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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初，李立三因“立三路线”错误离开党中央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查。李立三走后不久，12月17日上午，张沈川等在上海遭敌人逮捕，由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等继续在上海设立地下电台，坚持开展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的通讯联络工作。
据毛齐华同志回忆：
曾三、伍云甫于1931年3月进入江西的中央苏区后，上海只留下两个电台：一是中央台由王有才负责与中央苏区联络；一是国际台，由程祖怡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由于1934年10月初程祖怡在路上被敌人逮捕并供出了电台地址，上海局临时负责人盛忠亮也被捕叛变，并供出程祖怡管国际台、王有才管中央台的具体情况。活动了近五年的上海地下电台均遭破坏，停止了工作。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后，被迫撤离苏区途中，随军电台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中也遭到破坏。
尽管身在上海的毛齐华等于1934年底又组装出一套收发报机，而且性能良好，但一直没有能够同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联系上。这样，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
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检讨完“立三路线”错误后，被安排在共产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一年后，共产国际东方局决定指派李立三到赤色职工国际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同时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4年10月，共产国际在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后，十分着急，便与中共代表团商量，立即派遣李立三前往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对国内来往人员的接待安排，了解国内红军的活动情况，恢复与国内的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的往来。
李立三接受此特殊使命后，立即带领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赶到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一切工作都得从零开始，困难程度可想而知。1934年冬，他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带上电台和由他自编的密电码（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曾经从事过破译密电码工作，他懂得密电码的编制），计划经新疆、甘肃赴陕北苏区，设法同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建立联系，还制订在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联系上以后，进而寻找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主力的详细方案。因遭敌人阻隔、路途遥远等原因都未能成功。李立三曾经提出，由他亲自去新疆，深入了解情况、布置工作的建议，可是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未能成行。
经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准，1935年春，李立三选派当时正在苏联学习军事的阎红彦回国，给中共中央送密电码本。阎红彦在新疆设法越过边境，他化装成商人，经甘肃、宁夏、绥远等地。由于他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地址，不得不转到北平，后又经汾阳到西安。在西安得知陕北红军的一些消息，于1935年底（晚于林育英）才找到党中央。
随后，李立三又派刘长胜带上密电码本回国。当时组织给了刘长胜300多元的路费，因为刘长胜早年在海参崴当过皮鞋匠，他把鞋底割开，把钱藏在里面，然后再把鞋底缝好。
刘长胜先是到达蒙古，再转新疆入境。经过一年多时间，1936年春才抵达陕北根据地找到党中央。刘长胜抵达瓦窑堡，先找到周恩来，汇报了回国途中的经历，同共产国际联络的办法。周恩来立即带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对他在回国途中走了一年多，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泄露党的机密，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络立下汗马功劳，感到非常高兴。李立三在阿拉木图期间，还先后派了吴诚等20多人回国。那些人都是从蒙古入境的，杳无音讯。1935年6月，李立三被召回莫斯科参加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才终止了在阿拉木图的特殊工作。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陈云、杨之华、陈潭秋与潘汉年先后于8月下旬、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为了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决定再选派林育英回国继续寻找中共中央。
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入党，与张国焘一起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秋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第二年回国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担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已生活了三年，名叫李复之。这次回国临时化名张浩，装扮成商人，与密电员赵玉珍一起，带上由李立三自编的密电码，从蒙古入境，纵穿沙漠，于1935年11月初（早于阎红彦、刘长胜）最先抵达陕西省的定边县，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20日前后到达党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林育英先后会见了张闻天、邓发和毛泽东，在12月17日至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历史上称之为瓦窑堡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会议于12月23日通过了《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准备以六个月（2月至7月）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因为当时陕北没有大功率电台）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在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后，仍然长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消息，他们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中共中央没有大功率电台所致，于是又派出七人携带大功率电台回国。他们于1936年4月到达陕西安边，但被反动民团发现，结果，六人牺牲，一人被捕。
1936年三四月间，中共代表团又派潘汉年回国。他先到上海，直到8月8日才抵达陕北保安。
1936年6月，直到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把一台百瓦特电台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才在瓦窑堡用林育英带回的密电码本向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1936年春，李立三与苏联姑娘李莎在莫斯科喜结良缘，6月，他们到黑海之滨避暑胜地——索契，苏共中央疗养院共度“蜜月”。正当他俩处在甜蜜的生活时，7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突然从莫斯科赶到海滨，十分神秘地把李立三叫到一个地方去单独交谈了很长时间。当即使李莎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不知又发生了什么突然事件，以为康生是来命令李立三回国的。其实，这只是一场虚惊。原来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谁也翻译不出来，没有人能读懂电报的内容。这时，他们想起了李立三，即派康生专程赶到索契找他翻译电报。李立三很快就把电报翻译出来。
这封电报长达2000多字，详细汇报了国内的形势与党内情况：“中央及中央红军主力去年冬天到达陕北后，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奠定了党在西北建立大本营的基础……”电报还说，“你们派出的人，林育英（张浩）12月就到了，阎红彦、罗英（刘长胜）均到了，但有七个人带电台已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了六人，余一人及电台尚在民团手中。”
康生拿着李立三译出来的这份电报，马不停蹄，当晚就返回莫斯科。
7月2日，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回电：“收到你们用李复之（林育英）带回的密码发长电的一、六、八、九、十、十一各点。”这说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首次恢复联系的密码是由李立三编制、林育英带回来的。
从此以后，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秘密电讯编码、翻译，就成为李立三当时的另一项经常性工作。李立三圆满地完成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委派给他的特殊任务，终止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将近两年没有与中共中央联络的局面，有力地支援和帮助了国内的革命斗争，这是李立三为党、为人民作出的又一项新贡献，他也因此受到党组织的称赞。
（摘自《李立三》，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有改动）
据毛齐华同志回忆：
曾三、伍云甫于1931年3月进入江西的中央苏区后，上海只留下两个电台：一是中央台由王有才负责与中央苏区联络；一是国际台，由程祖怡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由于1934年10月初程祖怡在路上被敌人逮捕并供出了电台地址，上海局临时负责人盛忠亮也被捕叛变，并供出程祖怡管国际台、王有才管中央台的具体情况。活动了近五年的上海地下电台均遭破坏，停止了工作。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后，被迫撤离苏区途中，随军电台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中也遭到破坏。
尽管身在上海的毛齐华等于1934年底又组装出一套收发报机，而且性能良好，但一直没有能够同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联系上。这样，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
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检讨完“立三路线”错误后，被安排在共产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一年后，共产国际东方局决定指派李立三到赤色职工国际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同时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4年10月，共产国际在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后，十分着急，便与中共代表团商量，立即派遣李立三前往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对国内来往人员的接待安排，了解国内红军的活动情况，恢复与国内的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的往来。
李立三接受此特殊使命后，立即带领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赶到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一切工作都得从零开始，困难程度可想而知。1934年冬，他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带上电台和由他自编的密电码（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曾经从事过破译密电码工作，他懂得密电码的编制），计划经新疆、甘肃赴陕北苏区，设法同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建立联系，还制订在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联系上以后，进而寻找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主力的详细方案。因遭敌人阻隔、路途遥远等原因都未能成功。李立三曾经提出，由他亲自去新疆，深入了解情况、布置工作的建议，可是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未能成行。
经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准，1935年春，李立三选派当时正在苏联学习军事的阎红彦回国，给中共中央送密电码本。阎红彦在新疆设法越过边境，他化装成商人，经甘肃、宁夏、绥远等地。由于他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地址，不得不转到北平，后又经汾阳到西安。在西安得知陕北红军的一些消息，于1935年底（晚于林育英）才找到党中央。
随后，李立三又派刘长胜带上密电码本回国。当时组织给了刘长胜300多元的路费，因为刘长胜早年在海参崴当过皮鞋匠，他把鞋底割开，把钱藏在里面，然后再把鞋底缝好。
刘长胜先是到达蒙古，再转新疆入境。经过一年多时间，1936年春才抵达陕北根据地找到党中央。刘长胜抵达瓦窑堡，先找到周恩来，汇报了回国途中的经历，同共产国际联络的办法。周恩来立即带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对他在回国途中走了一年多，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泄露党的机密，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络立下汗马功劳，感到非常高兴。李立三在阿拉木图期间，还先后派了吴诚等20多人回国。那些人都是从蒙古入境的，杳无音讯。1935年6月，李立三被召回莫斯科参加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才终止了在阿拉木图的特殊工作。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陈云、杨之华、陈潭秋与潘汉年先后于8月下旬、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为了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决定再选派林育英回国继续寻找中共中央。
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入党，与张国焘一起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秋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第二年回国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担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已生活了三年，名叫李复之。这次回国临时化名张浩，装扮成商人，与密电员赵玉珍一起，带上由李立三自编的密电码，从蒙古入境，纵穿沙漠，于1935年11月初（早于阎红彦、刘长胜）最先抵达陕西省的定边县，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20日前后到达党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林育英先后会见了张闻天、邓发和毛泽东，在12月17日至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历史上称之为瓦窑堡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会议于12月23日通过了《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准备以六个月（2月至7月）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因为当时陕北没有大功率电台）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在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后，仍然长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消息，他们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中共中央没有大功率电台所致，于是又派出七人携带大功率电台回国。他们于1936年4月到达陕西安边，但被反动民团发现，结果，六人牺牲，一人被捕。
1936年三四月间，中共代表团又派潘汉年回国。他先到上海，直到8月8日才抵达陕北保安。
1936年6月，直到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把一台百瓦特电台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才在瓦窑堡用林育英带回的密电码本向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1936年春，李立三与苏联姑娘李莎在莫斯科喜结良缘，6月，他们到黑海之滨避暑胜地——索契，苏共中央疗养院共度“蜜月”。正当他俩处在甜蜜的生活时，7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突然从莫斯科赶到海滨，十分神秘地把李立三叫到一个地方去单独交谈了很长时间。当即使李莎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不知又发生了什么突然事件，以为康生是来命令李立三回国的。其实，这只是一场虚惊。原来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谁也翻译不出来，没有人能读懂电报的内容。这时，他们想起了李立三，即派康生专程赶到索契找他翻译电报。李立三很快就把电报翻译出来。
这封电报长达2000多字，详细汇报了国内的形势与党内情况：“中央及中央红军主力去年冬天到达陕北后，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奠定了党在西北建立大本营的基础……”电报还说，“你们派出的人，林育英（张浩）12月就到了，阎红彦、罗英（刘长胜）均到了，但有七个人带电台已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了六人，余一人及电台尚在民团手中。”
康生拿着李立三译出来的这份电报，马不停蹄，当晚就返回莫斯科。
7月2日，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回电：“收到你们用李复之（林育英）带回的密码发长电的一、六、八、九、十、十一各点。”这说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首次恢复联系的密码是由李立三编制、林育英带回来的。
从此以后，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秘密电讯编码、翻译，就成为李立三当时的另一项经常性工作。李立三圆满地完成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委派给他的特殊任务，终止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将近两年没有与中共中央联络的局面，有力地支援和帮助了国内的革命斗争，这是李立三为党、为人民作出的又一项新贡献，他也因此受到党组织的称赞。
（摘自《李立三》，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