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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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七方面概述和探讨了2003年国际形势的主要事态及其特点: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重大失算;中东危机和朝核危机的深化;“9·11综合症”及其表现折射出的新帝国主义;大国关系的新动向;全球和平与冲突的若干趋势;面临“危中之机”的联合国;反全球化现象、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经贸政治”的凸显、一些地区和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换代以及美国紧锣密鼓展开的“选举秀”等现象。美国在这一年的行为及其巨大的连锁性影响,成为分析讨论的焦点和贯穿全文始终的主线。本文从世界政治和全球安全的角度,透视美国的角色和国际关系的互动,展现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多层次和不确定性。
其他文献
80年代中期以来,地区主义“回归”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本文首先提出了“地区性”的概念,并分析了地区性的五个层次,即地区区域、地区复合体、地区社会、地区共同体和地区国家,然后讨论了地区性与安全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最后描绘了新地区主义研究议程。
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仍然是一种美国的霸权秩序,这种秩序是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在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后的继承与发展。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优势、制度规范和某种道义合理性的基础上的,拥有众多的支持者。中国在这种秩序下不具备“称霸”(当领导)的物质、制度与道德基础,虽然中国的国力有了较大的增长,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以及地缘大国的特点,中国处于一种被改造或潜在地被围堵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实行以
伊拉克战争对当代国际战略格局的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完成了从世界政治的“体系变革”。在经历了后冷战时代10年的过渡之后,国际体系的单极特征已经非常明显,系统内的大国均势基本崩溃。如果我们无法站在体系变革的高度来认识这场战争的影响,那么,很可能将失去对未来国际关系的洞察力。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多极化进程从此暗淡。国际格局中一系列新的战略性动向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探讨的是传统安全领域国家间制度合作的形成与大国权力自我约束的关系问题。安全制度的建立与维持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其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一般地说,安全制度能够有效地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但安全制度的建立较之其他领域来说相对困难。在安全领域,制度建立与大国的权力自我约束之间有重要关联。而权力自我约束主要受力量和观念结构因素的影响。
历史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一个早为人认识到却未被很好论说的问题。历史与现实之间紧密的关联是历史得以对人类实践活动发挥影响的重要原因,作为历史的特殊作用领域,国际政治在许多方面如国际政治体系、国际政治理念、国际政治行为等,都深受历史的强烈影响。弄清这种影响的方式和途径、范围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自觉借鉴史学方法,纳入史学视角,无疑会对我们冷静审慎地思考国际政治问题,且进一步推进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提供帮助。
欧共体(欧盟)在一体化的实践中,始终秉承以合作和互谅的精神寻求联合,使一种新的合作文化得以产生。欧洲人认同这种新的文化,并信任其在国际事务中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以此为基础,欧盟主张通过非军事的,特别是社会经济手段以及法律化和规则化机制化解冲突,实现多国合作,认为这是积极转向国际稳定政策的重要前提,从而形成了欧盟的全球治理构想——合作性世界秩序。它倡导多边主义,尊重全球制度,承认文化多样性,与“新帝国主义”战略有明显区别,然而,二者在本质上却差别不大。合作性世界秩序体现的是一种规则霸权,但仍为发展中国家问题
文章通过剖析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阐述了当代中日关系从来都是战略关系的观点。中日关系是我国外交战略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处理好中日关系,不但对处理中美关系、中俄关系都会产生正面效应,而且对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大业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任何情感化的言行,都不利于我国的国家利益。文章认为,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应全面理解,“面向未来”才是目的;同时,对日关系还要积极贯彻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作者认为,中日战略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并提出了中日两国可以进行战略合作的十个方面。
本文探讨的是国际关系中社会因素的缺失。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要么忽视了社会性因素的存在,要么仍然关注过少。本文首先认可了亚历山大·温特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评,即它们没有意识到国家身份、利益和认同的可塑性。其次,认为温特只是引入规范和认同这两个变量,对阐明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因素是不够的。最后,提出在国际关系中引入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部分弥补这一理论上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