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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冠军。”
由灿星制作和浙江卫视合力打造的《中国好声音》，树立了业界的新标杆，引领了2013年的“大片风潮”。商业及合作模式上，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的“对赌”合作，以及《中国好声音》对音乐产业的尝试性开发也独树一帜，开启电视节目运营的新思路。
《中国好声音》是荷兰Talpa公司模式节目The Voice的中国版。该模式在引入中国之前，已经相继在荷兰、英国、美国等地取得巨大成功。第一季《中国好声音》播出的时候，《美国之声》已经开播第三季。
作为中国电视业界潮流的开启者，《中国好声音》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模式改造，只有因地制宜的细节改动。它带给业界的启示更多的是如何忠于模式。2013年7月5日，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即将开播。
模式是一个框架
去年的夏季，山寨的“转椅”终究败给了原装正版。一度，“模式至上”被众人解读为《中国好声音》成功的法门。
“核心宝典是引进荷兰Talpa公司，但是研究节目时，看得比较多的是美国、英国版本。”陆伟表示。
The Voice最初始于荷兰，2010年由John de Mol和Roel van Velzen创造的《荷兰之声》（The Voice of Holland）在荷兰RTL4电视台播出，随后在2011年4月-6月以《美国之声》（The Voice）为名在美国NBC电视台播出，目前，全球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出了当地版本。
各个版本The Voice的规则虽然会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通过转椅的形式进行盲听盲选。选拔期间，几位导师（tutor）背对选手，选手选择一首歌曲演唱，在歌曲结束前，如果导师选择按下按钮，则选手成功晋级；当有多位导师选择该选手时，则选手就有了选择导师的权利。
“选什么，怎么选，目的是什么，模式中大量的内容是为了保护版权，模式对于版权和品牌是有意义的，但对节目内容来说，意义并不大。最终要靠制作来完成。”陆伟表示。
“忠于宝典，吃透各种制作宝典是灿星公司制作节目的一大前提。” 星空传媒节目研发总监徐帆表示，基本上，《中国好声音》对宝典没有太大改动。
空运而来且造价不菲的“转椅”是《中国好声音》追求细节精度的标志之一。起初，节目组也曾拿到有关制作“转椅”的基本参数希望找到合适的国内厂商制作，但一方面，国内厂商制作需要很长时间，另一方面技术水平上也无法确保100%不出失误。“一旦按下按钮，转椅必须转过来，灯必须亮起来，相应配套的东西都是电脑操控的，如果出现失误非常影响节目现场的气氛。”
另外，每一季节目制作，模式方会派专人负责维护、拆装转椅，为节目组省去不少售后烦恼。
在陆伟眼中，模式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宝典则是模式的“说明书”，包括明确主题、对人员、赛制、舞美设计、宣传推广等制作节目各个环节的基本信息。“原则上没有需要去改动的东西。但里面填充的内容是由你自己来把握的，包括舞台布景、请到什么样的导师，找到什么样的学员等，尤其是学员，如何帮他们选歌、如何通过镜头剪辑让人物形象立起来等，需要团队制作能力的发挥。”
导师角色设计
尽管传闻已凿凿，陆伟的口风依然很紧，“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的导师阵容还是待定状态。”
第二季导师是谁？
自刘欢确定退出后，这一话题就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连刘欢都请过，“顶级”的空气是否会稀薄？据悉，第二季导师阵容已基本确定——两男两女。
当初，筹备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时候，星空华文传媒CEO、灿星制作董事长田明和总导演金磊曾被刘欢和那英拒绝多次，“如果请不到，就打算暂时搁置这个项目。”
陆伟介绍，模式宝典中，要求四个评委中要有两个一线大牌音乐人，一个类型音乐代表，再加上一个选秀出身的歌手。
刘欢和那英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乐坛一线大牌，但中国流行音乐并不像国外那么明晰，没有特别明显的类型音乐划分。于是，节目组建议了庾澄庆，“他的音乐个性化风格浓厚，而且他对西方流行音乐非常了解，颇有造诣。”
而对于选秀歌手，节目组曾把国内选秀出身的明星提供给模式方，但都被他们否决了，“他们看重的不单是人气。”宝典中要求这一类歌手是通过选秀节目大红的当代歌坛巨星，必须具有白金唱片销量和音乐代表作品。“于是，我们就征询模式方设计这一角色的意图何在？”原来，模式方认为这一类非唱片公司打造出的歌手，其自身成名经历比较曲折，容易让参赛的选手产生情感共鸣。基于这一“意图”，节目组推荐了虽然并非选秀出身，但在乐坛也是经历过挫折和坎坷而成为知名歌手的杨坤。
相比《中国好声音》，美国版The Voice的导师阵容则多了一些类型音乐人的加入。该节目的四位导师包括美国著名女歌手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Christina Aguilera）、美国著名乡村音乐人布莱克·谢尔顿（Blake Shelton）、美国新灵魂摇滚乐队Maroon5主唱亚当·李维（Adam Levine）和老牌Hip-hop歌手席洛-格林（Cee Lo Green）。
明星导师越来越成为各大卫视争抢的资源。“争导师的情况的确有，但也不会过于激烈。因为每个电视台和节目都有自己的定位和方向，需要导师的资历和气质也会不同。”陆伟就认为，《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导师，其他节目就比较不会选择，“他们身上有比较深的《中国好声音》的烙印。”
赛制 硬件标准之一
“模式是硬件标准。”陆伟表示。
赛制相当于搭建起模式架构的一块块“积木”，作为硬件标准之一，赛制通常具有强制意味，同时也是工业化生产流程的成熟体现。
The Voice荷兰原版由三个阶段组成：盲眼海选（Blind Audition）、队内擂台赛（Battle）以及最终的直播秀（Live Show）。第一个阶段，四位导师将会通过大约一分钟的选手演唱来决定是否邀请该选手加入自己的队伍。如果多位导师选择了同一位选手，选手即可获得选择导师的权利。每一队的参赛者都会得到各自导师的指导和开发。 在节目第二阶段，导师们会为自己的队员提供音乐指导，并让自己队内的选手演唱一首歌曲进行PK，再由导师决定谁进入直播赛。
第三个阶段是最终的决赛，将会由剩余的选手在现场直播的比赛中，通过观众的投票选出The Voice的获胜者。
美国版The Voice第三季引入了新规则，即在擂台赛环节，每位导师每人有两次机会“偷取（Steal）”，让别队淘汰的选手有机会起死回生。这样，每位导师将无法保证必然有自己的队员进入最后的决赛，决定权交到了观众手中。
《中国好声音》整个赛程设置和荷兰原版基本吻合。分为盲选阶段、导师考核、终极对决和“巅峰之夜”总决赛盛典。只是在第一阶段，第六期加了一场复活赛，“因为有导师没有选够规定的学员人数。”徐帆表示。
此外，基于政策原因，在选手晋级的过程中，并不能像国外版本一样进行“全民投票”。从第十一期开始，《中国好声音》进入导师组别的终极对决。从这一期开始，来自全国的99家媒体组成评审团。而他们的手中也掌握着学员们的“生杀大权”。
导师终极考核将分为三轮。第一轮由四位学员依序演唱，两两PK，主考核导师将选择表现略佳的一人暂时安全，三轮比拼过后依旧安全的一名学员将率先夺得争夺“状元”席位的机会。其余三位学员则需接受来自全国99家媒体评审团的考核，得票最少的一名学员将暂时告别舞台。
唱功VS故事
“The Voice这个节目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摆脱过去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瓶颈的模式。它很纯粹，它尊重音乐本身。”金磊曾说，荷兰原版The Voice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当时国外选秀节目如American Ido及X Factor》等虽然还很火，但已经缺乏新鲜感。而“他们希望寻找一种更专业的音乐类选秀模式。”
转椅决定导师选择，盲听则让声音更加公平。The Voice模式摒弃了学员的体貌特征和身份背景，把对声音的评判置于各种外在因素之上。这是模式的精髓所在。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版本，不管是单人转椅，还是双人转椅，这一环都是一致的。
“宝典中对学员的要求有一句话：拒绝如其他节目中的槽糕试唱。”徐帆表示，好的声音始终是遴选标准中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只有声音，而不辅以“发声人”的故事，那么这个“音乐真人秀”节目模式与观众的在音乐上的共鸣就少了些沟通。各个版本中，对于选手故事的挖掘和呈现力度不尽相同。国外版本相对更注重选手的多元化，人物故事比重相对比较小。而在《中国好声音》中，虽然声音是第一位的，但学员故事的比重比之国外版本要多一些。
徐帆认为，这是由中国观众的收视习惯和收视心理决定的，“中国电视观众的共鸣点非常强调故事和情感。”但对故事的挖掘的前提是，声音已经被选中和认可。另外，必须是真实的故事和情感。
“学员在被选中之后，才会对他们的故事做大致的分类，比如有人就只是歌声好，有人很动感情，有人形象和歌声反差大等。真人秀是以纪实手法为主，编导没有太多预设的空间。”陆伟表示。
舞美 不打折扣
“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
《中国好声音》的舞美标准几乎完全以宝典为指针，多机位设置、现场乐队、音响要足够专业等。
巨额的投入给节目“顶级”品质保驾护航。转椅直接从英国空运，现场机位数多达26-32个，其中有11个专门捕捉导师的一举一动。“机位布置是为了全部记录下现场发生的一切。”现场乐队是一线巨星演唱会的团队，邀请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响总工程师金少刚和零点乐队贝斯手王笑冬的加盟，首创了室内节目采用演唱会音响标配的做法。
“模式方会介绍国外节目舞台是怎么设计的，但他们最关注的是LOGO的标志放在哪里更醒目，其他没有硬性要求。各国版本都会根据自己舞台场地大小、舞美效果等要求做出细微的调整。”陆伟表示，例如原版考虑的光线和对比度，是照顾了西方人的肤色和发色，而东方人肤色不够白，头发又黑，严格按照“模式”要求，会损害画面。于是，打光方面就会做一些微调。
由灿星制作和浙江卫视合力打造的《中国好声音》，树立了业界的新标杆，引领了2013年的“大片风潮”。商业及合作模式上，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的“对赌”合作，以及《中国好声音》对音乐产业的尝试性开发也独树一帜，开启电视节目运营的新思路。
《中国好声音》是荷兰Talpa公司模式节目The Voice的中国版。该模式在引入中国之前，已经相继在荷兰、英国、美国等地取得巨大成功。第一季《中国好声音》播出的时候，《美国之声》已经开播第三季。
作为中国电视业界潮流的开启者，《中国好声音》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模式改造，只有因地制宜的细节改动。它带给业界的启示更多的是如何忠于模式。2013年7月5日，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即将开播。
模式是一个框架
去年的夏季，山寨的“转椅”终究败给了原装正版。一度，“模式至上”被众人解读为《中国好声音》成功的法门。
“核心宝典是引进荷兰Talpa公司，但是研究节目时，看得比较多的是美国、英国版本。”陆伟表示。
The Voice最初始于荷兰，2010年由John de Mol和Roel van Velzen创造的《荷兰之声》（The Voice of Holland）在荷兰RTL4电视台播出，随后在2011年4月-6月以《美国之声》（The Voice）为名在美国NBC电视台播出，目前，全球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出了当地版本。
各个版本The Voice的规则虽然会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通过转椅的形式进行盲听盲选。选拔期间，几位导师（tutor）背对选手，选手选择一首歌曲演唱，在歌曲结束前，如果导师选择按下按钮，则选手成功晋级；当有多位导师选择该选手时，则选手就有了选择导师的权利。
“选什么，怎么选，目的是什么，模式中大量的内容是为了保护版权，模式对于版权和品牌是有意义的，但对节目内容来说，意义并不大。最终要靠制作来完成。”陆伟表示。
“忠于宝典，吃透各种制作宝典是灿星公司制作节目的一大前提。” 星空传媒节目研发总监徐帆表示，基本上，《中国好声音》对宝典没有太大改动。
空运而来且造价不菲的“转椅”是《中国好声音》追求细节精度的标志之一。起初，节目组也曾拿到有关制作“转椅”的基本参数希望找到合适的国内厂商制作，但一方面，国内厂商制作需要很长时间，另一方面技术水平上也无法确保100%不出失误。“一旦按下按钮，转椅必须转过来，灯必须亮起来，相应配套的东西都是电脑操控的，如果出现失误非常影响节目现场的气氛。”
另外，每一季节目制作，模式方会派专人负责维护、拆装转椅，为节目组省去不少售后烦恼。
在陆伟眼中，模式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宝典则是模式的“说明书”，包括明确主题、对人员、赛制、舞美设计、宣传推广等制作节目各个环节的基本信息。“原则上没有需要去改动的东西。但里面填充的内容是由你自己来把握的，包括舞台布景、请到什么样的导师，找到什么样的学员等，尤其是学员，如何帮他们选歌、如何通过镜头剪辑让人物形象立起来等，需要团队制作能力的发挥。”
导师角色设计
尽管传闻已凿凿，陆伟的口风依然很紧，“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的导师阵容还是待定状态。”
第二季导师是谁？
自刘欢确定退出后，这一话题就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连刘欢都请过，“顶级”的空气是否会稀薄？据悉，第二季导师阵容已基本确定——两男两女。
当初，筹备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时候，星空华文传媒CEO、灿星制作董事长田明和总导演金磊曾被刘欢和那英拒绝多次，“如果请不到，就打算暂时搁置这个项目。”
陆伟介绍，模式宝典中，要求四个评委中要有两个一线大牌音乐人，一个类型音乐代表，再加上一个选秀出身的歌手。
刘欢和那英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乐坛一线大牌，但中国流行音乐并不像国外那么明晰，没有特别明显的类型音乐划分。于是，节目组建议了庾澄庆，“他的音乐个性化风格浓厚，而且他对西方流行音乐非常了解，颇有造诣。”
而对于选秀歌手，节目组曾把国内选秀出身的明星提供给模式方，但都被他们否决了，“他们看重的不单是人气。”宝典中要求这一类歌手是通过选秀节目大红的当代歌坛巨星，必须具有白金唱片销量和音乐代表作品。“于是，我们就征询模式方设计这一角色的意图何在？”原来，模式方认为这一类非唱片公司打造出的歌手，其自身成名经历比较曲折，容易让参赛的选手产生情感共鸣。基于这一“意图”，节目组推荐了虽然并非选秀出身，但在乐坛也是经历过挫折和坎坷而成为知名歌手的杨坤。
相比《中国好声音》，美国版The Voice的导师阵容则多了一些类型音乐人的加入。该节目的四位导师包括美国著名女歌手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Christina Aguilera）、美国著名乡村音乐人布莱克·谢尔顿（Blake Shelton）、美国新灵魂摇滚乐队Maroon5主唱亚当·李维（Adam Levine）和老牌Hip-hop歌手席洛-格林（Cee Lo Green）。
明星导师越来越成为各大卫视争抢的资源。“争导师的情况的确有，但也不会过于激烈。因为每个电视台和节目都有自己的定位和方向，需要导师的资历和气质也会不同。”陆伟就认为，《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导师，其他节目就比较不会选择，“他们身上有比较深的《中国好声音》的烙印。”
赛制 硬件标准之一
“模式是硬件标准。”陆伟表示。
赛制相当于搭建起模式架构的一块块“积木”，作为硬件标准之一，赛制通常具有强制意味，同时也是工业化生产流程的成熟体现。
The Voice荷兰原版由三个阶段组成：盲眼海选（Blind Audition）、队内擂台赛（Battle）以及最终的直播秀（Live Show）。第一个阶段，四位导师将会通过大约一分钟的选手演唱来决定是否邀请该选手加入自己的队伍。如果多位导师选择了同一位选手，选手即可获得选择导师的权利。每一队的参赛者都会得到各自导师的指导和开发。 在节目第二阶段，导师们会为自己的队员提供音乐指导，并让自己队内的选手演唱一首歌曲进行PK，再由导师决定谁进入直播赛。
第三个阶段是最终的决赛，将会由剩余的选手在现场直播的比赛中，通过观众的投票选出The Voice的获胜者。
美国版The Voice第三季引入了新规则，即在擂台赛环节，每位导师每人有两次机会“偷取（Steal）”，让别队淘汰的选手有机会起死回生。这样，每位导师将无法保证必然有自己的队员进入最后的决赛，决定权交到了观众手中。
《中国好声音》整个赛程设置和荷兰原版基本吻合。分为盲选阶段、导师考核、终极对决和“巅峰之夜”总决赛盛典。只是在第一阶段，第六期加了一场复活赛，“因为有导师没有选够规定的学员人数。”徐帆表示。
此外，基于政策原因，在选手晋级的过程中，并不能像国外版本一样进行“全民投票”。从第十一期开始，《中国好声音》进入导师组别的终极对决。从这一期开始，来自全国的99家媒体组成评审团。而他们的手中也掌握着学员们的“生杀大权”。
导师终极考核将分为三轮。第一轮由四位学员依序演唱，两两PK，主考核导师将选择表现略佳的一人暂时安全，三轮比拼过后依旧安全的一名学员将率先夺得争夺“状元”席位的机会。其余三位学员则需接受来自全国99家媒体评审团的考核，得票最少的一名学员将暂时告别舞台。
唱功VS故事
“The Voice这个节目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摆脱过去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瓶颈的模式。它很纯粹，它尊重音乐本身。”金磊曾说，荷兰原版The Voice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当时国外选秀节目如American Ido及X Factor》等虽然还很火，但已经缺乏新鲜感。而“他们希望寻找一种更专业的音乐类选秀模式。”
转椅决定导师选择，盲听则让声音更加公平。The Voice模式摒弃了学员的体貌特征和身份背景，把对声音的评判置于各种外在因素之上。这是模式的精髓所在。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版本，不管是单人转椅，还是双人转椅，这一环都是一致的。
“宝典中对学员的要求有一句话：拒绝如其他节目中的槽糕试唱。”徐帆表示，好的声音始终是遴选标准中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只有声音，而不辅以“发声人”的故事，那么这个“音乐真人秀”节目模式与观众的在音乐上的共鸣就少了些沟通。各个版本中，对于选手故事的挖掘和呈现力度不尽相同。国外版本相对更注重选手的多元化，人物故事比重相对比较小。而在《中国好声音》中，虽然声音是第一位的，但学员故事的比重比之国外版本要多一些。
徐帆认为，这是由中国观众的收视习惯和收视心理决定的，“中国电视观众的共鸣点非常强调故事和情感。”但对故事的挖掘的前提是，声音已经被选中和认可。另外，必须是真实的故事和情感。
“学员在被选中之后，才会对他们的故事做大致的分类，比如有人就只是歌声好，有人很动感情，有人形象和歌声反差大等。真人秀是以纪实手法为主，编导没有太多预设的空间。”陆伟表示。
舞美 不打折扣
“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
《中国好声音》的舞美标准几乎完全以宝典为指针，多机位设置、现场乐队、音响要足够专业等。
巨额的投入给节目“顶级”品质保驾护航。转椅直接从英国空运，现场机位数多达26-32个，其中有11个专门捕捉导师的一举一动。“机位布置是为了全部记录下现场发生的一切。”现场乐队是一线巨星演唱会的团队，邀请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响总工程师金少刚和零点乐队贝斯手王笑冬的加盟，首创了室内节目采用演唱会音响标配的做法。
“模式方会介绍国外节目舞台是怎么设计的，但他们最关注的是LOGO的标志放在哪里更醒目，其他没有硬性要求。各国版本都会根据自己舞台场地大小、舞美效果等要求做出细微的调整。”陆伟表示，例如原版考虑的光线和对比度，是照顾了西方人的肤色和发色，而东方人肤色不够白，头发又黑，严格按照“模式”要求，会损害画面。于是，打光方面就会做一些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