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2014-2016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治联系以及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拥有政治联系会对企业价值有负向作用，是否拥有更高级别的政治联系则关系不大。在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金融服务构成的制度环境中，市场环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最大，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政治联系的负面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环境下会得到加强。另外，还发现企业的管理费用和企业政治联系正相关。
　　关键词：制度环境;市场化;政治联系;企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08.066
　　0引言
　　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是充满波折的，长期以来遭受到政治、法律上的歧视，制度环境不容乐观。尽管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经济还是表现出了强大的增长力。Allen et al（2005）因此将这个现象称为 “中国增长之谜”，认为一定还存在某种替代制度来弥补中国经济发展中正式制度的缺失。
　　在过去的研究中，这种替代制度被认为是企业家的政治联系。随着民营经济的合法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登上政治舞台，他们通过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方式出现在各种政治活动中。而许多研究文献也认为政治联系有利于提升企业的价值和绩效。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结论的得出都是建立在中国的制度环境尚未完善的基础上的，随着中国越来越肯定市场经济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也成了政府的工作重点。相比于十年前，目前民营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已经大有改善，政府干预的减少大大减少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使得企业得以通过市场竞争战略获得增长。技术的发展以及消费者力量的崛起也在改变企业的战略选择。在新的环境下，本文将探究政治联系是否还能为企业提供正面作用，如果政治联系不再发挥作用，是否意味着企业价值来源发生了变化。
　　1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1.1中国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政治联系
　　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一直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产权保护不周、法治环境差、缺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中国民营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认可，直到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才拥有了合法地位。此后到1992年，民营经济都一直面临着意识形态上的问题，随时有可能被扣上罪名而遭受打击。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市场经济开始受到重视，民营企业的经济地位在提高，但是相对于国有财产，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仍然受到歧视。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实施财政分权，使得民营企业成了地方政府获取利益的来源，导致政府“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时有发生（赵树凯，2012）。中国的法制建设也相对落后，直到1993年才有正式的法律《公司法》来规范公司活动。而法治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法律作为第三方，可以通过制裁违约行为，强制执行合约内容，使交易双方达成合作（钱颖之，2000）。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法律的执行还普遍面临问题。中国的法律人才不足，法律体系的发展程度要落后于很多国家（Allen et al，2005）。在中国中央集权的制度下，上级命令常常大于一切，法律规则遭到无视（赵树凯，2012）。而在契约实施上，王永进（2012）发现民营企业受到的保护要弱于其他所有制的企业。
　　在市场竞争方面，民营企业也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相对于产品市场，要素市场没有完全放开，政府仍然把控某些重要原材料的供给。在诸如基础设施、金融保险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市场化程度还较低，国有企业垄断的现象没有改变（胡鞍钢，2002）。在行业的进入壁垒上，如“资质认定”“资格认证”等融资许可，国有企业享有很大优势，这阻碍了其他企业的进入（汪伟，2006）。胡旭阳（2006）认为金融业的政府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政府对股票的和债券的发行设置的行政许可增大了企业进入金融业的难度。
　　在转轨初期，民营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是非常严峻的。市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产权、法律、市场三个方面尚未完善。尽管如此，中国的民营经济仍然获得了高速发展，为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热情在增高，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的比例在增大。
　　政府联系对于民营企业的作用在多处文献得到了验证。企业的政治联系对于企业多元化经营、融资贷款、投资意愿、降低进入壁垒均有正面作用（巫景飞等，2006;罗党论、甄丽明，2008;胡旭阳，2006;张敦力，2012;于蔚，2012;余明桂、潘红波，2008;汪伟、史晋川，2005），进而可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陈倩倩、尹义华，2014;李维安，2010;熊会兵，2010;孙俊华、陈传明，2009;石军伟等，2007;卫武，2006;吴文锋等，2008）。
　　1.2市场化转型与企业家创新才能
　　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推进，政府也在持续简政放权，过去由政府定价的生产要素现在越来越多地交回给市场，企业无法通过非市场手段获取这些资源。政府对企业的干涉减少意味着，企业的经营将更多受到市场作用，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竞争优势将来自于效率的提升，产品的改善，消费者的信赖。在这种趋势下，过去政府联系可以起到的作用将被削减，甚至产生副作用。
　　在融资方面，金融市场竞争加剧，金融创新模式不断涌现，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金融业的市场化可以将企业家的异质性特征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得到放大，并且获得金融机构的关注，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罗正英，2010）。张杰（2011）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银行对企业的事前和事后的监督机制会更加有效，企业有更大可能获得银行贷款。
　　政府联系作用的两种方式都会在市场化过程中被削弱，而机会成本会不断增大。政治联系的成本在于一方面企业家要从政治的“圈外人”转变为“圈内人”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另一方面政治联系将削弱企业进行创新的动机。企业的政治联系需要企业家耗费很多时间与政府官员打交道。面对这额外的成本支出，企业家会更加青睐短期化、收益高且确定的项目，而不愿投资风險高、收益不确定的项目（Hellman et al，2003）。孙旱（2011）也指出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会更加保守，更少进行创新活动。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企业价值的增加不利。 　　近几年来，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成了主要问题，“万众创新”成了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新口号。技术的发展和消费者力量的崛起使得企业价值的来源发生了变化。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战略将变得至关重要，客户成为更宝贵的稀缺资源。企业价值的转变使得物质资源的价值减弱，而知识价值将变得更为重要（李海舰，2004）。在产品同质化且生产过剩的局面下，创新成了唯一的突围。在熊彼特的观点中，创新就是企业家的职能。张维迎（2014）也指出中国今后的发展要更多地依靠创新型企业家。
　　综上，过去政府联系在给民营企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潜在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家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经营与政府官员的关系阻碍了其创新才能的发挥。在过去市场还未饱和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尚且能够通过政府联系获得资源的方式来赢得市场，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缺乏创新才能的企业家将被市场淘汰，而企业家拥有的政治联系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负面作用，削弱企业的竞争能力，从而降低企业的价值。
　　因此，我们假设在新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政治联系会降低企业价值。
　　2.3因变量与解释变量
　　TobinQ为因变量代表企业价值，计算公式为（流通股数*股价+非流通股数*每股净资产+负债账面价值）/总资产。企业的政治联系分别用企业是否拥有政治联系的虚拟变量Capital1和衡量企业政治联系强度的0-4分值Capital2来表示。其中，Capital1取值1表示实际控制人担任或担任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否则为0。Capital2的表示方法为：实际控制人担任或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取值4;省人大代表或省政协委员取值3;市人大代表或市政协委员取值2;县（区）人大代表或县（区）政协委员取值1;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取值0。制度环境分为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和金融服务三方面，均采用王小鲁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7年报告》相关指数。其他变量还有：企业的资产对数Size、企业的资产负债率Leverage、以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来衡量的成长能力Growth、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Top以及企业的上市年数Age，同时控制了企业所在的行业和样本所在的年份。
　　3实证分析
　　3.1分组检验
　　首先将样本分为有政治联系和无政治联系两组进行均值检验，0表示无政治联系，1表示有政治联系。从表1可以看出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在规模和上市时间上都要大于无政治联系的企业，并且表现出1%的显著度。这说明，更早上市的企业以及大型企业更倾向于构建政治联系，在国家还没有重视市场经济，对民营经济的保护尚且不足的时候，企业倾向于主动建立政治联系。而大型企业因为拥有更多的资产规模，更加需要通过政治联系来获得对企业资产的保护。同时，大型企业对当地GDP贡献大，更加容易成为地方政府侵害的对象，被迫承担各种名目税款。所谓“树大招风”，相比于规模不大的企业，大型企业有更大的动机拥有政治联系。同时，大型企业也更有能力去负担政治联系所需要的成本。
　　3.2回归分析
　　表2显示，企业是否拥有政治联系和企业价值负相关。而政治联系的强度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这一结果和之前的部分文献结果相反，原因在于，近几年来国家一直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并努力在制度环境上为民营企业扫除障碍，从而让市场更多地发挥作用。在新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对民营企业的作用减弱，能为企业带来的收益在减少，而构建和维持政治联系的成本是巨大的，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企业的政治联系对企业价值产生了负向作用。
　　对于制度环境，只有市场环境是和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的，金融服務和法治环境均表现不显著。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环境下，企业的经营决策更多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企业可以将资源更多用于提升企业竞争力上，通过市场获得更多信息，从而快速应对经营环境的变化，提高企业价值。在加入了市场环境和政府联系的交互项之后，我们发现，该项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系数为负说明市场化环境对企业政治联系的负向作用起到了增强的效果。该项系数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在国家的大力号召下，民营企业的制度环境整体上都提高了，各地政府均减少了对企业的干涉，对于政治联系的调节作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资产总额和企业价值在结果中表现出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恰恰验证了前文的假设，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价值来源发生了变化。企业不再依靠实物资本来产生价值，新的更大的价值产生于企业能否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产品需求以及精神上的需求。技术的不断改善可以使得资源更加高效利用，比单纯地增加资产更能够提升企业价值。
　　4结论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4-2016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治联系和制度环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政治联系对企业价值有负面作用，而市场化环境而企业价值有促进作用，企业处在市场化更高的地区，企业价值越高。而政治联系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环境下得到强化。
　　本文旨在通过检验企业政治联系和制度环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来证明近几年来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过去企业将政治联系视为企业谋得好处的手段，现在已经不适用。国家对市场经济的重视为民营企业营造了一个更好的市场环境，这表现在企业的经营活动较少受到政府干扰，用于与政府打交道的行政时间减少，缩减了企业的成本。政府逐步放开行业准入门槛，使得民营企业可以参与公平竞争，并专注于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减少资源浪费。在市场环境的转变下，过去能给企业带来好处的政治联系现在变成了一项负担，不仅不能为企业带来价值增长，还可能会降低企业价值。成本负担是一个原因，政治联系影响企业家创新才能的发挥也是一个原因。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创新对于企业的增长尤为重要，而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企业家才能息息相关，当政治联系耗费了企业家大部分精力财力的时候，企业家更加不愿意从事高风险低回报的创新活动，从而损害了企业的长期价值增长。 　　在政府的持续改革下，法治环境和金融服务在地区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对企业价值的改进也并没有发现显著作用，而市场化环境对于企业发展是最重要的。市场化环境不仅改变了企业的政治联系作用，也从深处改变了企业的价值来源。这一点可以从企业资产对企业价值的作用从过去的正向作用变为负向作用看出。资产对企业价值的作用减弱，企业价值更多是来源于对市场的把控，对终端消费者的需求满足。
　　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家应该更多将时间精力放在制定市场战略上，通过吸收优秀的人才增加企业的创新能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新的思维。企业家只有时刻关注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能及时做出转变，才能为企业赢得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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