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集团反革命案进行公开审判。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当时，张思之任“两案辩护律师小组”组长。在他后来的回忆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
　　1980年11月13日，司法部常务副部长陈卓对张思之说：“今天李作鹏提出来要律师。李作鹏脑子转得特快，真的需要像你这样的专业律师去对付他，你去吧。”张思之说：“他拿枪杆子的人，怎么会脑子转得特快？”陈卓说：“你不了解他，这个人应当说是破译密码的专家。伍总长（伍修权，‘两案’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判长）告诉我，这个人特难对付，又臭又硬。在过草地的时候，伍总长是李作鹏的直接上司，很了解李作鹏，所以不可以掉以轻心。”
　　李作鹏是林彪“四大干将”之一。这时，李作鹏没在监狱，他因为有心脏病，在复兴医院治疗。复兴医院当时是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给被关押的要犯治病的地方，是归公安部管的。居住条件好些，但门口有人守着，还是监狱里的待遇。
　　张思之和华东政法学院的苏惠渔，见到李作鹏后，说要做他的辩护律师，问他同意不同意，同意就签委托书。手续办完后，张思之问李作鹏对起诉书有什么意见，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放飞林彪”。张思之回忆道：“李作鹏一直不服，而且他不是狡辩，他讲：‘是我李作鹏的，我绝对不推，我自信我的两个肩膀撑得起。不是我的，休想放到我头上。’应该说，李作鹏还是一条汉子。后来审判的时候，邱会作在法庭上跪下了，吴法宪一再装模作样地讲，怕林彪，服从林彪，拍过林彪的马屁。李作鹏自始至终，一句这样的话都没有。”
　　李作鹏待审期间，天天都在写，不知道在写什么。伍修权知道李作鹏的脾气，担心他在法庭上扯出“多余的东西”，就让张思之他们去打探。张思之他们去见李作鹏时，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然后再次交代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扼要说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最后陈述”权。李作鹏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最后陈述。”张思之正专注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随后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


　　审判时，按照程序，法庭要李作鹏做最后陈述。一般来说，最后陈述就是表个态。结果，李作鹏从棉袄口袋里拿出了那份稿子，一字不差地念了起来。
　　伍修权和李作鹏两个人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伍修权是李作鹏的老上级，李作鹏当然怵他。但是伍修权又知道李作鹏这个人不好弄，他最担心李作鹏在法庭上会讲出一些比如路线斗争的话，比如涉及毛泽东、表扬林彪的话。他不愿意让李作鹏放开了讲，但又不制止。他只是说：“李作鹏啊，你身体不好，是不是不讲这么多啊，你写个材料给我，我看材料就可以了，也一定会听你的意见。”李作鹏坚持要自己念完。有一次李作鹏在法庭上吸了好几回氧，伍修权借机说：“李作鹏啊，是不是不讲这么多？”“不，我要讲完。”李作鹏一点都没客气，而且是“我一定要讲完”。张思之感慨：“所以我说像伍修权，虽然不是搞法律的人，但是审判作风倒是很民主。”
　　李作鹏的案子，辩护律师给他抹了两条很重要的罪名：第一是参与在南方另立党中央；第二是参与谋杀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张思之表示：“应该说，这两个计划都有，都很详细，但我们调查时发现，李作鹏根本不知情，而且有证据证明他不知道，没有证据证明他知道。这两条罪状，起诉书里都有，我们把它给抹掉了，终审判决也没有再提。”
　　最后，法庭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
　　因“两案”受审的10名主犯中，只有5人要了辩护律师。辩护律师触及了全部48条罪名中的13条，并成功抹去了7条。审判过程中，“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彭真多次对律师的工作提出表扬，说：“还是应当放开，让律师去辩。”
　　（摘自《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