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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民教育出版社最早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是1950-1951年翻版的新华书店1950年版《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与《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各六册，前者由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王泗原、蔡超尘、张中行等人编辑，后者由周祖谟、游国恩、杨晦、魏建功等人编辑。这套教材初中每册选20-28课，共142课；高中每册选19-23课，共123课。不分单元，没有课前提示，仅在课后有注释和“思考·讨论·练习”。后者平均每篇5-6题，一般来说，至少有一题涉及语法、修辞、文体知识或有关课文写作技巧，此外绝大多数是关于思想内容的。
1952-1953年，人教社对这套教材进行修订。这次修订属于小修订，教材体例和大部分课文保持不变。变化仅三点。
一是削减课文数量，增删部分篇目。初中每册16-20课，共110课，高中每册16-18课，共104课。这比上一版减少了51课，占课文总数的近20%。减少的课文既包括鲁迅《鸭的喜剧》《风筝》《给颜黎明的信》、张天翼《华威先生》、叶圣陶《蚕和蚂蚁》等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也包括从国统区开明书店教科书中沿袭来的《织女星和牵牛星》《詹天佑》《最先与最后》等课文，还包括加里宁《使组织性和文化成为共产青年团工作底基础》《波兰驻我国大使布尔金向毛主席呈递国书》等少数政治性、时效性强的作品。这版教材也增加了一些新发表的文学作品、领导讲话、新闻通讯等，比如老舍发表在1951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上的《我热爱新北京》，华山发表于195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上的《清川江畔》，1952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宋庆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词》等。
二是加强了文言文的教学，两版教材在初中都没有文言文，1950-1951年版从高中第三册起，选若干篇文言文，篇数总计37篇，占到了高中课文总数的30%。1952年版高中课本从第一册就开始学习中文言文，共31篇，占33.6%。
三是将课后的“思考·讨论·练习”改为“提示”，平均每课提示十余项，大多数是关于思想内容的引导和提问。
1953-1955年间，这套教材大概再版了5-6次，新版本对老版本一般会有修改。比如1955年7月第5版《初级中学语文课本》跟1952年10月第1版相比，编辑体例没有变化，但课文有所增删，最明显的是增加了发表于1953-1954年主流媒体和杂志上的作品。比如秦兆阳发表于《人民日报》1953年12月27日的《王永淮》，吴玉章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54年1月1日的《英勇劳动，艰苦奋斗，争取新的胜利》，李准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的《不能走那条路》等。
在这一阶段的教科书中，编者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认为这一元素“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通过语文科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一种思想内容或一个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说理的论文来表达，也可以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一个自然科学故事来表达”[1]。可以说，无论哪种文体，在这一阶段教材中的主要功能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来讲，是培养学生对新政权的认同、新的劳动意识和道德情操以及共产主义的国际意识。也就是说，主要表现两个主题，一是新社会如何好，旧社会如何坏；二是苏联如何好，美国如何坏。
这一阶段课本中以20世纪中国为题材的课文，可以鲜明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国统区的作品，另一类是反映解放区及新中国成立初的作品。
有关国统区的作品数量不多，突出了统治的黑暗和人民的反抗。比如鲁迅《故乡》《祝福》《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茅盾《春蚕》《林家铺子》，老舍《骆驼祥子》，叶圣陶《夜》《多收了三五斗》《一篇宣言》等。编者在《春蚕》课后提示说：“这是一篇反映旧中国农村破产的作品。那时候，封建势力的重重剥削，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逼得广大农民喘不过气来；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更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推翻封建统治，赶走帝国主义，他们就能彻底翻身的。今天，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已呈现了崭新的气象，就是有力的证明。”[2]编者认为，《多收了三五斗》反映的是“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的痛苦”，“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无孔不入，不但把大量工业制成品倾销到中国来，还把大量农业产品倾销到中国来。从这里可以看出那时候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的性质。”[3]如果说上述两篇主要涉及经济剥削和压迫的话，鲁迅《祝福》和老舍《骆驼祥子》则主要表现为人身压迫。编者认为，《祝福》中的“主人公是受了封建社会的种种迫害而死的一个劳动妇女——祥林嫂。作者详细叙述了她的半生，这里面充满了血泪交流的事迹。作者的用意是可以了解的：在封建制度和旧礼教统治之下，妇女的生命不值一钱，像祥林嫂这样悲惨牺牲的，实在到处都有。可是封建制度和旧礼教是什么人支持的呢？这自然有它的阶级基础。如果不挖出根来，这些受害者将永远找不出真正的兇手，找不出致死的原因。这一篇命名为《祝福》，作者着重描绘鲁四老爷的架子和他的家庭的排场，使我们认清祥林嫂就是死在这个人手里。只要地主阶级存在，吃人的旧礼教就会继续维持下去，劳动人民的生命——尤其是劳动妇女的生命就绝没有保障。我们能体会到这一点，才可以认识作者思想的伟大和深刻。”[4]老舍描写了祥子的悲惨生活并对此表示同情，这一点编者很认可，但编者进一步指出：“反动统治阶级不断地给我们制造灾难，如不明白指出这灾难的根源，号召人民反抗，只是单纯地对受害者表示同情，仍然是不够的。”[5]
上述反映国统区生活的作品数量不多，这部教材中大多数课文都是以解放区和新中国之初的斗争和生活为题材。这些课文包括既解放区的领袖讲话，小说、报告文学、新闻通讯等，也包括建国初《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上的作品。按题材分类，这些课文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课文跟中共领袖有关，或是他们的作品，或是歌颂他们的作品。跟毛泽东相关的有《毛主席和工人》《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毛主席的话》以及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跟中共其他领袖有关的包括朱德《母亲的回忆》，苏联费列根诺夫著、乌兰汉译《给朱德总司令画像》，李庄《任弼时同志二三事》，黄既《关向应同志在病中》等。 第二类课文属战争题材。教材大量选入从长征到解放战争期间的大量战争题材的作品，表现中共的革命战争历史。反映红军长征的有陆定一《老山界》以及选自《红军长征记》的《三渡天险》；反映抗日战争的有孙犁《荷花淀》《白洋淀边》，孔厥、袁静《这样的战士》，管桦《雨来没有死》，刘白羽等《海上的遭遇》；反映解放战争的有卢耀武《渡淮河》，华山《英雄的十月》，《进军西藏日记》等等，在这些课文后，编者着力说明这些战争的正义性，塑造战争中的英雄形象。
第三类课文反映了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初的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及新的劳动和婚恋观念。比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节选）》《田寡妇看瓜》、康濯《我的两家房东》、马烽《第一次结婚》、谷峪《新事新办》、刘绍棠《青枝绿叶》、束为《第一次收获》、李庆番《拖拉机开进高家村》等。
从国际局势来看，在两个阵营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坚定地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培养学生对苏联的热爱、对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憎恶和共产主义的国际意识，成为这一阶段中学语文课本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1952-1953年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选苏联作品和反映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作品多达36篇，占课文总数的近33%。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列宁斯大林的作品以及歌颂和赞美他们的作品。比如列宁《论共产主义者团的任务》，歌颂列宁的《见列宁去》《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列宁在学校里》《列宁给青年的教训》等，斯大林的《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歌颂斯大林的有朱子奇《献给斯大林同志的寿礼》、冯至《在斯大林时代里》、雅可福列夫《伟大而质朴的人物》等。在这些作品的课后提示中，编者对苏联领袖致以相当的敬意。比如编者在《伟大而质朴的人物》课后提示道：“斯大林同志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和导师，领导着人类走向幸福的前途。不只他的丰功伟绩令人崇敬，就是他的工作作风和日常生活也是我们的榜样。”[6]编者在冯至《在斯大林时代里》课后说：“这篇文章的主题，可以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来说明：‘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7]歌颂这两位领袖时，编者时时联系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比如在《列宁给青年的教训》课后，编者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要实现这个理想必须经过有步骤的斗争。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已经向着这个理想迈进。我们中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正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也正是要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一步步地前进。列宁给苏联青年的这些教训，也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应该接受的。”[8]
还有相当一部分课文反映了苏联的战争和工农业生产。反映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课文包括：根据提尔斯基《管水路标的小孩子》改写的《红领巾》，根据卡泰耶夫《团的儿子》缩写的《团的儿子》，改写自彼·里多夫《丹娘》的《丹娘》，选自格洛斯曼作、茅盾译《人民是不朽的》中的《辽尼亚和他的祖母》。反映苏联工农业生产及其理想的有：萨巴林作、符其珣译《自动工厂》，冯明《一个向自然索取的人》，卡西尔作、汤茀之译《缺席者的故事》，波列伏依作、林石译《挂号包裹》《苏联煤矿的劳动保护》等。在这些课文后，编者引导学生树立符合当时意识形态需要的战争和劳动观念，向苏联人民学习。比如《自动工场》的课后提示说：“苏联的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上已经有了辉煌的成就，可他们还不满足，他们还要求高度使用机器解放劳动力来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研究是垄断在资产阶级的手里的。他们的科学研究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并不以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因此，阻碍了科学的高度发达。只有社会主义的社会，才能够为达到科学的真正目的而努力。近年来苏联科学的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成就，就是这个缘故。”[9]在《團的儿子》课后，编者认为：“凡尼亚被德国强盗抓去以后，德国强盗引诱他，残酷地拷打他，他始终坚强不屈。‘我们不是奴隶，奴隶不是我们。’有了这种爱国主义的英雄气概，才能够战胜敌人。”“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我们中国也有许多表现了像凡尼卡那样英雄行为的小孩子。就你知道的说出来。”[10]在《辽尼亚和他的祖母》课后，编者提示说：“苏联人民具有热爱劳动，热爱和平，热爱祖国的伟大性格。”“美丽幸福的生活被法西斯匪徒打碎了，马利亚不愿离开可爱的故乡，后来不得不准备离开了；人们安静地生活着的乌克兰农庄，成千地被放弃了；和平地在自己土地上劳动、建设的人民，痛心疾首地向东撤退了；整个村子好像一下子浸在血水里了。从这些叙述里，我们深深体会到法西斯侵略者的万恶罪行，也更加强了拯救和平的决心。”[11]
有些课文将美苏两国的情况进行对比，引导学生憎恶美国，热爱苏联。美苏对比的课文比较典型的是伊林作、晶译《苏联的一分钟和美国的一分钟》，作者用精确的统计数据，说明苏联一分钟建设了多少工厂，多少房屋，提前完成了多少任务，美国一分钟有多少人失业，榨取了多少剩余价值，正如编者在课后提示的：“苏联的每一分钟都是在增进人民的幸福，美国的每一分钟都是在制造人民的痛苦。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加速前进，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接近死亡。”[12]特洛岩诺夫斯基作、付克译的《战争之后》以1945年美苏会师中一位苏联士兵和一位美国士兵的结识开端，之后两位士兵的命运完全不同，苏联士兵被选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写了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获得了史学学士学位，美国士兵因为是黑人，退伍后只好开打扫垃圾的大汽车。通过这篇课文，编者引导学生认清“苏联和美国是走着怎样不同的道路。”这篇课文的前一课是瞿秋白的《美国的真正悲剧》，编者在课后说：“了解美国劳动人民怎样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怎样和资本家进行英勇的斗争，才能够正确地认识资产阶级的美国，肃清盲目崇拜美国的错误思想。”[13]编者将《战争之后》与前一课《美国的真正悲剧》相比较：“这篇文章暴露了美国统治者处处压迫黑人，前一篇文章暴露了美国统治者压迫的不仅仅是黑人，还有白人。这说明这种现象不是什么黑人和白人的矛盾，而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矛盾。联系这两篇文章，仔细研究这个道理。”[14] 很多课文批判了美国政策，暴露了美国的黑暗面，但对受压迫的美国人民充满同情。教材选入了表现美国压迫黑人的罗伯逊作、许秋明译《我在美国》，反应美国失业工人悲惨生活的讽刺短剧《最幸福的人》（美国麦尔士原作，苏联拉维娜改编，施咸荣译）等等。课本还还选入区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作品，比如爱伦堡的《游美印象》，编者在课后说：“美国人民是始终在前进的。因为受到统治者的欺骗、压迫，许多人对革命的认识还不够明确，斗争的力量还没有集中起来，所以有时候不免绕圈子，走冤枉路。可是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美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的情绪越来越高涨，革命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在报上常常看到许多美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报道。你曾注意这些报道吗？”[15]
在朝鲜战争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报刊杂志上出现了很多反映朝鲜战争、歌颂两国人民友谊和表现志愿军英勇作战的作品，这些作品也被大量选入教材，如金载厚《注文津的海战》、路一等人合写的《朝鲜的树在中国开花结果了》、华山《清川江畔》、郭墟《我们的血会流在一起》、魏巍《挤垮它》、《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在《我们的血会流在一起》课后，编者认为：“中朝人民斗争的目标本来是一致的，因此中朝人民的团结也像钢打铜铸一般，任何压力也拆散不了。本篇描述的故事，恰好证明了这一点。”[16]在《清川江畔》课后，编者提示说：“美帝国主义的毒辣手段虽然无穷无尽，但结果终归失败。我们的人民志愿军——毛泽东旗帜下的无数健儿，是对于任何困难环境都能克服，都能改造的！我们可以从这篇通讯里得到很深的体会。”[17]可见，这些课文着重表明中朝友谊源远流长，中朝利益一致，中朝对美帝的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等观念。
除占主要位置的思想政治教育外，这套教材也注意到了语文教育的其它元素。
首先，编者意识到了听话、说话、写作等语文能力的重要性。《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前有《编辑大意》，首先阐释为什么改称“国文”和“国语”为“语文”：“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依据于此，编者认识到“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说、读、写四项，不可偏轻偏重。”[18]但这些意见并没有落到实处。
其次，编者认识到文学教育和文言文教学的重要性。1950-1951年的《高中语文课本·编辑大意》别说明两点：一、从第三册起，“还选了整部著作的一章一节以及中篇小说和长篇的报告之类。希望靠这套课本来引导学生阅读其他的东西，养成广泛的读书兴趣和敏捷而有效的读书能力”[19]；二、从高中第三册起，选若干篇文言文，事实上，这套教材文言文共37篇，占到了课文总数的30%。1952-1953年的教材从高一就开始选入文言文，到高三时几乎占了一半篇幅。这都说明编者有意识让文学教育和文言文教学在语文课本中占据较重要的位置。但从全书来看，文学教育与文言文教学都远远没有“思想政治教育”重要。
二
胡乔木在1951年3月教育部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中等教育会议上说：“语文教学目前存在着特别混乱的现象”，“现在的语文教学甚至将文学、语言、社会科学三种教育混在一起，这是很不正确的，三者都重要，但不能混淆，一混淆就什么也不是了。”他把原因归结为“没有把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分开”。[20]不久，他牵头组织了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1953年12月24日，委员会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我国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历来都是把语言和文学混合在一起教。这样教学的结果，不论从语言方面看，从文学方面看，都遭了很大的失敗。”“因为语言与文学虽有密切的联系，但毕竟是两种独立的学科，而这两种学科教学除了一定的共同任务之外，应有各自的独特的任务，把两个担负不同的学科混淆在一起教学，当然得不到良好的效果。”
1954年2月1日，刘少奇对《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批示说：“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着中央文委党组办理。”不久，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分科教学。1954年6月，政务院发布《改进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明确提出：“从全面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学语文教学也必须给予学生以一定的语言教养与文学教养，而不允许再用过去的陈旧方法来进行教育了。”[21]
1955年7月，教育部出版了《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初稿）》与《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初稿）》。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汉语编辑室主持拟定了《暂定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作为汉语课教学统一采用的知识体系。不久，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新教学大纲陆续出版了张志公主编《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张毕来、王微、蔡超尘主编《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和《高级中学文学课本》，并编了教学参考书。随后，教育部还拟定了《中学作文教学初步方案（草稿）》，但没有正式颁发。1956年4月，教育部正式发出《关于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并使用新课本的通知》，决定于秋季在全国正式开始实施分科教学。
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非常重视语言的教学：“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主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精密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只有学会语法、修辞、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还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个方面，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新设的汉语课正是“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它只在初中开设，分绪论、语音、文字、语汇、语法、标点符号、修辞等七个部分。第一学期学习绪论和语音，第二学期学习文字和词汇，第三学期讲词法、句法、词类，第四学期学习单句，第五学期学习复句及标点符号知识，第六学期讲修辞的基本知识。 初中文学课系统的学习文学作品和文学知识。一年级“教材原则上根据思想内容组织单元”，“着重选编描写各种事物、人物、风景的作品，作品内容力求涉及生活的各方面，尤其着重青年、儿童的生活。”除44课文学作品课文外，还有《民歌和民间故事》《寓言》《文学作品是写人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等10课文学常识。二年级“选比较深入描写人物精神面貌的作品，选编历史著名的文学作品，按作家和作品年代先后排列，使学生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大致的了解。”第三、四册分别从先秦文学选到现代文学，除《岳阳楼记》《孔乙己》等历代文学作品课文49课外，还有《屈原》《杜甫》《鲁迅》《瞿秋白》等4篇作家介绍及《文学作品的语言》《我国的古典文学》《我国的现代文学》等4篇文学常识。三年级“选编的作品包括几种主要的体裁：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教材体裁分类组织单元。每类之中大致按作品年代先后排列，略示古今的比较。”[22]
高中文学课系统学习文学史。第一册学习秦代以前的文学和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第二学期学习唐代和宋代的文学，第三学期学习元代到“五四”的文学，第四学期学习“五四”以来的文学。前四册编出了教科书。按照规定，高三学习外国文学作品：第五册学习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第六册学习以苏联文学为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但后两册没有编出教科书。高中文学课的课文包括专题和文学史概述两类。专题有两种，一种以作家为中心，学习其代表作，像第二册第一个专题《李白》就包括《梦游天姥吟留别》《子夜吴歌》《送友人》《登金陵凤凰台》等诗歌；另一种以一部作品或一类作品为中心组成专题，例如《世说新语》。对于这些专题的教学办法，大纲有详细规定，例如规定“司马迁”专题的教学方法为：“应该先全面地评述司马迁，说明他的出身，他博览群书和周游南北对他的创作的影响，他因李陵事件受刑后坚持创作的精神，他的伟大著作《史记》的内容，文学价值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等；然后分析列入专题的《信陵君列传》《荆轲传》两篇作品。”除专题外，每册都会有两课“文学史概述”课文，“是比较简单的有重点的文学史知识”，对于这类课文的教学，大纲反对用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讲，但同时要求“适当地阐明文学史上各个派别和集团的阶级基础，阐明它们之间的斗争所反映的阶级利益和愿望。”[23]
1957年始，人们对分科教学的批评越来越严厉，尤其是高中的古典文学教学，很少有人觉得满意。综合批评观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部分人坚持语文的目的是提高读写能力，他们批评分科教学无助于读写能力的提高。另一些人批评分科教学后的文学教学“厚古薄今”，没有体现时代的要求。
1958年3月，中宣部宣布分科教学试验结束，中学汉语、文学合并为语文。分科教学试验为何突然中止，至今缺乏直接材料，但肯定跟高层决定有关。亲历者刘国正的回忆可供参考：“康生指责说：‘文学课本非改不可’，‘与教育方针相违背，最多只能培养小资产阶级感情’，‘许多课文思想性不强，语言也混乱，可砍去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换选政治论文、社论和应用文’。这场大起大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有待更多的资料进一步说明。但联系当时的极左思潮，从康生的讲话中不难看出其主要原因。”[24]
参考文献：
[1]《编辑大意》，《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6月原版，1951年10月北京8版。第1页。
[2]《春蚕》课后提示，《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7月修订原版，10月第一次印刷，第65-66页。
[3]《多收了三五斗》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68-70页。
[4]《祝福》课后提示，《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33-34页。
[5]《骆驼祥子》课后提示，《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47页。
[6]《多收了三五斗》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10页。
[7]《在斯大林时代里》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127页。
[8]《列宁给青年的教训》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135页。
[9]《自动工场》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145-147页。
[10]《团的儿子》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7月第一修订原版，11月汉口1印，第102-103页。
[11]《辽尼亚和他的祖母》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44-45页。
[12]《苏联的一分钟和美国的一分钟》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7月第二次修订原版，10月上海1印，第137页。
[13]《美国的真正悲剧》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2月第一次修订原版，9月北京1印，第93页。
[14]《战争之后》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2月第一次修订原版，9月北京1印，第105页。
[15]《游美印象》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7月第二次修订原版，10月上海1印，第118-119页。
[16]《我们的血会流在一起》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上海初版，第28页。
[17]《青川江畔》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上海初版，第28页。
[18]《编辑大意》，《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6月原版，1951年10月北京8版，第1-2页。
[19]《编辑大意》，《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11月第一次修订原版，1950年12月北京初版，第1页。
[20]《语文教学的“语”“文”分合问题》，《语文教学》1951年5期。
[21]转引自叶圣陶《关于语言文学分科问题》，《人民教育》1955年8月号。
[22]《1956年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337页。
[23]《1956年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 2001年，第382页。
[24]劉国正：《似曾相识燕归来——中学文学教育的风雨历程》，《课程·教材·教法》2000年第6期。
人民教育出版社最早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是1950-1951年翻版的新华书店1950年版《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与《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各六册，前者由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王泗原、蔡超尘、张中行等人编辑，后者由周祖谟、游国恩、杨晦、魏建功等人编辑。这套教材初中每册选20-28课，共142课；高中每册选19-23课，共123课。不分单元，没有课前提示，仅在课后有注释和“思考·讨论·练习”。后者平均每篇5-6题，一般来说，至少有一题涉及语法、修辞、文体知识或有关课文写作技巧，此外绝大多数是关于思想内容的。
1952-1953年，人教社对这套教材进行修订。这次修订属于小修订，教材体例和大部分课文保持不变。变化仅三点。
一是削减课文数量，增删部分篇目。初中每册16-20课，共110课，高中每册16-18课，共104课。这比上一版减少了51课，占课文总数的近20%。减少的课文既包括鲁迅《鸭的喜剧》《风筝》《给颜黎明的信》、张天翼《华威先生》、叶圣陶《蚕和蚂蚁》等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也包括从国统区开明书店教科书中沿袭来的《织女星和牵牛星》《詹天佑》《最先与最后》等课文，还包括加里宁《使组织性和文化成为共产青年团工作底基础》《波兰驻我国大使布尔金向毛主席呈递国书》等少数政治性、时效性强的作品。这版教材也增加了一些新发表的文学作品、领导讲话、新闻通讯等，比如老舍发表在1951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上的《我热爱新北京》，华山发表于195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上的《清川江畔》，1952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宋庆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词》等。
二是加强了文言文的教学，两版教材在初中都没有文言文，1950-1951年版从高中第三册起，选若干篇文言文，篇数总计37篇，占到了高中课文总数的30%。1952年版高中课本从第一册就开始学习中文言文，共31篇，占33.6%。
三是将课后的“思考·讨论·练习”改为“提示”，平均每课提示十余项，大多数是关于思想内容的引导和提问。
1953-1955年间，这套教材大概再版了5-6次，新版本对老版本一般会有修改。比如1955年7月第5版《初级中学语文课本》跟1952年10月第1版相比，编辑体例没有变化，但课文有所增删，最明显的是增加了发表于1953-1954年主流媒体和杂志上的作品。比如秦兆阳发表于《人民日报》1953年12月27日的《王永淮》，吴玉章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54年1月1日的《英勇劳动，艰苦奋斗，争取新的胜利》，李准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的《不能走那条路》等。
在这一阶段的教科书中，编者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认为这一元素“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通过语文科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一种思想内容或一个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说理的论文来表达，也可以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一个自然科学故事来表达”[1]。可以说，无论哪种文体，在这一阶段教材中的主要功能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来讲，是培养学生对新政权的认同、新的劳动意识和道德情操以及共产主义的国际意识。也就是说，主要表现两个主题，一是新社会如何好，旧社会如何坏；二是苏联如何好，美国如何坏。
这一阶段课本中以20世纪中国为题材的课文，可以鲜明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国统区的作品，另一类是反映解放区及新中国成立初的作品。
有关国统区的作品数量不多，突出了统治的黑暗和人民的反抗。比如鲁迅《故乡》《祝福》《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茅盾《春蚕》《林家铺子》，老舍《骆驼祥子》，叶圣陶《夜》《多收了三五斗》《一篇宣言》等。编者在《春蚕》课后提示说：“这是一篇反映旧中国农村破产的作品。那时候，封建势力的重重剥削，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逼得广大农民喘不过气来；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更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推翻封建统治，赶走帝国主义，他们就能彻底翻身的。今天，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已呈现了崭新的气象，就是有力的证明。”[2]编者认为，《多收了三五斗》反映的是“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的痛苦”，“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无孔不入，不但把大量工业制成品倾销到中国来，还把大量农业产品倾销到中国来。从这里可以看出那时候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的性质。”[3]如果说上述两篇主要涉及经济剥削和压迫的话，鲁迅《祝福》和老舍《骆驼祥子》则主要表现为人身压迫。编者认为，《祝福》中的“主人公是受了封建社会的种种迫害而死的一个劳动妇女——祥林嫂。作者详细叙述了她的半生，这里面充满了血泪交流的事迹。作者的用意是可以了解的：在封建制度和旧礼教统治之下，妇女的生命不值一钱，像祥林嫂这样悲惨牺牲的，实在到处都有。可是封建制度和旧礼教是什么人支持的呢？这自然有它的阶级基础。如果不挖出根来，这些受害者将永远找不出真正的兇手，找不出致死的原因。这一篇命名为《祝福》，作者着重描绘鲁四老爷的架子和他的家庭的排场，使我们认清祥林嫂就是死在这个人手里。只要地主阶级存在，吃人的旧礼教就会继续维持下去，劳动人民的生命——尤其是劳动妇女的生命就绝没有保障。我们能体会到这一点，才可以认识作者思想的伟大和深刻。”[4]老舍描写了祥子的悲惨生活并对此表示同情，这一点编者很认可，但编者进一步指出：“反动统治阶级不断地给我们制造灾难，如不明白指出这灾难的根源，号召人民反抗，只是单纯地对受害者表示同情，仍然是不够的。”[5]
上述反映国统区生活的作品数量不多，这部教材中大多数课文都是以解放区和新中国之初的斗争和生活为题材。这些课文包括既解放区的领袖讲话，小说、报告文学、新闻通讯等，也包括建国初《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上的作品。按题材分类，这些课文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课文跟中共领袖有关，或是他们的作品，或是歌颂他们的作品。跟毛泽东相关的有《毛主席和工人》《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毛主席的话》以及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跟中共其他领袖有关的包括朱德《母亲的回忆》，苏联费列根诺夫著、乌兰汉译《给朱德总司令画像》，李庄《任弼时同志二三事》，黄既《关向应同志在病中》等。 第二类课文属战争题材。教材大量选入从长征到解放战争期间的大量战争题材的作品，表现中共的革命战争历史。反映红军长征的有陆定一《老山界》以及选自《红军长征记》的《三渡天险》；反映抗日战争的有孙犁《荷花淀》《白洋淀边》，孔厥、袁静《这样的战士》，管桦《雨来没有死》，刘白羽等《海上的遭遇》；反映解放战争的有卢耀武《渡淮河》，华山《英雄的十月》，《进军西藏日记》等等，在这些课文后，编者着力说明这些战争的正义性，塑造战争中的英雄形象。
第三类课文反映了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初的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及新的劳动和婚恋观念。比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节选）》《田寡妇看瓜》、康濯《我的两家房东》、马烽《第一次结婚》、谷峪《新事新办》、刘绍棠《青枝绿叶》、束为《第一次收获》、李庆番《拖拉机开进高家村》等。
从国际局势来看，在两个阵营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坚定地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培养学生对苏联的热爱、对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憎恶和共产主义的国际意识，成为这一阶段中学语文课本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1952-1953年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选苏联作品和反映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作品多达36篇，占课文总数的近33%。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列宁斯大林的作品以及歌颂和赞美他们的作品。比如列宁《论共产主义者团的任务》，歌颂列宁的《见列宁去》《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列宁在学校里》《列宁给青年的教训》等，斯大林的《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歌颂斯大林的有朱子奇《献给斯大林同志的寿礼》、冯至《在斯大林时代里》、雅可福列夫《伟大而质朴的人物》等。在这些作品的课后提示中，编者对苏联领袖致以相当的敬意。比如编者在《伟大而质朴的人物》课后提示道：“斯大林同志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和导师，领导着人类走向幸福的前途。不只他的丰功伟绩令人崇敬，就是他的工作作风和日常生活也是我们的榜样。”[6]编者在冯至《在斯大林时代里》课后说：“这篇文章的主题，可以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来说明：‘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7]歌颂这两位领袖时，编者时时联系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比如在《列宁给青年的教训》课后，编者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要实现这个理想必须经过有步骤的斗争。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已经向着这个理想迈进。我们中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正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也正是要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一步步地前进。列宁给苏联青年的这些教训，也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应该接受的。”[8]
还有相当一部分课文反映了苏联的战争和工农业生产。反映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课文包括：根据提尔斯基《管水路标的小孩子》改写的《红领巾》，根据卡泰耶夫《团的儿子》缩写的《团的儿子》，改写自彼·里多夫《丹娘》的《丹娘》，选自格洛斯曼作、茅盾译《人民是不朽的》中的《辽尼亚和他的祖母》。反映苏联工农业生产及其理想的有：萨巴林作、符其珣译《自动工厂》，冯明《一个向自然索取的人》，卡西尔作、汤茀之译《缺席者的故事》，波列伏依作、林石译《挂号包裹》《苏联煤矿的劳动保护》等。在这些课文后，编者引导学生树立符合当时意识形态需要的战争和劳动观念，向苏联人民学习。比如《自动工场》的课后提示说：“苏联的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上已经有了辉煌的成就，可他们还不满足，他们还要求高度使用机器解放劳动力来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研究是垄断在资产阶级的手里的。他们的科学研究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并不以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因此，阻碍了科学的高度发达。只有社会主义的社会，才能够为达到科学的真正目的而努力。近年来苏联科学的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成就，就是这个缘故。”[9]在《團的儿子》课后，编者认为：“凡尼亚被德国强盗抓去以后，德国强盗引诱他，残酷地拷打他，他始终坚强不屈。‘我们不是奴隶，奴隶不是我们。’有了这种爱国主义的英雄气概，才能够战胜敌人。”“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我们中国也有许多表现了像凡尼卡那样英雄行为的小孩子。就你知道的说出来。”[10]在《辽尼亚和他的祖母》课后，编者提示说：“苏联人民具有热爱劳动，热爱和平，热爱祖国的伟大性格。”“美丽幸福的生活被法西斯匪徒打碎了，马利亚不愿离开可爱的故乡，后来不得不准备离开了；人们安静地生活着的乌克兰农庄，成千地被放弃了；和平地在自己土地上劳动、建设的人民，痛心疾首地向东撤退了；整个村子好像一下子浸在血水里了。从这些叙述里，我们深深体会到法西斯侵略者的万恶罪行，也更加强了拯救和平的决心。”[11]
有些课文将美苏两国的情况进行对比，引导学生憎恶美国，热爱苏联。美苏对比的课文比较典型的是伊林作、晶译《苏联的一分钟和美国的一分钟》，作者用精确的统计数据，说明苏联一分钟建设了多少工厂，多少房屋，提前完成了多少任务，美国一分钟有多少人失业，榨取了多少剩余价值，正如编者在课后提示的：“苏联的每一分钟都是在增进人民的幸福，美国的每一分钟都是在制造人民的痛苦。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加速前进，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接近死亡。”[12]特洛岩诺夫斯基作、付克译的《战争之后》以1945年美苏会师中一位苏联士兵和一位美国士兵的结识开端，之后两位士兵的命运完全不同，苏联士兵被选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写了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获得了史学学士学位，美国士兵因为是黑人，退伍后只好开打扫垃圾的大汽车。通过这篇课文，编者引导学生认清“苏联和美国是走着怎样不同的道路。”这篇课文的前一课是瞿秋白的《美国的真正悲剧》，编者在课后说：“了解美国劳动人民怎样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怎样和资本家进行英勇的斗争，才能够正确地认识资产阶级的美国，肃清盲目崇拜美国的错误思想。”[13]编者将《战争之后》与前一课《美国的真正悲剧》相比较：“这篇文章暴露了美国统治者处处压迫黑人，前一篇文章暴露了美国统治者压迫的不仅仅是黑人，还有白人。这说明这种现象不是什么黑人和白人的矛盾，而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矛盾。联系这两篇文章，仔细研究这个道理。”[14] 很多课文批判了美国政策，暴露了美国的黑暗面，但对受压迫的美国人民充满同情。教材选入了表现美国压迫黑人的罗伯逊作、许秋明译《我在美国》，反应美国失业工人悲惨生活的讽刺短剧《最幸福的人》（美国麦尔士原作，苏联拉维娜改编，施咸荣译）等等。课本还还选入区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作品，比如爱伦堡的《游美印象》，编者在课后说：“美国人民是始终在前进的。因为受到统治者的欺骗、压迫，许多人对革命的认识还不够明确，斗争的力量还没有集中起来，所以有时候不免绕圈子，走冤枉路。可是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美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的情绪越来越高涨，革命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在报上常常看到许多美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报道。你曾注意这些报道吗？”[15]
在朝鲜战争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报刊杂志上出现了很多反映朝鲜战争、歌颂两国人民友谊和表现志愿军英勇作战的作品，这些作品也被大量选入教材，如金载厚《注文津的海战》、路一等人合写的《朝鲜的树在中国开花结果了》、华山《清川江畔》、郭墟《我们的血会流在一起》、魏巍《挤垮它》、《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在《我们的血会流在一起》课后，编者认为：“中朝人民斗争的目标本来是一致的，因此中朝人民的团结也像钢打铜铸一般，任何压力也拆散不了。本篇描述的故事，恰好证明了这一点。”[16]在《清川江畔》课后，编者提示说：“美帝国主义的毒辣手段虽然无穷无尽，但结果终归失败。我们的人民志愿军——毛泽东旗帜下的无数健儿，是对于任何困难环境都能克服，都能改造的！我们可以从这篇通讯里得到很深的体会。”[17]可见，这些课文着重表明中朝友谊源远流长，中朝利益一致，中朝对美帝的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等观念。
除占主要位置的思想政治教育外，这套教材也注意到了语文教育的其它元素。
首先，编者意识到了听话、说话、写作等语文能力的重要性。《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前有《编辑大意》，首先阐释为什么改称“国文”和“国语”为“语文”：“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依据于此，编者认识到“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说、读、写四项，不可偏轻偏重。”[18]但这些意见并没有落到实处。
其次，编者认识到文学教育和文言文教学的重要性。1950-1951年的《高中语文课本·编辑大意》别说明两点：一、从第三册起，“还选了整部著作的一章一节以及中篇小说和长篇的报告之类。希望靠这套课本来引导学生阅读其他的东西，养成广泛的读书兴趣和敏捷而有效的读书能力”[19]；二、从高中第三册起，选若干篇文言文，事实上，这套教材文言文共37篇，占到了课文总数的30%。1952-1953年的教材从高一就开始选入文言文，到高三时几乎占了一半篇幅。这都说明编者有意识让文学教育和文言文教学在语文课本中占据较重要的位置。但从全书来看，文学教育与文言文教学都远远没有“思想政治教育”重要。
二
胡乔木在1951年3月教育部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中等教育会议上说：“语文教学目前存在着特别混乱的现象”，“现在的语文教学甚至将文学、语言、社会科学三种教育混在一起，这是很不正确的，三者都重要，但不能混淆，一混淆就什么也不是了。”他把原因归结为“没有把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分开”。[20]不久，他牵头组织了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1953年12月24日，委员会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我国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历来都是把语言和文学混合在一起教。这样教学的结果，不论从语言方面看，从文学方面看，都遭了很大的失敗。”“因为语言与文学虽有密切的联系，但毕竟是两种独立的学科，而这两种学科教学除了一定的共同任务之外，应有各自的独特的任务，把两个担负不同的学科混淆在一起教学，当然得不到良好的效果。”
1954年2月1日，刘少奇对《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批示说：“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着中央文委党组办理。”不久，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分科教学。1954年6月，政务院发布《改进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明确提出：“从全面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学语文教学也必须给予学生以一定的语言教养与文学教养，而不允许再用过去的陈旧方法来进行教育了。”[21]
1955年7月，教育部出版了《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初稿）》与《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初稿）》。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汉语编辑室主持拟定了《暂定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作为汉语课教学统一采用的知识体系。不久，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新教学大纲陆续出版了张志公主编《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张毕来、王微、蔡超尘主编《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和《高级中学文学课本》，并编了教学参考书。随后，教育部还拟定了《中学作文教学初步方案（草稿）》，但没有正式颁发。1956年4月，教育部正式发出《关于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并使用新课本的通知》，决定于秋季在全国正式开始实施分科教学。
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非常重视语言的教学：“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主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精密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只有学会语法、修辞、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还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个方面，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新设的汉语课正是“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它只在初中开设，分绪论、语音、文字、语汇、语法、标点符号、修辞等七个部分。第一学期学习绪论和语音，第二学期学习文字和词汇，第三学期讲词法、句法、词类，第四学期学习单句，第五学期学习复句及标点符号知识，第六学期讲修辞的基本知识。 初中文学课系统的学习文学作品和文学知识。一年级“教材原则上根据思想内容组织单元”，“着重选编描写各种事物、人物、风景的作品，作品内容力求涉及生活的各方面，尤其着重青年、儿童的生活。”除44课文学作品课文外，还有《民歌和民间故事》《寓言》《文学作品是写人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等10课文学常识。二年级“选比较深入描写人物精神面貌的作品，选编历史著名的文学作品，按作家和作品年代先后排列，使学生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大致的了解。”第三、四册分别从先秦文学选到现代文学，除《岳阳楼记》《孔乙己》等历代文学作品课文49课外，还有《屈原》《杜甫》《鲁迅》《瞿秋白》等4篇作家介绍及《文学作品的语言》《我国的古典文学》《我国的现代文学》等4篇文学常识。三年级“选编的作品包括几种主要的体裁：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教材体裁分类组织单元。每类之中大致按作品年代先后排列，略示古今的比较。”[22]
高中文学课系统学习文学史。第一册学习秦代以前的文学和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第二学期学习唐代和宋代的文学，第三学期学习元代到“五四”的文学，第四学期学习“五四”以来的文学。前四册编出了教科书。按照规定，高三学习外国文学作品：第五册学习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第六册学习以苏联文学为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但后两册没有编出教科书。高中文学课的课文包括专题和文学史概述两类。专题有两种，一种以作家为中心，学习其代表作，像第二册第一个专题《李白》就包括《梦游天姥吟留别》《子夜吴歌》《送友人》《登金陵凤凰台》等诗歌；另一种以一部作品或一类作品为中心组成专题，例如《世说新语》。对于这些专题的教学办法，大纲有详细规定，例如规定“司马迁”专题的教学方法为：“应该先全面地评述司马迁，说明他的出身，他博览群书和周游南北对他的创作的影响，他因李陵事件受刑后坚持创作的精神，他的伟大著作《史记》的内容，文学价值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等；然后分析列入专题的《信陵君列传》《荆轲传》两篇作品。”除专题外，每册都会有两课“文学史概述”课文，“是比较简单的有重点的文学史知识”，对于这类课文的教学，大纲反对用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讲，但同时要求“适当地阐明文学史上各个派别和集团的阶级基础，阐明它们之间的斗争所反映的阶级利益和愿望。”[23]
1957年始，人们对分科教学的批评越来越严厉，尤其是高中的古典文学教学，很少有人觉得满意。综合批评观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部分人坚持语文的目的是提高读写能力，他们批评分科教学无助于读写能力的提高。另一些人批评分科教学后的文学教学“厚古薄今”，没有体现时代的要求。
1958年3月，中宣部宣布分科教学试验结束，中学汉语、文学合并为语文。分科教学试验为何突然中止，至今缺乏直接材料，但肯定跟高层决定有关。亲历者刘国正的回忆可供参考：“康生指责说：‘文学课本非改不可’，‘与教育方针相违背，最多只能培养小资产阶级感情’，‘许多课文思想性不强，语言也混乱，可砍去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换选政治论文、社论和应用文’。这场大起大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有待更多的资料进一步说明。但联系当时的极左思潮，从康生的讲话中不难看出其主要原因。”[24]
参考文献：
[1]《编辑大意》，《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6月原版，1951年10月北京8版。第1页。
[2]《春蚕》课后提示，《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7月修订原版，10月第一次印刷，第65-66页。
[3]《多收了三五斗》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68-70页。
[4]《祝福》课后提示，《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33-34页。
[5]《骆驼祥子》课后提示，《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47页。
[6]《多收了三五斗》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10页。
[7]《在斯大林时代里》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127页。
[8]《列宁给青年的教训》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135页。
[9]《自动工场》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145-147页。
[10]《团的儿子》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7月第一修订原版，11月汉口1印，第102-103页。
[11]《辽尼亚和他的祖母》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初版，第44-45页。
[12]《苏联的一分钟和美国的一分钟》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7月第二次修订原版，10月上海1印，第137页。
[13]《美国的真正悲剧》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2月第一次修订原版，9月北京1印，第93页。
[14]《战争之后》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2月第一次修订原版，9月北京1印，第105页。
[15]《游美印象》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7月第二次修订原版，10月上海1印，第118-119页。
[16]《我们的血会流在一起》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上海初版，第28页。
[17]《青川江畔》课后提示，《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上海初版，第28页。
[18]《编辑大意》，《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6月原版，1951年10月北京8版，第1-2页。
[19]《编辑大意》，《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11月第一次修订原版，1950年12月北京初版，第1页。
[20]《语文教学的“语”“文”分合问题》，《语文教学》1951年5期。
[21]转引自叶圣陶《关于语言文学分科问题》，《人民教育》1955年8月号。
[22]《1956年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337页。
[23]《1956年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 2001年，第382页。
[24]劉国正：《似曾相识燕归来——中学文学教育的风雨历程》，《课程·教材·教法》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