈夫对儿子生还不再抱有期望，而是将罗比视为逝者进行悼念。“我只是祈祷，无论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但愿他能在没有受多少折磨的情况下尽快离开人间。”
今天，多少年过去了，采访记者在用电话与住在汉密尔顿市的布朗女士谈话时，她的语调已经有了热情，笑声不时地传出。她告诉记者，她的丈夫已于2001年逝世，现在支撑她的精神支柱是信仰。“上苍带给我安宁，”布朗女士说道。
这些年来，她将自己曾经迷茫的故事和个人体验讲叙给别人听，“因为我决定用这些经历和体会来帮助类似的人摆脱困境，而不是沉溺其中。”
几年前所发生的一件事促使她更加积极地向公众公开她的心路历程。有人在罗比当年失踪的地方发现了人的头骨。可是当布朗与她的另一个儿子罗斯向安大略省警方查证时，警方已经无法找到有关罗比案件的档案。由于市一级警察局的多年变迁和电脑系统记录的多次处理，这些档案已经难以寻踪。
这一令布朗震惊的消息也解释了一个原因，为何她后来一直没有再听到有关儿子案件的任何消息：多年来，无论布朗一家人将家搬到何处，她都写信给安大略警方处理案件的专职部门，更新她的联系地址，以便获得最新的有关儿子的线索，例如发现尸体之类的信息。对于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无法获知失踪的真相是一件多么难以忍受的事。“我们总还是希望了解事情的真相，”布朗解释。
尽管这些档案后来经过多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但这件事使布朗一家人感到自己应该为那些处于类似情况的其他家庭提供更多的帮助，因为像罗比一样的少儿失踪案件这些年来仍时有发生。
布朗一家人创建了一个名叫“应对之勇气”的民间组织，向陷入同样遭遇的家庭提供一对一的协助，让那些愿意倾听不幸家庭遭遇的社会人士与他们进行家庭式的谈话，让受害家庭成员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能理解这种悲伤，”布朗说道。
朱迪·彼得逊
自从她14岁的女儿林德塞·尼科尔斯在1993年失踪后，53岁的朱迪·彼得逊就生活在一种负罪感之中——她没有能保障她大女儿的安全。“负罪感是我作为母亲的一个生活组成部分，”她说。“当一个孩子失踪后，负罪感犹如巨浪袭来。”
林德塞是一个有叛逆倾向的孩子，在她失踪之前，朱迪·彼得逊一家人刚从温哥华郊区的德尔塔搬到温哥华岛的考莫科斯山谷，而林德塞不喜欢新家，便离家出走，回到了原来居住的地方。三个月后，她同意返回新家考奠科斯山谷，但却坚持要住在一个领养儿童的家庭。她在那里住了三天，就去与以前的朋友聚会——很可能是沿途搭车去的。彼得逊说林德塞从此就失踪了。
16年过去了，在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某公司担任业务分析员的彼得逊依然没有女儿的任何消息。在女儿失踪的最初几个星期，彼得逊惊慌地多次打电话给女儿们的朋友们查询，并在温哥华各个她认为女儿可能会去的地方张贴寻人启事。她还催促警方帮助她寻找，起初却没有获得警方的积极回应，因为林德塞以前也有过离家出走的经历。虽然皇家骑警当局后来花费了大量时间和人力投入这个案子，从三百多个线索中进行排查，并对案件资料做了三次评审，但是彼得逊认为“最佳的破案机会”已经失去。
大约在林德塞失踪六个星期后，彼得逊发现了一个名叫“加拿大失踪儿童协会”的团体，该组织专门为像她这样的家庭提供调查帮助。工作人员给她寄来一张表格，随后派来一名调查员。“那时我确实很害怕，因为他们在分析案情后也感到很担心，”彼得逊回忆说。结果当时的调查一无所获。
随着时光的流逝，彼得逊不得不适应现实，并继续抚养小女儿。“吉姆当时11岁，我努力使日常生活尽可能保持常规状态——仍去上班，带小女儿去踢足球，遛狗……”在林德塞失踪后不久，彼得逊与丈夫离了婚(她后来又结了婚)。然而她从未放弃过寻找女儿，尽管女儿还活在人世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这位坚毅的女性这些年一直很关注各地发现尸体的报道，查询了数十件案件的情况。
到了2000年，鉴于在渥太华新建立了加拿大DNA资料库，彼得逊向有关方面提出对自己进行DNA检测，以便在这个资料库中对比，寻找是否有林德塞的DNA存在。可是得到的答复很令她吃惊——即林德塞的DNA是不可能在资料库中的。因为该资料库虽然保存有近15万被判定为罪犯的人的DNA样本和4.3万份取自犯罪现场证据的DNA数据。但它不保留所发现的人类遗体的DNA。
彼得逊从此开始了称之为“林德塞条款”的舆论行动。“如果我的女儿躺在了某个法医验尸房里，我有权利了解这一情况，”她指出。彼得逊于是游说一些有关的政界人士修改加拿大DNA识别条款，要求它包括人类遗体目录和失踪人员目录，以便作DNA对比。她写信给每一位国会议员阐述观点，她在警方召开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她多次会晤媒体讲述自己的经历，她关于修改条款的提议获得了不少公众的支持，包括下议院公共安全和国家保卫常设委员会以及好几名议员，如加里·鲁斯、马克·沃勒斯，他们都就这一议题递交了个人提案。不过，“林德塞条款”至今还没有在议会通过。
尽管如此，彼得逊仍不懈地进行呼 吁——为她自己和为加拿大近5000个失踪的人的家庭。当女儿的案子逐渐失去公众关注时，她感到自己似乎没有什么事可以继续去争取。不过自从投入到了为“林德塞条款”而奋斗的行动之中，“我感到我仍然在为寻找她而做着什么。”彼得逊强调。
威尔玛·德克森
对威尔玛·德克森来说，那是一个艰难的早晨。这位居住在加拿大温尼皮克的妇女，探访了一位其儿子和怀孕的儿媳在一场帮派争斗中被杀的母亲。警方随即开展了一场逮捕行动。德克森赶到那里是去安慰和帮助这位女性面对媒体的轮番采访。
通过“受害者之声”这一组织，德克森已经为十多个因社会犯罪行为而受到伤害的家庭提供了帮助——包括聆听受害者家属的倾诉，提供咨询、建议，参加冗长的法庭审判程序和假释听证会，协助受害者准备难以言辞的陈述……而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也是一位经历过担惊受怕，无能为力，担负着沉重负罪感的母亲。
1984年11月某天的一个寒冷的下午，德克森的大女儿，13岁的坎德斯在放学的路上失踪了，坎德斯在此之前曾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母亲说，她喜欢的一个男同学用雪涂在她的脸上。“她很害怕，”德克森回忆。而这就是母女俩最后一次对话。
坎德斯那天没有回到家里。在她失踪了7个星期之后，她的尸体在一个废弃的小屋里被发现——人被绑住，但身上没有被伤害的痕迹。女儿是在失踪的那天夜晚被冻死在那里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25年来这一案件一直悬而未决。
德克森的丈夫克里夫那时是当地的一名牧师，而她自己刚刚从大学的新闻专业毕业。夫妇俩抚养着三个孩子，只靠丈夫收入不高的薪水维持生计。坎德斯失踪的事件使这个家庭一下子暴露在新闻聚光灯下，家人们上电视乞求坎德斯能平安归来。“这是我们生活中最艰难的阶段，毫无自信而言。”德克森说道。
这位母亲深怀负罪感：自己为什么没有在女儿外出时好好地保护她?为什么当时没有开车把女儿接回来?接下来，一种来自外界的疑云笼罩在这个家庭：最早的报道说坎德斯是离家出走；克里夫被警方传唤，进行了测谎询问。“作为一个犯罪行为的牺牲品，我们感受着奇耻大辱，简直快崩溃了。”德克森说道。
在坎德斯尸体被发现的那天，另一个孩子被杀的男子探视了德克森的家。他告诉德克森夫妇，孩子被害后发生的事几乎毁了他：整个家庭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他失去了工作，不久妻子与他离了婚，他甚至丧失了对孩子的记忆。“这个男子说他是来告诫他们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德克森回忆说。
德克森作出了一个严肃的决定，不要让这个男子的悲剧影响自己的情绪。一家人开始谈起原谅这一命题，尽管“我自己也不能确信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她解释道。
德克森一家人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并认为无论是何人造成亲人的死亡都不要将伽恨隐藏心灵。“你不得不带着阵痛经历走出愤怒的情绪……然后，你将怀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以正面的心态继续生活下去。”德克森说道。
如今，20多年的岁月过去了，坎德斯的失踪以及死亡终于使德克森可能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2007年5月，警方逮捕了43岁，犯有严重性侵犯罪行的马克·埃德华德·格兰特，指控他是杀害坎德斯的凶手，并于2009年2月举行了首次听证预审。
德克森认为，对她来说，知道事实的真相，无论它是多么残酷，也比不知道原因为好。“我很同情那些永远得不到答案的家庭，”在谈到女儿时她说道。“坎德斯是个美丽的姑娘，她依然是我们家庭重要的一员，作为我的女儿，她生活在遥远的天际。”
雪莉·布朗
72岁的雪莉·布朗40多年来一直不知道她的大儿子罗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1968年，12岁的罗比在8月的一天突然失踪了，那天下午，雪莉-布朗带着罗比和还是婴儿的女儿凯瑟琳在离家不远的西姆科湖岸边度过了一个休闲的时光。罗比的两个弟弟都去了教堂组织的夏令营。下午4点左右，罗比离开母亲去干他每天的送报工作，并准备回家吃饭。然而，他失踪了——从此再也没有他的任何线索。
对于布朗来说，在得知儿子失踪的最初几个小时，她的痛苦来自意识到儿子并非还在回家的路上游荡，而随后的痛苦则来自几天的时间内一直受到警方的询问，再后来，到了9月的一个早晨，即失踪事件发生几个星期后，她的痛苦更来自醒来时，发现罗比再也不会开始他8年级学业了——一种怪异的空虚感受占据了心灵。当警方和人们的搜寻结束，留给这个家庭的是，舌可奈何之后，悲伤和恐惧就浸透了布朗的心灵，她十分害怕自己因此会精神失常。有时候，她站在厨房的洗菜池边，会不由自主地在一种强烈冲动的驱使下跑到街上，大声呼叫罗比的名字。
在罗比失踪大约两年后，布朗询问一名处理此案的警官，他认为自己的儿子是否还活着?这位警官以温和的语调告诉她，他认为她的儿子已不在人世，因为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罗比如果被人绑架到什么地方，一定会设法逃生的。于是布朗女士和丈夫对儿子生还不再抱有期望，而是将罗比视为逝者进行悼念。“我只是祈祷，无论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但愿他能在没有受多少折磨的情况下尽快离开人间。”
今天，多少年过去了，采访记者在用电话与住在汉密尔顿市的布朗女士谈话时，她的语调已经有了热情，笑声不时地传出。她告诉记者，她的丈夫已于2001年逝世，现在支撑她的精神支柱是信仰。“上苍带给我安宁，”布朗女士说道。
这些年来，她将自己曾经迷茫的故事和个人体验讲叙给别人听，“因为我决定用这些经历和体会来帮助类似的人摆脱困境，而不是沉溺其中。”
几年前所发生的一件事促使她更加积极地向公众公开她的心路历程。有人在罗比当年失踪的地方发现了人的头骨。可是当布朗与她的另一个儿子罗斯向安大略省警方查证时，警方已经无法找到有关罗比案件的档案。由于市一级警察局的多年变迁和电脑系统记录的多次处理，这些档案已经难以寻踪。
这一令布朗震惊的消息也解释了一个原因，为何她后来一直没有再听到有关儿子案件的任何消息：多年来，无论布朗一家人将家搬到何处，她都写信给安大略警方处理案件的专职部门，更新她的联系地址，以便获得最新的有关儿子的线索，例如发现尸体之类的信息。对于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无法获知失踪的真相是一件多么难以忍受的事。“我们总还是希望了解事情的真相，”布朗解释。
尽管这些档案后来经过多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但这件事使布朗一家人感到自己应该为那些处于类似情况的其他家庭提供更多的帮助，因为像罗比一样的少儿失踪案件这些年来仍时有发生。
布朗一家人创建了一个名叫“应对之勇气”的民间组织，向陷入同样遭遇的家庭提供一对一的协助，让那些愿意倾听不幸家庭遭遇的社会人士与他们进行家庭式的谈话，让受害家庭成员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能理解这种悲伤，”布朗说道。
朱迪·彼得逊
自从她14岁的女儿林德塞·尼科尔斯在1993年失踪后，53岁的朱迪·彼得逊就生活在一种负罪感之中——她没有能保障她大女儿的安全。“负罪感是我作为母亲的一个生活组成部分，”她说。“当一个孩子失踪后，负罪感犹如巨浪袭来。”
林德塞是一个有叛逆倾向的孩子，在她失踪之前，朱迪·彼得逊一家人刚从温哥华郊区的德尔塔搬到温哥华岛的考莫科斯山谷，而林德塞不喜欢新家，便离家出走，回到了原来居住的地方。三个月后，她同意返回新家考奠科斯山谷，但却坚持要住在一个领养儿童的家庭。她在那里住了三天，就去与以前的朋友聚会——很可能是沿途搭车去的。彼得逊说林德塞从此就失踪了。
16年过去了，在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某公司担任业务分析员的彼得逊依然没有女儿的任何消息。在女儿失踪的最初几个星期，彼得逊惊慌地多次打电话给女儿们的朋友们查询，并在温哥华各个她认为女儿可能会去的地方张贴寻人启事。她还催促警方帮助她寻找，起初却没有获得警方的积极回应，因为林德塞以前也有过离家出走的经历。虽然皇家骑警当局后来花费了大量时间和人力投入这个案子，从三百多个线索中进行排查，并对案件资料做了三次评审，但是彼得逊认为“最佳的破案机会”已经失去。
大约在林德塞失踪六个星期后，彼得逊发现了一个名叫“加拿大失踪儿童协会”的团体，该组织专门为像她这样的家庭提供调查帮助。工作人员给她寄来一张表格，随后派来一名调查员。“那时我确实很害怕，因为他们在分析案情后也感到很担心，”彼得逊回忆说。结果当时的调查一无所获。
随着时光的流逝，彼得逊不得不适应现实，并继续抚养小女儿。“吉姆当时11岁，我努力使日常生活尽可能保持常规状态——仍去上班，带小女儿去踢足球，遛狗……”在林德塞失踪后不久，彼得逊与丈夫离了婚(她后来又结了婚)。然而她从未放弃过寻找女儿，尽管女儿还活在人世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这位坚毅的女性这些年一直很关注各地发现尸体的报道，查询了数十件案件的情况。
到了2000年，鉴于在渥太华新建立了加拿大DNA资料库，彼得逊向有关方面提出对自己进行DNA检测，以便在这个资料库中对比，寻找是否有林德塞的DNA存在。可是得到的答复很令她吃惊——即林德塞的DNA是不可能在资料库中的。因为该资料库虽然保存有近15万被判定为罪犯的人的DNA样本和4.3万份取自犯罪现场证据的DNA数据。但它不保留所发现的人类遗体的DNA。
彼得逊从此开始了称之为“林德塞条款”的舆论行动。“如果我的女儿躺在了某个法医验尸房里，我有权利了解这一情况，”她指出。彼得逊于是游说一些有关的政界人士修改加拿大DNA识别条款，要求它包括人类遗体目录和失踪人员目录，以便作DNA对比。她写信给每一位国会议员阐述观点，她在警方召开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她多次会晤媒体讲述自己的经历，她关于修改条款的提议获得了不少公众的支持，包括下议院公共安全和国家保卫常设委员会以及好几名议员，如加里·鲁斯、马克·沃勒斯，他们都就这一议题递交了个人提案。不过，“林德塞条款”至今还没有在议会通过。
尽管如此，彼得逊仍不懈地进行呼 吁——为她自己和为加拿大近5000个失踪的人的家庭。当女儿的案子逐渐失去公众关注时，她感到自己似乎没有什么事可以继续去争取。不过自从投入到了为“林德塞条款”而奋斗的行动之中，“我感到我仍然在为寻找她而做着什么。”彼得逊强调。
威尔玛·德克森
对威尔玛·德克森来说，那是一个艰难的早晨。这位居住在加拿大温尼皮克的妇女，探访了一位其儿子和怀孕的儿媳在一场帮派争斗中被杀的母亲。警方随即开展了一场逮捕行动。德克森赶到那里是去安慰和帮助这位女性面对媒体的轮番采访。
通过“受害者之声”这一组织，德克森已经为十多个因社会犯罪行为而受到伤害的家庭提供了帮助——包括聆听受害者家属的倾诉，提供咨询、建议，参加冗长的法庭审判程序和假释听证会，协助受害者准备难以言辞的陈述……而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也是一位经历过担惊受怕，无能为力，担负着沉重负罪感的母亲。
1984年11月某天的一个寒冷的下午，德克森的大女儿，13岁的坎德斯在放学的路上失踪了，坎德斯在此之前曾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母亲说，她喜欢的一个男同学用雪涂在她的脸上。“她很害怕，”德克森回忆。而这就是母女俩最后一次对话。
坎德斯那天没有回到家里。在她失踪了7个星期之后，她的尸体在一个废弃的小屋里被发现——人被绑住，但身上没有被伤害的痕迹。女儿是在失踪的那天夜晚被冻死在那里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25年来这一案件一直悬而未决。
德克森的丈夫克里夫那时是当地的一名牧师，而她自己刚刚从大学的新闻专业毕业。夫妇俩抚养着三个孩子，只靠丈夫收入不高的薪水维持生计。坎德斯失踪的事件使这个家庭一下子暴露在新闻聚光灯下，家人们上电视乞求坎德斯能平安归来。“这是我们生活中最艰难的阶段，毫无自信而言。”德克森说道。
这位母亲深怀负罪感：自己为什么没有在女儿外出时好好地保护她?为什么当时没有开车把女儿接回来?接下来，一种来自外界的疑云笼罩在这个家庭：最早的报道说坎德斯是离家出走；克里夫被警方传唤，进行了测谎询问。“作为一个犯罪行为的牺牲品，我们感受着奇耻大辱，简直快崩溃了。”德克森说道。
在坎德斯尸体被发现的那天，另一个孩子被杀的男子探视了德克森的家。他告诉德克森夫妇，孩子被害后发生的事几乎毁了他：整个家庭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他失去了工作，不久妻子与他离了婚，他甚至丧失了对孩子的记忆。“这个男子说他是来告诫他们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德克森回忆说。
德克森作出了一个严肃的决定，不要让这个男子的悲剧影响自己的情绪。一家人开始谈起原谅这一命题，尽管“我自己也不能确信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她解释道。
德克森一家人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并认为无论是何人造成亲人的死亡都不要将伽恨隐藏心灵。“你不得不带着阵痛经历走出愤怒的情绪……然后，你将怀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以正面的心态继续生活下去。”德克森说道。
如今，20多年的岁月过去了，坎德斯的失踪以及死亡终于使德克森可能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2007年5月，警方逮捕了43岁，犯有严重性侵犯罪行的马克·埃德华德·格兰特，指控他是杀害坎德斯的凶手，并于2009年2月举行了首次听证预审。
德克森认为，对她来说，知道事实的真相，无论它是多么残酷，也比不知道原因为好。“我很同情那些永远得不到答案的家庭，”在谈到女儿时她说道。“坎德斯是个美丽的姑娘，她依然是我们家庭重要的一员，作为我的女儿，她生活在遥远的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