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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之前多有学者认为榆林窟15窟前室北壁之毗沙门天王所持宝鼠来源于西域鼠神崇拜。在实地考察后，笔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该宝鼠并非西域鼠神崇拜的产物，而应该是直接继承了印度佛教美术中的既定样式。本文对相关图像和佛典进行分析，以探讨该宝鼠之来源。
关键词：毗沙门天王；宝鼠；俱毗罗
榆林窟15窟前室北壁绘有一铺毗沙门天王像（图1），该天王不着甲胄，上身赤裸，腹大体肥，双目圆瞪，头戴高冠，冠饰模糊不清，附有马蹄形头光，发披双肩，颈戴繁复项饰，身披璎珞，佩戴臂玔、腕钏及踝钏，左手握口吐宝珠的宝鼠，右手持宝棒，游戏姿坐于一有靠背的方形宝座，头上悬华盖，左足踏莲花，一反天王传统形象，其左侧力士持宝袋与宝珠，右侧胁侍奉宝盘，身后菩提树丛中迦陵频伽奏乐，飞天散花于空中。查考佛典发现，该天王之形象颇近于《修药师仪轨布坛法》中对药叉大将的描述①。此天王所持宝鼠形象尤为特殊，通体呈赤红色，其背上镶满金钮，金钮上嵌有红、绿、蓝色的宝石，嘴中向外吐出各色宝珠。
关于该图像中毗沙门天王所持宝鼠，许多学者都认为其源于西域于阗的鼠神崇拜，主要依据为《大唐西域记》所载的鼠壤坟传说：“昔者匈奴率数十万众，寇掠边城……时瞿萨旦那②王率数万兵，恐力不敌……苟复设祭，焚香请鼠……其夜瞿萨旦那王梦见大鼠曰：‘敬欲相助，愿早治兵。旦日合战，必当克胜。’王知有灵祐，遂整戎马……匈奴之闻也，莫不惧焉，方欲驾乘被铠，而诸马鞍、人服、弓弦、甲经链，凡厥带系，鼠皆啮断。兵寇既临，面缚受戮……匈奴震摄，以为神灵所祐也③”，加上《大唐西域记》记载了毗沙门天王和于阗的密切关系，此外还有“毗沙门天王与舍利弗决海建于阗”的传说。这些确实能够说明毗沙门天王与鼠神同为于阗的保护神，且二者具有诸多相似性。故而之前学者认为宝鼠出现在毗沙门天王的形象中名正言顺，并提出“宝鼠源于西域鼠神崇拜”一说。
笔者在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榆林窟15窟之宝鼠并非西域鼠神崇拜的产物。之所以持有此种观点，主要有三个理由：
首先，几乎所有关于西域神鼠的描述与此宝鼠的形象均不符合。关于西域神鼠的形象，《大唐西域记》载为：“鼠大如蝟，其毛则金银异色，为其群之酋长”，刘宋时刘敬叔《异苑》卷三有记：“西域有鼠王国……大鼠头悉已白，然带金环枷”。显而易见，榆林窟15窟中的宝鼠形象与这些描述相距很远。
第二，1900年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寺院遗址中，发现了一块奇异的鼠头神像版画，该画像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在《沙埋和阗废墟记》一书中，斯坦因对鼠头神像版画有详细的记述：“无疑这是信徒们的贡献品……上面画着一个鼠头半身人像，坐在两个侍者中间，头戴一顶王冠。……这显然画的是众神鼠之王……这个鼠头像的神圣特征，鲜明地表现在环绕他的椭圆形光环或晕光上，也表现在他左方一个手持叶形长扇的侍者的敬仰姿态上”。斯坦因在于阗地区发现的鼠头神像版画说明当地已经将鼠神设为独立的神祇，如果按来源西域一说，必然存在两神组合的情况，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将其中一位降低身份成为另一位的持物。
第三，榆林窟15窟毗沙门天王所持宝鼠身镶金钮，钮嵌宝石，口吐宝珠，这一形象特征毫无疑问地显示了其与财富之间的联系，而文献中所记载的西域神鼠皆无显示具有类似的财富属性。
以上三点足可证明榆林窟15窟的宝鼠与西域鼠神崇拜并无实际关系，笔者认为该宝鼠应该是直接延续并继承了印度佛教美术的传统。拙稿《大昭寺松赞干布自修室壁画内容辨识》中曾讨论过自修室中壁画主尊与榆林窟15窟毗沙门天王之间的关系，认为后者的图像样式应该来源于前者④，同时将此类图像向前追溯至犍陀罗佛教美术中俱毗罗的形象⑤。
俱毗罗⑥为毗沙门天王之别名。梁僧伽婆罗所译《阿育王经》中云：“复语鸠鞞罗言。汝于北方当护佛法⑦”，此部较早的佛典中点明鸠鞞罗即北方守护神。另唐不空所译《毗沙门天王经》曰：“若见毗沙门俱尾罗财施。获得大智慧⑧”。此处则反映出俱尾罗的财富属性。不难看出，在这些经典中俱毗罗与毗沙门天王基本是以同一身份出现。
图2为出土于北印度，现藏圣安东尼奥艺术博物馆的俱毗罗砂岩雕塑。该形象身体丰圆，上身赤裸，头戴宝冠，附有花瓣状头光，颈戴一串繁复项饰，双耳戴铛，身披璎珞，佩戴臂玔，左手持口中吐物的宝鼠，右手持一盒状物，以游戏姿坐于宝座上，头光两侧各有一飞天。右侧胁侍为丰乳细腰的女性形象，手捧瓶状物。此形象与榆林窟15窟的毗沙门天王形象几乎完全一致。
通过对现存俱毗罗的形象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佛教的起源地印度（特别是8世纪后），宝鼠作为俱毗罗的持物已经约定俗成。榆林窟15窟毗沙门天王样式来自吐蕃，吐蕃藏传佛教美术源于印度，故其所持宝鼠自然不是受西域鼠神信仰的影响，而是直接继承并引用了印度佛教美术中这一固定样式。在印度以宝鼠表明俱毗罗宝藏神的身份，可能与其盛行鼠信仰有关，据《宋高僧传》卷二《善无畏传》载：“畏复至乌苌国，有白鼠驯绕，日献金钱⑨”。不过，俱毗罗所持的宝鼠亦有其独特的来源。
早在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就有关于俱毗罗的记载：“俱毗罗修行千年，梵天封其为守护北方之神，同时将象征财富的天车赐给他”。由此可以看出，在古印度，俱毗罗有着守护神和宝藏神的双重神格。早期俱毗罗形象通常一手持棒状武器，表明其守护属性；一手持宝匣或者宝袋，表明其财富属性。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俱毗罗并无手持宝鼠的样式。
8至9世纪左右，俱毗罗的形象逐渐转化为两类：一为持棒状武器与宝鼠；还有一类持宝匣与宝鼠——着重强调了其财富属性。我们主要讨论前者与早期俱毗罗形象的关系，可以看出：棒状武器前后并未发生变化，所以宝鼠应该是延续了宝匣或宝袋的象征意义⑩。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可能与古时中亚地区，人们以鼠鼬皮制作钱包或珠宝袋的习俗有关。在使用鼠鼬皮所制成的钱袋时，从鼠鼬的口中可以倒出硬币、宝石或者子安贝壳B11。俱毗罗手中“口吐宝珠的宝鼠”则是对这种现实情况最为形象的反映。我们可作大致推测：俱毗罗手中原本的宝匣、宝袋曾过渡为鼠鼬皮所制成的钱袋，最后逐渐演变为宝鼠。其中，有关宝袋与宝鼠的过渡形式例证不多，以摩羯陀地區的俱毗罗形象为例，其持物有时会出现袋口为鼠鼬头状的细长口袋B12。笔者日前考察甘肃瓜州东千佛洞第5窟时，发现了该过渡形式在我国的罕见例证，拙稿《瓜州东千佛洞第五窟毗沙门天王持物浅析》B13已作相关阐述。 至此，我们大致梳理了印度俱毗罗所持宝鼠的来源，此亦为榆林窟15窟毗沙门天王所持宝鼠之正源。根据现有资料，印度手持宝鼠的俱毗罗形象大致出现在公元8世纪左右。按流传时间先后的角度考虑：从大昭寺松赞干布自修室壁画（初唐）中毗沙门天王手持匣状物，至榆林窟15窟壁画（中唐）中毗沙门天王手持宝鼠，这一过程也十分符合逻辑。
当时的吐蕃乐于接受这种图像形式，除了忠实于佛教美术原本的图像规制外，与当地对鼠这种生物的态度也有一定的關系。《太平御览》中记载：吐蕃有草，名石速古，“有鼠，长于常鼠，每二三十同一穴。至秋，鼠皆收此草为藏，多者至数石。俗亦掘草根食之，而留给鼠粮。其国禁杀鼠，杀者辄加罪，俗亦爱之不杀也B14”。由此可知，当时吐蕃十分敬鼠爱鼠。此外，藏传佛教相关传说中对俱毗罗手持宝鼠也有相关解释：相传俱毗罗曾经打败过那迦B15，所以将手持鼠鼬作为其胜利的象征——因为鼠鼬是财富的守护者龙或蛇在传统意义上的天敌。
关于毗沙门天王手中这种鼠类持物的中文名称十分不统一，有“宝鼠”、“吐宝鼠”、“猫鼬”、“鼠鼬”等多种说法。在此笔者建议根据其来源，统一将其称作“吐宝鼠鼬”。综上所述，榆林窟15窟毗沙门天王所持吐宝鼠鼬并非来源于西域鼠神崇拜，而是来源于印度佛教美术中俱毗罗的持物样式。
注释：①《大正藏》第19册《修药师仪轨布坛法》有云：“药叉大将。右手各结自印当胸。左手皆持宝鼠，口吐宝珠。众宝庄严。身着天衣。腹大体胖。形象可畏。皆犹帝王游戏而坐”。
②瞿萨旦那国即于阗。
③玄奘.大唐西域记[M].董志翘，译注.中华书局，2012：732.
④值得一提的是敦煌研究院将本文所述壁画的绘制时间确定在中唐，此时正值吐蕃占领敦煌地区。
⑤张聪.大昭寺松赞干布自修室壁画内容辨识[J].大众文艺，2013（2）.
⑥另译作“鸠鞞罗”、“ 俱尾罗”等。
⑦《大正藏》第50册《阿育王经》卷第六。
⑧《大正藏》第21册《毗沙门天王经》。
⑨《大正藏》第50册《宋高僧传》卷第二。
⑩上述松赞干布自修室中主尊形象与榆林窟15窟毗沙门天王形象正是这种转化过程的体现。
B11罗伯特·比尔.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M].向红笳，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204-205.
B12Alice Getty.the Gods of Northern Buddhism.1914：140.
B13张聪.瓜州东千佛洞第五窟毗沙门天王持物浅析[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3（12）.
B14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一一）[M].中华书局，1960：4036.
B15古印度神话中类似蛇的一种神秘生物，与财富有密切联系，佛教中亦解释为“龙”。
参考文献：
[1] 李凇.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M].中华书局，2002.
[2] 宫治昭.犍陀罗美术寻踪[M].李萍，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张聪（1989—），男，江苏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
关键词：毗沙门天王；宝鼠；俱毗罗
榆林窟15窟前室北壁绘有一铺毗沙门天王像（图1），该天王不着甲胄，上身赤裸，腹大体肥，双目圆瞪，头戴高冠，冠饰模糊不清，附有马蹄形头光，发披双肩，颈戴繁复项饰，身披璎珞，佩戴臂玔、腕钏及踝钏，左手握口吐宝珠的宝鼠，右手持宝棒，游戏姿坐于一有靠背的方形宝座，头上悬华盖，左足踏莲花，一反天王传统形象，其左侧力士持宝袋与宝珠，右侧胁侍奉宝盘，身后菩提树丛中迦陵频伽奏乐，飞天散花于空中。查考佛典发现，该天王之形象颇近于《修药师仪轨布坛法》中对药叉大将的描述①。此天王所持宝鼠形象尤为特殊，通体呈赤红色，其背上镶满金钮，金钮上嵌有红、绿、蓝色的宝石，嘴中向外吐出各色宝珠。
关于该图像中毗沙门天王所持宝鼠，许多学者都认为其源于西域于阗的鼠神崇拜，主要依据为《大唐西域记》所载的鼠壤坟传说：“昔者匈奴率数十万众，寇掠边城……时瞿萨旦那②王率数万兵，恐力不敌……苟复设祭，焚香请鼠……其夜瞿萨旦那王梦见大鼠曰：‘敬欲相助，愿早治兵。旦日合战，必当克胜。’王知有灵祐，遂整戎马……匈奴之闻也，莫不惧焉，方欲驾乘被铠，而诸马鞍、人服、弓弦、甲经链，凡厥带系，鼠皆啮断。兵寇既临，面缚受戮……匈奴震摄，以为神灵所祐也③”，加上《大唐西域记》记载了毗沙门天王和于阗的密切关系，此外还有“毗沙门天王与舍利弗决海建于阗”的传说。这些确实能够说明毗沙门天王与鼠神同为于阗的保护神，且二者具有诸多相似性。故而之前学者认为宝鼠出现在毗沙门天王的形象中名正言顺，并提出“宝鼠源于西域鼠神崇拜”一说。
笔者在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榆林窟15窟之宝鼠并非西域鼠神崇拜的产物。之所以持有此种观点，主要有三个理由：
首先，几乎所有关于西域神鼠的描述与此宝鼠的形象均不符合。关于西域神鼠的形象，《大唐西域记》载为：“鼠大如蝟，其毛则金银异色，为其群之酋长”，刘宋时刘敬叔《异苑》卷三有记：“西域有鼠王国……大鼠头悉已白，然带金环枷”。显而易见，榆林窟15窟中的宝鼠形象与这些描述相距很远。
第二，1900年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寺院遗址中，发现了一块奇异的鼠头神像版画，该画像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在《沙埋和阗废墟记》一书中，斯坦因对鼠头神像版画有详细的记述：“无疑这是信徒们的贡献品……上面画着一个鼠头半身人像，坐在两个侍者中间，头戴一顶王冠。……这显然画的是众神鼠之王……这个鼠头像的神圣特征，鲜明地表现在环绕他的椭圆形光环或晕光上，也表现在他左方一个手持叶形长扇的侍者的敬仰姿态上”。斯坦因在于阗地区发现的鼠头神像版画说明当地已经将鼠神设为独立的神祇，如果按来源西域一说，必然存在两神组合的情况，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将其中一位降低身份成为另一位的持物。
第三，榆林窟15窟毗沙门天王所持宝鼠身镶金钮，钮嵌宝石，口吐宝珠，这一形象特征毫无疑问地显示了其与财富之间的联系，而文献中所记载的西域神鼠皆无显示具有类似的财富属性。
以上三点足可证明榆林窟15窟的宝鼠与西域鼠神崇拜并无实际关系，笔者认为该宝鼠应该是直接延续并继承了印度佛教美术的传统。拙稿《大昭寺松赞干布自修室壁画内容辨识》中曾讨论过自修室中壁画主尊与榆林窟15窟毗沙门天王之间的关系，认为后者的图像样式应该来源于前者④，同时将此类图像向前追溯至犍陀罗佛教美术中俱毗罗的形象⑤。
俱毗罗⑥为毗沙门天王之别名。梁僧伽婆罗所译《阿育王经》中云：“复语鸠鞞罗言。汝于北方当护佛法⑦”，此部较早的佛典中点明鸠鞞罗即北方守护神。另唐不空所译《毗沙门天王经》曰：“若见毗沙门俱尾罗财施。获得大智慧⑧”。此处则反映出俱尾罗的财富属性。不难看出，在这些经典中俱毗罗与毗沙门天王基本是以同一身份出现。
图2为出土于北印度，现藏圣安东尼奥艺术博物馆的俱毗罗砂岩雕塑。该形象身体丰圆，上身赤裸，头戴宝冠，附有花瓣状头光，颈戴一串繁复项饰，双耳戴铛，身披璎珞，佩戴臂玔，左手持口中吐物的宝鼠，右手持一盒状物，以游戏姿坐于宝座上，头光两侧各有一飞天。右侧胁侍为丰乳细腰的女性形象，手捧瓶状物。此形象与榆林窟15窟的毗沙门天王形象几乎完全一致。
通过对现存俱毗罗的形象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佛教的起源地印度（特别是8世纪后），宝鼠作为俱毗罗的持物已经约定俗成。榆林窟15窟毗沙门天王样式来自吐蕃，吐蕃藏传佛教美术源于印度，故其所持宝鼠自然不是受西域鼠神信仰的影响，而是直接继承并引用了印度佛教美术中这一固定样式。在印度以宝鼠表明俱毗罗宝藏神的身份，可能与其盛行鼠信仰有关，据《宋高僧传》卷二《善无畏传》载：“畏复至乌苌国，有白鼠驯绕，日献金钱⑨”。不过，俱毗罗所持的宝鼠亦有其独特的来源。
早在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就有关于俱毗罗的记载：“俱毗罗修行千年，梵天封其为守护北方之神，同时将象征财富的天车赐给他”。由此可以看出，在古印度，俱毗罗有着守护神和宝藏神的双重神格。早期俱毗罗形象通常一手持棒状武器，表明其守护属性；一手持宝匣或者宝袋，表明其财富属性。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俱毗罗并无手持宝鼠的样式。
8至9世纪左右，俱毗罗的形象逐渐转化为两类：一为持棒状武器与宝鼠；还有一类持宝匣与宝鼠——着重强调了其财富属性。我们主要讨论前者与早期俱毗罗形象的关系，可以看出：棒状武器前后并未发生变化，所以宝鼠应该是延续了宝匣或宝袋的象征意义⑩。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可能与古时中亚地区，人们以鼠鼬皮制作钱包或珠宝袋的习俗有关。在使用鼠鼬皮所制成的钱袋时，从鼠鼬的口中可以倒出硬币、宝石或者子安贝壳B11。俱毗罗手中“口吐宝珠的宝鼠”则是对这种现实情况最为形象的反映。我们可作大致推测：俱毗罗手中原本的宝匣、宝袋曾过渡为鼠鼬皮所制成的钱袋，最后逐渐演变为宝鼠。其中，有关宝袋与宝鼠的过渡形式例证不多，以摩羯陀地區的俱毗罗形象为例，其持物有时会出现袋口为鼠鼬头状的细长口袋B12。笔者日前考察甘肃瓜州东千佛洞第5窟时，发现了该过渡形式在我国的罕见例证，拙稿《瓜州东千佛洞第五窟毗沙门天王持物浅析》B13已作相关阐述。 至此，我们大致梳理了印度俱毗罗所持宝鼠的来源，此亦为榆林窟15窟毗沙门天王所持宝鼠之正源。根据现有资料，印度手持宝鼠的俱毗罗形象大致出现在公元8世纪左右。按流传时间先后的角度考虑：从大昭寺松赞干布自修室壁画（初唐）中毗沙门天王手持匣状物，至榆林窟15窟壁画（中唐）中毗沙门天王手持宝鼠，这一过程也十分符合逻辑。
当时的吐蕃乐于接受这种图像形式，除了忠实于佛教美术原本的图像规制外，与当地对鼠这种生物的态度也有一定的關系。《太平御览》中记载：吐蕃有草，名石速古，“有鼠，长于常鼠，每二三十同一穴。至秋，鼠皆收此草为藏，多者至数石。俗亦掘草根食之，而留给鼠粮。其国禁杀鼠，杀者辄加罪，俗亦爱之不杀也B14”。由此可知，当时吐蕃十分敬鼠爱鼠。此外，藏传佛教相关传说中对俱毗罗手持宝鼠也有相关解释：相传俱毗罗曾经打败过那迦B15，所以将手持鼠鼬作为其胜利的象征——因为鼠鼬是财富的守护者龙或蛇在传统意义上的天敌。
关于毗沙门天王手中这种鼠类持物的中文名称十分不统一，有“宝鼠”、“吐宝鼠”、“猫鼬”、“鼠鼬”等多种说法。在此笔者建议根据其来源，统一将其称作“吐宝鼠鼬”。综上所述，榆林窟15窟毗沙门天王所持吐宝鼠鼬并非来源于西域鼠神崇拜，而是来源于印度佛教美术中俱毗罗的持物样式。
注释：①《大正藏》第19册《修药师仪轨布坛法》有云：“药叉大将。右手各结自印当胸。左手皆持宝鼠，口吐宝珠。众宝庄严。身着天衣。腹大体胖。形象可畏。皆犹帝王游戏而坐”。
②瞿萨旦那国即于阗。
③玄奘.大唐西域记[M].董志翘，译注.中华书局，2012：732.
④值得一提的是敦煌研究院将本文所述壁画的绘制时间确定在中唐，此时正值吐蕃占领敦煌地区。
⑤张聪.大昭寺松赞干布自修室壁画内容辨识[J].大众文艺，2013（2）.
⑥另译作“鸠鞞罗”、“ 俱尾罗”等。
⑦《大正藏》第50册《阿育王经》卷第六。
⑧《大正藏》第21册《毗沙门天王经》。
⑨《大正藏》第50册《宋高僧传》卷第二。
⑩上述松赞干布自修室中主尊形象与榆林窟15窟毗沙门天王形象正是这种转化过程的体现。
B11罗伯特·比尔.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M].向红笳，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204-205.
B12Alice Getty.the Gods of Northern Buddhism.1914：140.
B13张聪.瓜州东千佛洞第五窟毗沙门天王持物浅析[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3（12）.
B14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一一）[M].中华书局，1960：4036.
B15古印度神话中类似蛇的一种神秘生物，与财富有密切联系，佛教中亦解释为“龙”。
参考文献：
[1] 李凇.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M].中华书局，2002.
[2] 宫治昭.犍陀罗美术寻踪[M].李萍，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张聪（1989—），男，江苏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