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第17个“世界读书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11年，中国人均阅读图书、报纸和期刊分别是4.35本、100.70期(份)、6.67期(份)，人均阅读电子书1.42本。历史资料显示，1999年国民阅读率为60.4％，2005年时，下降到48.7％。而2011年，国民阅读率已远低于12年前的上世纪末。总体上。中国国民阅读率呈下降态势，读书似乎越来越成为“奢侈”的事了。
　　一个不重视阅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而担当着公共责任的官员，更应当成为勤于读书的群体。从政的职业特质，要求领导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这不仅因为公共行政、公共决策的基础是经验和知识，不仅因为治国理政需要丰富的知识，更因为知识本身是一种美德，我们的人格行为需要书香来涵养。
　　在中国古代，官员是读书量最大的社会群体。至于饱学之士，历朝历代层出不穷。屈原、张九龄、姚崇、韩愈、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张居正、纪昀等，都是饱读诗书的官员，他们的文章著述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当年毛泽东阅读《旧唐书》、《新唐书》，对“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姚崇，有“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的批注。范仲淹做地方官时，应邀为新落成的岳阳楼写点文字，他没机会到实地看，只凭图纸，留下了千古绝唱《岳阳楼记》，这是一种文化素养。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是由一批读书人作为其灵魂的。
　　但今天，人们疏于读书已是惯常现象。偶尔读点有限的书，也多为官场秘笈、股市经纬、保健养生、易经测事之类。当年毛泽东批评“不读书、不看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今日尤甚。当下中国，实用主义理性高涨，凡人凡事皆以“有用无用”为考量。读书离“实用”太远，人们普遍重“术”而轻“道”。轻视知识、贬低知识，读书无用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倾向，整体性地又在重新抬头。
　　在中国古代，官员不读书是很难混的，不读书连奏章都写不好。今天，稍有职务的官员，不用读书和动笔，一切可由文秘人员或专门班子代劳，即使三五分钟的“讲话”或一个开场白，亦有专人起草。在整个行政过程和公务流程中，人们可以“不读书、不看报”。但是，勤于读书、善于研究和思考，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行为的应有之义。任何“工作繁忙”、“缺乏时间”的借口，都是不能成立的，都不能成为不读书、不学习的理由。
　　《刘向新序·杂事第五》记载，鲁哀公问子夏说：“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说：“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陈寿《三国志》记载，三国时期孙权要大将吕蒙多读书，吕蒙以“军中多务”搪塞，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今天，“学习型社会”的建立，首先得有“学习型”的官员队伍和领导者群体；而和谐社会的最终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书香社会”的形成。今天公共事务、公共决策日趋复杂，领导者担当的公共责任和公职活动，决定了对于知识和理性的内在信赖性。古今中外大量事例表明，知识学养很欠缺的人，不可能成为称职优秀的官员。没有良好的读书习惯，很难形成良好的领导人格，也很难有真正好的领导力。
　　领导者的“书生气”不好，但“书卷气”是需要的。有现代素养的领导者，应具有“宁静致远”的良好品性，多一些读书，少一些应酬；多一些沉静，少一些浮躁。对于领导者来说，读书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要求，是领导力的内在支撑。更是一种美丽的精神休闲，一种“生命的快乐”，正如法国思想家蒙田说的：“在书籍中寻找的是一个岁月优游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