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高云龙先生系著名雕塑家、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其父金学成是1925年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等领导职务，于雕塑艺术也颇有造诣。受父辈影响和熏陶，高云龙1948年考入北平国立艺专（中央美院前身） 雕塑系，1955年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央美院雕塑研究所创作人员，参与创作朝鲜平仓南道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抗美援朝纪念碑浮雕等经典作品。近日，由高云龙口述、陈正卿撰稿的 《高云龙口述历史》 一书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式出版，本期特选刊回顾其在中央美院工作期间亲历“反右”运动中的风风雨雨，呈现继徐悲鸿之后执掌中央美院的江丰—— 延安老革命出身的版画家，因强调新国画等观点给人留下过“左”的印象，却意外被定为“右派头子”的曲折内情和恩怨纠葛。]

“整风”初起我和同学们的意见争论

　　1957年，我从1948年进中央美院前身北平艺专雕塑系，已经读完本科、研究生，留在学院的雕塑工场搞创作。4月底，我参加创作的朝鲜志愿军烈士陵园浮雕，眼看收尾，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学院党委和副院长江丰还是抓紧了文件的学习和贯彻。我的直感，是动员大家提意见，批评党员的“特权思想”等等。这些事，大家是有一些看法、意见。
　　不久，学院和雕塑系都举行了整风座谈会，学院会议我没能参加。雕塑系会议我参加了，因为我还是系雕塑工场团支部书记。同学中吴介琴最先提了意见，他1944年16岁，在大后方成都报名参加了空军，短期到美国培训过，抗战胜利复员继续读书。解放后从上海考入中央美院，抗美援朝报名参军，已送到军校培训，结果政审退回。回校又遭冷遇，认为他是险些混进志愿军的国军，他很不服气。接着又有几位同学提意见，都是提得很具体的事。
　　真正给学院和系领导，以至文化部提意见、看法的也有，主要是当时学苏联，很多东西教条化，不符合实际，以前不敢说现在说了。还有，江丰特别强调阶级感情、阶级立场和群众观点，认为过于追求技术就是危险的、资产阶级的，甚至连学习哪一种素描方法，都要提到这种高度来认识。有一些同学是有怨言的。
　　不过，慢慢也有了一些争论。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解放后雕塑艺术发展快慢高低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发展快，成就高;一种认为不快或者不够快。《人民日报》 的一个记者，就这个争论也到学院雕塑系开座谈会，我也参加了。我谈了看法，是有发展，有进步，但不够快，艺术水平和前辈比有差距，普及性也不够。那位记者，把我的发言也登在报纸上了。几天后，我们美院同学裘沙，在 《中国青年报》 当记者，也写了一篇采访稿，把这两种意见又都发表了。

一篇在中央美院爆炸性的报道

　　但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当年的8月3号吧，那天早上，《人民日报》 第二版发表两篇报道，揭露以江丰为首的美术界反党小集团，这就等于在学院里扔下了一颗大炸弹。那时江丰是美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又是美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一下子变成了美术界的“纵火头目”，这让人怎么不感到惊讶？这一天，我在操场上看到聚集了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的师生员工，气氛紧张严峻。
　　到10点钟光景，学院通知，文化部领导来中央美院作报告，大家集合到礼堂开大会。那时全院师生也就二百五六十人。坐下后，看到坐在台上的是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钱俊瑞，他的第一句话也让人费解：“同志们啊，以前我是不敢到美院来的。”不过也印证了一个传闻，就是江丰与钱俊瑞以及周扬等人，在延安时期就闹矛盾。然后，他又大讲了一通所谓“五月事件”的反党性质。
　　讲到“五月事件”，当时我也参加了。由于江丰和文化部钱俊瑞等领导有矛盾，据说当年毛主席在杭州时，批评了“不要国画，是民族虚无主义，不懂辩证法。琴棋书画共产党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还点名批评了江丰。
　　江丰在北京听到消息后，就认为是陪同视察的钱俊瑞，在一旁打了小报告。不久，中央开展党内整风，号召大鸣大放提意见，江丰认为说清事情原委的机会来了，就发动中央美院和全国美院、美协的一批教师、画家等，抬着江丰提倡的新国画，其中有徐悲鸿、蒋兆和、李斛等老师解放后画的新社会人物画，到北京朝阳门内的文化部，要求开大会提意见。
　　这次会，学院里许多人是江丰动员或受江丰影响去的，包括我也去参加了。因为江丰在这两天前是对我说过的，到文化部提意见，雕塑创作室要派人参加。不过，我在会上没有发言。
　　当然，在会上江丰本人也发了言，态度也蛮激烈。我记得在会上，还有许多著名画家发言了，有的是为江丰解释，他不是要取消国画，而是要大力提倡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国画。也有人分析，新旧国画之争是解放前就有的，徐悲鸿先生就倡导过新国画。还有画家严厉批评文化部，不是百花园中的好园丁。个别来自延安时代的老干部，揭发当年江丰就和钱俊瑞、蔡若虹等人有矛盾，现在他们是在搞宗派主义。当时这个会议，我记得文化部是派副部长陈克寒来主持的，实际是来听意见的，但他始终没有表态说话，好像有些被动。
　　有一些人发言是相当激烈的，如我们雕塑系的同学张世椿，记得他是江苏扬州人，解放初由扬州共青团市委推荐来中央美院的，参加过地下进步学生活动。江丰很欢喜他，有一次大会作报告，说培养就要培养他这样的学生，刀把子要掌握在这种人手里。他在学院入了党，还要送他到苏联留学。当时连出国制服也做好了，西装笔挺很神气，同学们很羡慕。这次会向文化部领导提意见，他在会上抢着发言，讲到火爆的时候拍了桌子，竟说要开除文化部领导的党籍！
　　这次会议，因为是美院、美协出面动员的，吴作人、董希文、高庄等老先生也参加了，队伍大约有二三百人，还打着旗子、宣传牌，沿途经过一些街口时，又聚上一些围观的群众，所以比较轰动。当年这些老先生们参加，是对文化部钱俊瑞和美协的蔡若虹意见比较大，认为他们架子大，錢当文化部副部长没来过美院。蔡主持美协是理论家，经常批这批那，老先生们很不满。因他原也是搞木刻的，真正的作品不多。我们这样一支队伍到文化部时，雕塑系的好几个同学“最傻帽”，是扛旗子的，后来定性为“游行”“冲文化部”，雕塑室就抓了重点。这就是所谓“五月反党会议”，时间是5月19日。 　　据当年绘画系同学，后来也落难的汪志杰告诉我，江丰事先还有这样一件事，在一个会上，讲苏联文化界前不久发生的一场风波，艺术家们对苏联文化部不满，有一名权威作家带头签名，向政府施压，对立导致大争吵，结果是文化部长伊凡诺夫辞职下台。这次情况是，当年八一建军节举办30周年纪念大型美术展览，汪志杰也被请去画画。7月30日晚，他应邀出席国防部招待会，恰巧与一些中央领导人坐得很近，一位领导很平易近人，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回答是中央美院。他就问：“江丰怎么样？”汪答：“他没有架子，工作很积极，至今没有结婚，配的车子让给别人坐。”那位领导却说：“年轻人，你要看看报纸。”汪后来对我说，当时他真傻啊，这种话等于说江丰已在劫难逃。

批斗江丰和我对江丰的记忆

　　钱俊瑞到中央美院开会，会上就宣布了江丰停职、接受批判的决定，实际就已定性为“反党集团头子”。而美院的师生还并不认可，甚至有人贴出大字报表示质疑，要求中央来人调查。到第三天，一个从公安部派来的陈沛，接任人事处长，后当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另有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长王志成，来当美院党委“反右”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这时，他们按照文化部的指示，领导美院全面开展“反右”运动，办法是把全校师生依年龄按老、中、青分别编成小组，再把党员分别穿插进去，由新院党委根据党员汇报，在由文化部、中国美协和美院联合组织的反右整风领导小组的安排下，成立了一个个专案小组，来确定每个人是否属“右派”，这样，不服情绪被压下去了，气氛也立即变得紧张。
　　接着，就开始了对江丰“反党集团”等的批判，会议在学院小礼堂或文化部礼堂都召开过，揭发批判江丰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第一次就是新上任的王志成主持，他才30来岁，就是局长级干部，据说当过人民银行印刷局局长，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地下党员、学生会主席，普通话夹上海口音。他说：“江丰是什么东西呀，反党右派！”会场里鸦雀无声。
　　开头几次批判会，美院原“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政治老师、团中央的出版部部长李庚，以及华东分院赴京揭发江丰的一位代表，还和文化部、中国美协领导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不久，李庚调回团中央，说在那里也因同情江丰等问题被批斗了。那位浙江杭州来的代表，也听说送回去接受批判揭发了。一时人心惶惶。
　　学院揭发批判江丰等人的会议，文化部领导除钱俊瑞外，夏衍等人也来过。主持过会议的有华君武、蔡若虹等人。那时会议的气氛还算“文明”，让江丰这些被批斗者还在台下坐着。我记得，他总是坐在台下左角，闷头不停地抽烟，有时脸上苦笑，不辩解什么问题。会议结束，地下一地烟头。台上一个个组织好的揭发发言，这时已是大势所趋，一边倒了，张口总是：“江丰，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部，开黑会。”有一次，华君武有一句话说得很厉害：“江丰，我认识你20年了，今天才真正认识你！”江丰好像被刺痛了，感觉很痛苦，盯着他看。还有就是夏衍那句：“江丰，你把美院搞成了小台湾！”他很不服，一脸倔强的神态。我记得比较清楚，我也是同属于“落水”的人，也被指定只得坐在台下另一个角，听从喊上台去揭发或交待。
　　对江丰被定为“右派头子”，我内心是疑惑苦闷的。说他是“右派”真是冤枉，就现在看，他也是“左派”，甚至过左、偏左。他是全身心扑在美院工作上的，我在美院9年接触他不少，他没有架子，经常深入到下面来。人的样子也是结实粗壮，个子中等偏高，头较大，一口上海浦东口音的普通话，声音很响，也直爽。就说那场关于雕塑的争论，记者也采访了他，他认为：“年轻人的正确意见应该扶持，一切新的事业不扶持，就不能发展。”没有什么偏向。裘沙把他的谈话整理好，要发表请他审阅，江丰正发高烧，心情也不好，还是签字同意了。还有建国初期也是鼓励艺术家自己创业的，因为那时国家经济困难养不了，同学中汪志杰是最早走这条路的，靠稿费谋生，他就在会上表扬：“他现在多好，住处有电话，还请了保姆。苏联艺术家都是这样的，靠自己创作挣钱！”
　　但是也因为“左”，他和延安来的一些文化部、中央宣传部领导有分歧、有恩怨。比如对国画，他强调要提倡新国画，为政治和现实服务，实际他并不懂国画，美院一度把它改叫彩墨画，国画老先生们都没课上，像李苦禅老师只能在工会里张罗张罗京戏票，我亲眼见到的。他们当然对他有意见。文化部那些人，也果真尊重老先生吗？是看到毛泽东发话了，要百花齐放，就把责任全推到江丰等人头上，戴上一顶“民族虚无主义”的大帽子。实际上在美院、美术界内部，一些领导不仅明显是排挤国画老先生，也包括留法、留美的老教授，老師和同学中是有意见的。

不幸陷入“集团案”的院领导和老师们

　　令人意外的，江丰定性为“反党集团”啊，总还要揪出一些同伙啊，这样，院的领导也有人跟着一同落马了。其中副院长王曼硕，和江丰关系较长，他们在延安鲁艺美术系分别任主任和秘书，江丰和文化部的矛盾和意见，他也牵扯在内。那次“五月会议”他并没有去，但还是被认为参与了反党活动。每次批判会，我都看他站着，不说话不辩解。我对他印象深，因为我父亲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和他是同学，还一同搞过进步活动。我父亲到美院来看过他和另两位中央大学老同学王临乙、吴作人。
　　还有彦涵，他是延安最有成就的画家，也是美院的教授，给我们上过课。开展整风时，他正在画那幅 《八路军东渡黄河》，没看到他参加会议。但到批江丰时，他在会上公开鸣不平说：“江丰怎么会反党！”实际上，这是高层领导人已定了的，他也跟着倒霉了。彦涵老师倔强耿直，直到“开除党籍”“降级降薪”，他也不签字不服软。
　　艾青，他是教过我们文艺理论的老师，但那一口的浙西方言真难懂。同学们更倾心的他是大诗人。我们上色彩课，他也会跑进来，拿一张纸来涂。我们创作志愿军塑像，请他指导出主意。他也牵扯到了江丰，由于和江丰关系较好，脾气也相投，他也不服批斗江丰。他们俩又和丁玲较好，丁玲打成“右派”，江丰表示同情，认为：“这么老的同志，怎么好当敌人来斗争？” 批斗会上把这些话都抖出来了。艾青就又多了一笔账。 　　我记得，属于院领导层里的还有冯法祀老师，他是徐悲鸿先生的得意门生，我爸爸在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时的同学。抗战初他也去了延安进过鲁艺，以后又到重庆，一直在周恩来领导下做抗战文化工作，临解放前夕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中央美院，他是徐院长和江丰的沟通人。学苏联他跟得很紧，马克西莫夫到美院来办油画训练班，他当时是油画系主任，亲自出面张罗接待，还请徐院长去参观。他和江丰关系也很接近，“五月会议”油画系的几位老先生去，吴作人、董希文等，他是动员过的。那时，他正在画大作品 《刘胡兰就义》，结果他也被定为“江丰右派集团”成员。他在批斗会上有一句话：“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我现在还印象很深。
　　这些都是中共党员，还有民主人士，比如民盟美院负责人王逊老师，他是美术史系主任、教授。他那时才30来岁，人瘦长斯文，一口软软的山东腔。给我们上课，是同学们最爱听的，讲起古代著名雕塑、画作真如数家珍。同学们叫他问不倒。会上揭发他和油画系教授李宗津老师，曾在会上向江丰建议，美院的重大问题在决定之前，应该通报给党外的主要教授，让他们也知晓，以便共同工作。江丰同意和接受了。这次“五月会议”时，学院民盟的一些老师也参加了，所以就批他们是“江丰反党集团”的“狗头军师”，妄图“以盟代党、恶性发展，向党夺权”。王逊老师站在那里，有口难辩，一脸委屈。

那些意外落难的恩师

　　当然，我最难忘的首先是王丙召老师，他的家乡山东益都市，现在要为他做些纪念，称他为雕塑大师，我们也很怀念他，认为他够格。他始终是我们的带班老师，一口浓浓比较硬朗的山东话。他从小在北方农村长大，人很实在，穿着也像农民，生活不考究。他是解放后最早从副教授提为教授的，许多优秀作品如 《战斗英雄魏来国》，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太平天国起义》等，都是他创作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学李小华当年去参军，开欢送会时，他用一团泥巴，三捏两捏，捏出了一个小华头像，像极了，而又传神，同学们都惊讶了！为塑太平军将士，他去广西金田请教老人，从衣饰到兵器，一丝不苟，在工作室里不分昼夜，一身泥水！审干时说他为蒋介石塑过像。他不服，说我还为冯玉祥塑过像呢。郭沫若、徐悲鸿都很欣赏他。还有抓他的个人生活，他在农村本有一小脚太太，后来认识了一学音乐的女学生，钦佩他的才华，王老师就离了婚，娶了她。这次也揭出来，王很倔强怼回去，结果很惨。
　　另外如高庄老师，在雕塑系他是最先挨斗，起因是他对学苏联不起劲。斗他时，他也不服，把自己的座椅往圈子中间一挪，在胸前叉着双手往上一坐，一副准备和你们辩论的样子。他说：“我就是右派，我是老老右派。”滑田友老师是系主任，在一旁劝他：“高先生，你听大家说。”滑先生是公认的厚道人，他勸高先生，是怕他吃更大的亏。高先生的人品和艺术造诣，学生们都是敬佩的，他性格直率豪爽，有侠义之风，国徽的定稿就是他克服种种困难亲手做成的。
　　在我的记忆中，这场风暴受冲击的还有郑可老师、庞薰琹老师、夏同光老师等，夏老师本是悲鸿先生的学生，到美国已有很好的前景，1948年是悲鸿先生叫他回来的，他教解剖课真是细致入微，领我们到邻近的北大医院去看尸体解剖，有的女同学一看呕吐了，他慢慢开导，说学不好解剖课，就学不好人体美术。他是抱着一腔爱国热忱回来的，可有人总怀疑他的动机，他也是民盟成员，在鸣放中又提了意见。他的儿子夏乙乔，还是我们同学，学雕塑的，结果在这场风波中父子一同落难。
　　郑可老师事情也很荒唐，他原为留学法国学雕塑的，回香港搞雕塑，已有自己的一个小工场，徐悲鸿先生请他来，他卖了工场到美院来教制作，雕塑从小稿到作品要几次反复，制作是非常重要的。他讲一口广东口音普通话，教课通俗易懂，注重抓动手能力。江丰也很欣赏他。同时他还搞新技术创新电子脉冲雕刻，也获得了一个新成就，学院和文化部还表扬他。结果他是一面受表扬，一面挨批斗。他那样经历的人，怎么会懂得那些政治上的套套，只是想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做事。

我们八位雕塑系同学也一同受挫

　　当时在系里的整风座谈会上，我作为雕塑工场的团支部书记，也谈了一些意见，尤其是自己身边同学中的问题，像吴介琴，我认为在学生中抓住人家历史问题，不必要，是应该团结和争取。当时和我意见相同的，还有当团支部宣传委员的张德蒂等人。
　　还有就是同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对解放后雕塑艺术和事业评价。另外去参加“五月会议”，我去了没发言，雕塑系同学是打着旗子的，被认为“闹得最凶”的，所以，在学院“江丰反党集团”被点名之后，情况就很不妙了。但绝对没想到的，雕塑室竟成了“右派”窝子。整个室也就总共20人出头吧，被正式划为右派的是8个人，我记得有李守仁、线天长、刘志福、林家长、陈伯男、吴介琴、张德蒂和我。其中7个共青团员，一个普通群众，同时又是7个男同学，1位女同学。至于按什么标准，谁也说不清。好在我们八位同学都没有在挫折中自暴自弃，历尽磨难，不忘初衷，都在雕塑艺术上有所成就，做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
　　我们班里的那位女同学张德蒂，是大家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才女，当时也是提了一点意见，对一些同学的遭遇表示同情，我们团支部7个团员划为“右派”，她也要受牵连，所以也是所谓的“内定右派”，打击很大，下放到河北农村很多年。现在她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是著名的女雕塑家。
　　我受到的“右派”处理，当时是开除团籍，保留雕塑创作人员身份，工资降一级。雕塑所的领导要求我，把搞运动耽误没做完的活儿，包括朝鲜抗美援朝纪念碑基础浮雕等加紧做完。这样，我又全部身心埋头在工作中，因为一可以忘掉心头的伤痛，二也可以表示自己从没有什么对共产党、社会主义的不满。剩下的活儿，也并不太多，创作的主题内容已经定型，只是一些制作问题。当时这个作品，分两部分创作的两个组长，是我和同学李守仁，两个都定为“右派”。我这组内3个人，同学林家长也是“右派”，工作情绪之低落，是可以想象的。
　　这期间，学院曾通知我到北京市里参加一个报告会，会场在哪里，我忘了。总之，是北京重要会议的会堂。到了会场一看，出席会议的人都脸上无笑容，神情忧郁呆板，彼此也比较冷漠，不像以前开会气氛活跃。开会时间到了，主持人宣布：“欢迎彭真同志讲话！”场内响起一阵掌声。
　　彭真说话了，印象中他的神情比较严肃，语调很慢，大意是：经过“反右”这场运动，大家有些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了？我记得他还说，现在有一些单位，甚至还影响到了工作，包括老婆闹离婚，实际没有这个必要。说到这里，他还抬头问：“今天来开会的不是左、中、右都有吗？划右派的人，不就是把屁股向左移一下的问题吗？要有信心，争取加快进步。”等等。他说到这里，会场里的气氛有一些活跃。
　　尽管这样，我感到在学院里还是有不小压力，加上全院右派从江丰开始，都送到京郊农场甚至北大荒去改造了，我也自己背着一个行李包袱卷，主动到黑龙江的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就此离开了学习生活将近十年的中央美院。
　　（选自《世纪》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