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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来词的界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同其他国家、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民族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等各种各样的交流形式，都为语言的接触提供了客观条件。词语的借用即为其中最常见的一种语言接触现象，于是外来词大量产生。那么，什么是外来词呢？史有为先生在《汉语外来词》一书中讲道：“在汉语中，一般来说，外来词是指在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借自相对应的该外族语词，并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化了的汉语词，严格地说，还应具备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期的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
据此定义以及在现汉词汇中存在的各样外来词语，我们可以将外来词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音译外来词：照着外来词的声音对译过来。例如：休克（[英]shock）。
（2）半译音半译义外来词：把一个外来词分成两半，一半音译，一半意译。例如：romanticism（浪漫主义）、Marxism（马克思主义）。
（3）译音加表义语素外来词：整个词音译后，外加一个表示义类的汉语语素。例如：car（卡车）、beer（啤酒）
（4）音译意译糅合的外来词：按照外来词的声音对译成汉语时，特意选用与原词意义相关的汉字。例如：gene（基因）、humor（幽默）
（5）日语借形词，例如：政党、唯物论、见习
二、现代汉语外来词中的异体并存现象及其原因
我们对岑麒祥的《汉语外来语词典》做了定量统计，并找出了词典中异体并存的外来词，把它们归并为一组，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可称其为“异体组”。比如：“师比、犀比、鲜卑、胥纰、犀纰、犀毗”即为一个异体组。这样的异体组共399个[984个词条，占所收词条总数（4307条）的22.9%]。其中有的异体组，可达到六体并存。比如，借自蒙语的“答剌孙”（黄酒的意思），就有“答剌孙、大剌孙、打剌苏、打剌孙、打剌酥、大辣酥”六种形体。语言讲究的是经济节约的原则，那么多的异体存在，势必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交际。那么，这种异体并存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呢？
首先，我们知道外来词最初是由个别翻译工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后为广大人群的日常交际所接受，从而最终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成员。但是由于翻译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翻译者不同，还由于翻译的时候个人采取的方式不同，就必然会把同一个外语词翻译成不同的词形。比如，ice cream就有多种译法：冰激凌，冰淇淋，冰其淋，冰搅凌，冰激淋等。用“搅”的时候，翻译者可能主观认为这种冷食的制作方法是把水、牛奶、鸡蛋等调和搅拌，然后冷冻而成。而有的人只考虑音译cream，所以用“其”“淇”，但又考虑到那是一种液体的东西，所以用“淇”。现在，我们去买冷饮，还能看到“冰激凌、冰淇淋”并存使用。
其次，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存在着大量音同、音近的词，因而也会有大量音同、音近的字，不管是词还是字都会造成异体并存的现象。尤其是在采用以直接音译的方法引进外来词时，会更容易受到同音词、同音字的影响，而不知道选用哪个来表音、记音为好。例如：“波查、波咤”“答布、塔布”“合里、合理”等。
再次，有的词语之所以会造成异体是由于所源自的语言不同，比如“埃及”一词，英语为Egypt,音译为“埃及”；阿拉伯语为Misr或Masr，音译为“密昔儿”。
三、关于规范的一些看法
为了避免异体并存所造成的交流上的不便，对于规范，我们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我们要遵守约定俗成的原则，一些已经被社会约定的外来词的书写形式，我们要继续遵守。比如，“牛顿”（[英]Newton）初译时有“奈端”“牛顿”二体，但现已被社会约定下来，采用“牛顿”一体，所以我们再使用“奈端”时，就会使人迷惑，甚至无法理解。类似的词语还有“吉布施、吉卜赛”“补丁、布丁”“达尔贝达、卡萨布兰卡”等。经过约定，后一种形式已经成为标准，被人们广泛使用。
对于语源不同所造成的外来词，要考虑外来词所源语言的影响力。还是以“埃及”一词为例，英语为Egypt,音译为“埃及”，阿拉伯语为Misr或Masr，音译为“密昔儿”。英语对我们国家以及在世界中的影响力要远超过阿拉伯语，因此，我们选用的形式是“埃及”。类似的词语还有很多，大部分为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翻译诸神名字的词语，由于它们分别借自希腊语和拉丁语，从而造成了异体并存的现象。我们在选用标准形式，废除异体时，要根据各词的使用频率，选择人们熟知常用的形式。如选择“雅典娜”[希腊]、废除“帕拉斯”[希腊]、“弥涅耳瓦”[拉丁]、“密涅瓦”[拉丁]等。
第二，在音译外来词时，最好能根据汉语与其他不同语种的语音对应规律，确定规范的“音标字”。尤其是在音译那些普通话中不存在的音节、音素时，更要明确“音标字”。比如，对唇齿浊擦音[v]音译时, 选用“伏”、“维”二字：volt（伏特）；vitamin（维他命）；venus（维纳斯）。“音标字”的确定，对规范异体并存的外来词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避免因同音、音近而造成的异体并存词的存在，而且也会为今后外来词的引进工作提供规范。
第三，引入新的借词时，最好能够利用大多数汉字的表意功能，多使用一些能反映外来词意义的汉字，在音译的同时糅合意译。汉字是意音文字，我们在初见一个词时，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根据这个词的书写形式来猜测它的意义，因此我们更不能忽视在音译外来词时汉字的表意作用。比如借自女真族的词语“阿妈”、“阿马”（父亲的意思），如果选用第一个形式，我们很难根据“妈”字想象到这个词的意思是表明男性身份的父亲，因此，建议使用第二种写法。
最后，外来词还有部分同形词存在，在使用中会对理解造成困扰，这时我们便可采用同音异形字或音近的字来分化这些同形的外来词，以求达到表意的明确性。比如，“黑格尔”[德]，既是Hegel，又是Haeckel的音译。Hegel是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现已经规范地译为“黑格尔”，废除异体“黑该尔”。而Haeckel是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极力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如果再使用“黑格尔”的形式，肯定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因此采用“海克尔”，废除“黑格尔”。再如“盾”既是荷兰的货币单位，又是越南的货币单位。但“盾”在荷兰语表单位时是“古尔盾”的省称，因此在具体使用中，尤其是在两个单位并举的时候，一定要注明语源，或者不用省称。
参考文献：
[1]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胡瑞昌.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
（生 辉，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同其他国家、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民族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等各种各样的交流形式，都为语言的接触提供了客观条件。词语的借用即为其中最常见的一种语言接触现象，于是外来词大量产生。那么，什么是外来词呢？史有为先生在《汉语外来词》一书中讲道：“在汉语中，一般来说，外来词是指在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借自相对应的该外族语词，并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化了的汉语词，严格地说，还应具备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期的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
据此定义以及在现汉词汇中存在的各样外来词语，我们可以将外来词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音译外来词：照着外来词的声音对译过来。例如：休克（[英]shock）。
（2）半译音半译义外来词：把一个外来词分成两半，一半音译，一半意译。例如：romanticism（浪漫主义）、Marxism（马克思主义）。
（3）译音加表义语素外来词：整个词音译后，外加一个表示义类的汉语语素。例如：car（卡车）、beer（啤酒）
（4）音译意译糅合的外来词：按照外来词的声音对译成汉语时，特意选用与原词意义相关的汉字。例如：gene（基因）、humor（幽默）
（5）日语借形词，例如：政党、唯物论、见习
二、现代汉语外来词中的异体并存现象及其原因
我们对岑麒祥的《汉语外来语词典》做了定量统计，并找出了词典中异体并存的外来词，把它们归并为一组，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可称其为“异体组”。比如：“师比、犀比、鲜卑、胥纰、犀纰、犀毗”即为一个异体组。这样的异体组共399个[984个词条，占所收词条总数（4307条）的22.9%]。其中有的异体组，可达到六体并存。比如，借自蒙语的“答剌孙”（黄酒的意思），就有“答剌孙、大剌孙、打剌苏、打剌孙、打剌酥、大辣酥”六种形体。语言讲究的是经济节约的原则，那么多的异体存在，势必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交际。那么，这种异体并存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呢？
首先，我们知道外来词最初是由个别翻译工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后为广大人群的日常交际所接受，从而最终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成员。但是由于翻译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翻译者不同，还由于翻译的时候个人采取的方式不同，就必然会把同一个外语词翻译成不同的词形。比如，ice cream就有多种译法：冰激凌，冰淇淋，冰其淋，冰搅凌，冰激淋等。用“搅”的时候，翻译者可能主观认为这种冷食的制作方法是把水、牛奶、鸡蛋等调和搅拌，然后冷冻而成。而有的人只考虑音译cream，所以用“其”“淇”，但又考虑到那是一种液体的东西，所以用“淇”。现在，我们去买冷饮，还能看到“冰激凌、冰淇淋”并存使用。
其次，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存在着大量音同、音近的词，因而也会有大量音同、音近的字，不管是词还是字都会造成异体并存的现象。尤其是在采用以直接音译的方法引进外来词时，会更容易受到同音词、同音字的影响，而不知道选用哪个来表音、记音为好。例如：“波查、波咤”“答布、塔布”“合里、合理”等。
再次，有的词语之所以会造成异体是由于所源自的语言不同，比如“埃及”一词，英语为Egypt,音译为“埃及”；阿拉伯语为Misr或Masr，音译为“密昔儿”。
三、关于规范的一些看法
为了避免异体并存所造成的交流上的不便，对于规范，我们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我们要遵守约定俗成的原则，一些已经被社会约定的外来词的书写形式，我们要继续遵守。比如，“牛顿”（[英]Newton）初译时有“奈端”“牛顿”二体，但现已被社会约定下来，采用“牛顿”一体，所以我们再使用“奈端”时，就会使人迷惑，甚至无法理解。类似的词语还有“吉布施、吉卜赛”“补丁、布丁”“达尔贝达、卡萨布兰卡”等。经过约定，后一种形式已经成为标准，被人们广泛使用。
对于语源不同所造成的外来词，要考虑外来词所源语言的影响力。还是以“埃及”一词为例，英语为Egypt,音译为“埃及”，阿拉伯语为Misr或Masr，音译为“密昔儿”。英语对我们国家以及在世界中的影响力要远超过阿拉伯语，因此，我们选用的形式是“埃及”。类似的词语还有很多，大部分为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翻译诸神名字的词语，由于它们分别借自希腊语和拉丁语，从而造成了异体并存的现象。我们在选用标准形式，废除异体时，要根据各词的使用频率，选择人们熟知常用的形式。如选择“雅典娜”[希腊]、废除“帕拉斯”[希腊]、“弥涅耳瓦”[拉丁]、“密涅瓦”[拉丁]等。
第二，在音译外来词时，最好能根据汉语与其他不同语种的语音对应规律，确定规范的“音标字”。尤其是在音译那些普通话中不存在的音节、音素时，更要明确“音标字”。比如，对唇齿浊擦音[v]音译时, 选用“伏”、“维”二字：volt（伏特）；vitamin（维他命）；venus（维纳斯）。“音标字”的确定，对规范异体并存的外来词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避免因同音、音近而造成的异体并存词的存在，而且也会为今后外来词的引进工作提供规范。
第三，引入新的借词时，最好能够利用大多数汉字的表意功能，多使用一些能反映外来词意义的汉字，在音译的同时糅合意译。汉字是意音文字，我们在初见一个词时，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根据这个词的书写形式来猜测它的意义，因此我们更不能忽视在音译外来词时汉字的表意作用。比如借自女真族的词语“阿妈”、“阿马”（父亲的意思），如果选用第一个形式，我们很难根据“妈”字想象到这个词的意思是表明男性身份的父亲，因此，建议使用第二种写法。
最后，外来词还有部分同形词存在，在使用中会对理解造成困扰，这时我们便可采用同音异形字或音近的字来分化这些同形的外来词，以求达到表意的明确性。比如，“黑格尔”[德]，既是Hegel，又是Haeckel的音译。Hegel是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现已经规范地译为“黑格尔”，废除异体“黑该尔”。而Haeckel是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极力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如果再使用“黑格尔”的形式，肯定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因此采用“海克尔”，废除“黑格尔”。再如“盾”既是荷兰的货币单位，又是越南的货币单位。但“盾”在荷兰语表单位时是“古尔盾”的省称，因此在具体使用中，尤其是在两个单位并举的时候，一定要注明语源，或者不用省称。
参考文献：
[1]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胡瑞昌.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
（生 辉，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