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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斯身前每一部作品的出版，都会酿成一桩出版事件。
在他身后七十多年的今天，《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中译本的出版，让这位爱尔兰文豪的头像，破天荒地登上上海街头400平方米的户外广告牌；这条书讯也一时在《纽约客》等外媒上走俏，在英文世界里把“乔伊斯”和“中国”连结到了一起。
早在上世纪20年代，该书曾以节选形式发表在T.S.艾略特、F.M.福特等欧美现代派主匠创办的文学杂志上，却让当时的评论界陷于一片死寂。刚接受了五年里第九次眼部手术的乔伊斯，将之归咎于这部作品所诠释的“灵魂的黑夜”，招致的敌意。
这个像伟大的史诗作者荷马、弥尔顿一样步入晚境、几近失明的作者，发出的预言在当代读者耳边仍回响不绝：人们理解这部作品，还要再过三百年！
乔伊斯穷其一生，都在用他那一部比一部艰涩的作品，向“整个现代文明的溃败”宣战。从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开始，处女作在经手二十二位出版商之后，终得发表，却被一撮宗教保守分子尽数买下，施以“私密的火刑”—在都柏林付之一炬。耗时十年完成的《尤利西斯》书稿夹带在贴身行李中，随作者转徙欧陆，终于在巴黎左岸的一间小书店付印，却又在入境英、美时被当作淫秽读物查抄、进而被告上法庭。
等到《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正式出版前，已经学乖了的作者，预先纠集了一批围绕在他身边的文艺青年，写作了该书的一本导读小册子，题为《我们对他制作的〈进行中的作品〉的化身的检验》（1929）。其中打头炮的，就有日后成为荒诞派戏剧大师的贝克特。
在这批青年作者身后，亲自指点他们为这部作品鼓吹的乔伊斯本人，在1929年致法国诗人兼评论家瓦莱里的一封私信中，却不得不苦涩地承认，“到目前为止，尽管至少拿出了100本书免费送到报纸及报纸从业者手里，但一篇评论都没有。”
这部耗时十七年，用50多国语言、6万多个单词写成的“天书”（其中有一半是乔伊斯自造的语汇），甚至让当时正忙于实验往英诗里夹塞汉字的E.庞德也望而却步，怀疑起这种写作的价值。它那副浑身带刺、拒人于外的架势，也让乔伊斯的文学资助人韦弗女士，担心他是在虚掷才华。
《芬尼根的守灵夜》在乔伊斯身前遭受的冷遇，在此后七十年里日渐冰释。经一代代“乔学家”延绵不绝的阅读，其中50-60%的词被逐个解开。解谜的欣喜和挫败感交缠，成了主宰阅读《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体验。钻研乔伊斯作品三十多年的Michael Chabon新近在《纽约书评》上写到，“相比《尤利西斯》将你浸没其中的白昼的噪音，读《芬尼根的守灵夜》就好比眼看梦中人在床上翻过身，背朝着你，打呼噜，嗝屁”。
它的难读，像不断抛出的诱饵，牵引读者进入絮叨的说梦人的梦境深处。而对一个中文读者来说，语言和文化上的跨度，本身构成的巨大挑战，也成了对作品智力高度的佐证。与萧乾合译了《尤利西斯》的文洁若，曾试着翻译《芬尼根》，“但翻了一页就放下了，实在太难，有些儿犯怵”。而现在承担该书中文版翻译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从容，博士后研究即是以《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解读为题，迄今已在这本书里埋首十多年。
曾在大学课堂上专门开设乔伊斯作品精读课程的她，直言每次打开这部“天书”，就像是对个人知识储备的乾坤大挪移，从斯威夫特到拉伯雷、从中古游侠到拿破仑，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对有备而来的专业文学读者，《芬尼根的守灵夜》更能调集起从巴赫金到艾柯，从诠释学到符号学的十八般武艺，像是一次对现代理论的全面预言和回授。
但这座语言的巴别塔是否确切地通向未来的某处？乔伊斯曾在《尤利西斯》出版十年后，终于说服跟随他从爱尔兰出奔的妻子诺拉读一读自己的作品，但只招来冷冰冰的诘问，“你为什么要写这些别人看不懂的书？”这道裂痕几乎把他们的婚姻拖向崩溃，也没让作家的妻子再次捡起《芬尼根的守灵夜》。南都周刊×戴从容
问：在《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研究、翻译中，你征引、调集了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的各种文艺理论、阐释框架，来帮助理解这样一部“天书”。《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这种激发作用，是否是你一头扎进它的翻译的原动力之一？
答：当然是。为什么研究者喜欢研究经典，而不是通俗文学，那么多人宁肯扎堆到《红楼梦》也不去研究市面上大量的流行小说，就是因为这些伟大的经典作品中包含着更多的启示性。这就像我们谈话喜欢跟有思想的人谈，因为与这样的人谈话会打开自己的视野和思路。乔伊斯就是这样一个智者。他晚年居住的巴黎和苏黎世，可以说处于当时思想激荡的旋涡中心，以他的敏感，肯定会比年轻时激发出更多的有启示性的东西。
《芬尼根的守灵夜》是一部在我阅读时常常打破我原先的既有看法，让我不得不反思，而且反思后确实总有所发现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完全值得去研究和翻译的经典作品，值得几代人去读。至于普通读者是否能有同感我真的不敢说，因为这取决于每位读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平时不读文学作品的人可能看不懂，这就像让我去看计算机的编码程序我可能看不出意义，相反我只会选择那种最常用最实用而不是最有启示性的程序一样。
乔伊斯生前每一部作品的出版，都会酿成一桩出版事件。
问：在时隔六十多年之后，从中文转译这样一部作品，在文化、语言、时间上的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而面对现在和将来不断涌现的解读线索，你如何处理翻译过程中时间的开放度？
答：实际上我自己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入的。硕士时我和所有认为《芬尼根的守灵夜》不可读的人是完全一样的，我也觉得这部作品没人会去读，认为乔伊斯最后已经狂妄自大到有些疯了。所以我完全能理解现在一些读者初次接触这本书时的拒斥心理，我也有过。
博士时我通过对乔伊斯的其他作品的研究认识到乔伊斯是一个怎样的人，认识到这部作品不可能是轻狂之作，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我这个阶段也典型代表了那些喜爱乔伊斯的读者对这本书将信将疑的心理：知道它伟大，但是不知道伟大在哪里。
此后我用了整整两年专做《芬尼根的守灵夜》，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著作，这两年我觉得我看出了这本书的大致轮廓，看出了这本书的深意。博士后结项后我开始研究爱尔兰诗人谢默 斯·希尼。通过希尼更丰富了我对爱尔兰的理解，比如泥沼在爱尔兰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原先我在乔伊斯这里遇到却没有留意。
问：乔伊斯的其他作品在被转译成其他文字时，早期的一些译者还能得到作者本人指点的便利。你在翻译乔伊斯作品过程中有什么特别诀窍吗？
答：像斯图尔特·吉尔伯特这样幸运的译者毕竟很少，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唯勤奋而已。所有不懂的地方，不知道的地方我都会一个个弄懂。另外我觉得我的翻译能够出来，与现在互联网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包含着大量的知识线索，像过去那样一个个去图书馆翻书找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比如说一个名字出来，我很快就能在网上找到他的生平，我很庆幸自己生在这个时代，否则我的翻译真的是不可能的。
问：当年萧乾夫妇用八年时间译出《尤利西斯》后，萧乾曾感叹过，把生命中精力最充沛的十年投入到一部作品里，而本可以厘清伊丽莎白时期对英语文学整体的影响。你已经用了八年时间，译出《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第一部，会不会生出这样的感慨，为了一部作品，竟耗费了这么多光阴？
答：其实我在美国精心翻译的那一年非常幸福，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反而非常满足。去年文洁若先生告诉我，她很庆幸她和萧乾先生翻译了《尤利西斯》。我觉得我和她都是喜欢踏踏实实做一件事的人，我不是那种喜欢多的，我喜欢精，所以我没有这种感觉。
在他身后七十多年的今天，《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中译本的出版，让这位爱尔兰文豪的头像，破天荒地登上上海街头400平方米的户外广告牌；这条书讯也一时在《纽约客》等外媒上走俏，在英文世界里把“乔伊斯”和“中国”连结到了一起。
早在上世纪20年代，该书曾以节选形式发表在T.S.艾略特、F.M.福特等欧美现代派主匠创办的文学杂志上，却让当时的评论界陷于一片死寂。刚接受了五年里第九次眼部手术的乔伊斯，将之归咎于这部作品所诠释的“灵魂的黑夜”，招致的敌意。
这个像伟大的史诗作者荷马、弥尔顿一样步入晚境、几近失明的作者，发出的预言在当代读者耳边仍回响不绝：人们理解这部作品，还要再过三百年！
乔伊斯穷其一生，都在用他那一部比一部艰涩的作品，向“整个现代文明的溃败”宣战。从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开始，处女作在经手二十二位出版商之后，终得发表，却被一撮宗教保守分子尽数买下，施以“私密的火刑”—在都柏林付之一炬。耗时十年完成的《尤利西斯》书稿夹带在贴身行李中，随作者转徙欧陆，终于在巴黎左岸的一间小书店付印，却又在入境英、美时被当作淫秽读物查抄、进而被告上法庭。
等到《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正式出版前，已经学乖了的作者，预先纠集了一批围绕在他身边的文艺青年，写作了该书的一本导读小册子，题为《我们对他制作的〈进行中的作品〉的化身的检验》（1929）。其中打头炮的，就有日后成为荒诞派戏剧大师的贝克特。
在这批青年作者身后，亲自指点他们为这部作品鼓吹的乔伊斯本人，在1929年致法国诗人兼评论家瓦莱里的一封私信中，却不得不苦涩地承认，“到目前为止，尽管至少拿出了100本书免费送到报纸及报纸从业者手里，但一篇评论都没有。”
这部耗时十七年，用50多国语言、6万多个单词写成的“天书”（其中有一半是乔伊斯自造的语汇），甚至让当时正忙于实验往英诗里夹塞汉字的E.庞德也望而却步，怀疑起这种写作的价值。它那副浑身带刺、拒人于外的架势，也让乔伊斯的文学资助人韦弗女士，担心他是在虚掷才华。
《芬尼根的守灵夜》在乔伊斯身前遭受的冷遇，在此后七十年里日渐冰释。经一代代“乔学家”延绵不绝的阅读，其中50-60%的词被逐个解开。解谜的欣喜和挫败感交缠，成了主宰阅读《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体验。钻研乔伊斯作品三十多年的Michael Chabon新近在《纽约书评》上写到，“相比《尤利西斯》将你浸没其中的白昼的噪音，读《芬尼根的守灵夜》就好比眼看梦中人在床上翻过身，背朝着你，打呼噜，嗝屁”。
它的难读，像不断抛出的诱饵，牵引读者进入絮叨的说梦人的梦境深处。而对一个中文读者来说，语言和文化上的跨度，本身构成的巨大挑战，也成了对作品智力高度的佐证。与萧乾合译了《尤利西斯》的文洁若，曾试着翻译《芬尼根》，“但翻了一页就放下了，实在太难，有些儿犯怵”。而现在承担该书中文版翻译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从容，博士后研究即是以《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解读为题，迄今已在这本书里埋首十多年。
曾在大学课堂上专门开设乔伊斯作品精读课程的她，直言每次打开这部“天书”，就像是对个人知识储备的乾坤大挪移，从斯威夫特到拉伯雷、从中古游侠到拿破仑，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对有备而来的专业文学读者，《芬尼根的守灵夜》更能调集起从巴赫金到艾柯，从诠释学到符号学的十八般武艺，像是一次对现代理论的全面预言和回授。
但这座语言的巴别塔是否确切地通向未来的某处？乔伊斯曾在《尤利西斯》出版十年后，终于说服跟随他从爱尔兰出奔的妻子诺拉读一读自己的作品，但只招来冷冰冰的诘问，“你为什么要写这些别人看不懂的书？”这道裂痕几乎把他们的婚姻拖向崩溃，也没让作家的妻子再次捡起《芬尼根的守灵夜》。
南都周刊×戴从容
值得几代人去读的经典
问：在《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研究、翻译中，你征引、调集了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的各种文艺理论、阐释框架，来帮助理解这样一部“天书”。《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这种激发作用，是否是你一头扎进它的翻译的原动力之一？
答：当然是。为什么研究者喜欢研究经典，而不是通俗文学，那么多人宁肯扎堆到《红楼梦》也不去研究市面上大量的流行小说，就是因为这些伟大的经典作品中包含着更多的启示性。这就像我们谈话喜欢跟有思想的人谈，因为与这样的人谈话会打开自己的视野和思路。乔伊斯就是这样一个智者。他晚年居住的巴黎和苏黎世，可以说处于当时思想激荡的旋涡中心，以他的敏感，肯定会比年轻时激发出更多的有启示性的东西。
《芬尼根的守灵夜》是一部在我阅读时常常打破我原先的既有看法，让我不得不反思，而且反思后确实总有所发现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完全值得去研究和翻译的经典作品，值得几代人去读。至于普通读者是否能有同感我真的不敢说，因为这取决于每位读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平时不读文学作品的人可能看不懂，这就像让我去看计算机的编码程序我可能看不出意义，相反我只会选择那种最常用最实用而不是最有启示性的程序一样。
问：在时隔六十多年之后，从中文转译这样一部作品，在文化、语言、时间上的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而面对现在和将来不断涌现的解读线索，你如何处理翻译过程中时间的开放度？
答：实际上我自己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入的。硕士时我和所有认为《芬尼根的守灵夜》不可读的人是完全一样的，我也觉得这部作品没人会去读，认为乔伊斯最后已经狂妄自大到有些疯了。所以我完全能理解现在一些读者初次接触这本书时的拒斥心理，我也有过。
博士时我通过对乔伊斯的其他作品的研究认识到乔伊斯是一个怎样的人，认识到这部作品不可能是轻狂之作，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我这个阶段也典型代表了那些喜爱乔伊斯的读者对这本书将信将疑的心理：知道它伟大，但是不知道伟大在哪里。
此后我用了整整两年专做《芬尼根的守灵夜》，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著作，这两年我觉得我看出了这本书的大致轮廓，看出了这本书的深意。博士后结项后我开始研究爱尔兰诗人谢默 斯·希尼。通过希尼更丰富了我对爱尔兰的理解，比如泥沼在爱尔兰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原先我在乔伊斯这里遇到却没有留意。
问：乔伊斯的其他作品在被转译成其他文字时，早期的一些译者还能得到作者本人指点的便利。你在翻译乔伊斯作品过程中有什么特别诀窍吗？
答：像斯图尔特·吉尔伯特这样幸运的译者毕竟很少，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唯勤奋而已。所有不懂的地方，不知道的地方我都会一个个弄懂。另外我觉得我的翻译能够出来，与现在互联网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包含着大量的知识线索，像过去那样一个个去图书馆翻书找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比如说一个名字出来，我很快就能在网上找到他的生平，我很庆幸自己生在这个时代，否则我的翻译真的是不可能的。
问：当年萧乾夫妇用八年时间译出《尤利西斯》后，萧乾曾感叹过，把生命中精力最充沛的十年投入到一部作品里，而本可以厘清伊丽莎白时期对英语文学整体的影响。你已经用了八年时间，译出《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第一部，会不会生出这样的感慨，为了一部作品，竟耗费了这么多光阴？
答：其实我在美国精心翻译的那一年非常幸福，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反而非常满足。去年文洁若先生告诉我，她很庆幸她和萧乾先生翻译了《尤利西斯》。我觉得我和她都是喜欢踏踏实实做一件事的人，我不是那种喜欢多的，我喜欢精，所以我没有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