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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你走遍天下，见过各种姿态和脾性的虎，也不可能与一头爱喝酒的虎偶然交集。他不在山林出没，只在人世悠游；他未曾遭遇过好汉武松的拳打脚踢，却历练过比死亡更可怕的残酷和冷漠；他的风雅从不追求脱俗的效果，俗世的声色犬马居然无法将他的虎气消磨。
这头虎，绘画吟诗时不可无酒，呼朋唤友时不可无酒，止痛疗伤时不可无酒，寻欢作乐时不可无酒。琼浆玉液源源不竭，激活了他的天才，救赎了他的灵魂，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这头虎，才名独擅一时，经历颇多变故，他常用闲章高自标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天上闲星地上仙”，“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百年障眼书千卷，四海资身笔一枝”。奇怪的是，五百多年来，乐意买账的豪客总是远远多于不乐意买账的下家。
一、盛名所累，大祸临头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又字子畏，自号桃花庵主、六如居士等，江苏吴县人。
少年时，唐伯虎梦见九鲤仙子赠给他龙剂墨，从此文思日进。在诗作《咏鸡声》中，他以报晓鸡自况，“一声啼散满天星”，气魄非凡。唐伯虎鄙视八股时文，不屑于朝夕为之用功，他推崇古代豪杰，不愿意循规蹈矩。明朝的读书人对于仕途经济趋之若鹜，像唐伯虎这样的叛逆青年非常罕见。
唐伯虎出生于中产家庭，“其父广德，贾业而士行”。有道是“知子莫若父”，唐广德曾预言道：“此儿必成名，殆难成家乎？”唐伯虎才华横溢，成名确实不费吹灰之力。书法家祝允明曾当众感叹：“天地英灵，数百年一发，子畏得之！”唐广德所说的“成家”，并非泛指成为画家、文学家，而是专指兴家、发家，光大祖宗的门楣。唐伯虎天性疏狂，不肯为立德、立功殚精竭虑，要他光宗耀祖，还真是不大靠谱。
年轻时，唐伯虎身上有一股子浓郁的市井气息。他贪玩，好奇，与发小张灵交情深厚，两人形影相随，可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唐伯虎的《伥伥词》反映了他的人生基调，自始就非“看多”，而是“看空”的：“伥伥莫怪少时年，百丈游丝易惹牵。何岁逢春不惆怅？何处逢情不可怜？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梦中烟。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老后思量应不悔，纳衣持盏院门前。”唐伯虎具备超群的天赋，却不愿做正面的示范，在苏州城难免招惹物议。
祝允明比唐伯虎年长十岁，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好友自毁前程，就三番五次地开导他牢记父亲的遗愿，在举业上努力一番。唐伯虎欣然受教。苏州城的秀才们听说唐伯虎要重操举业，乐见其成的人少之又少，都嘲笑他临时抱佛脚，酒囊也想装文章。这就直接刺激了唐伯虎的自尊心，他当众放出豪言来：“我闭户一年，取解元易于反掌！”弘治十一年（1498）秋，唐伯虎参加应天府乡试，果然出手不凡，高中解元（鄉试第一名）。好友文徵明拼搏多年，反而名落孙山。
唐伯虎考中解元时二十九岁。正应了老子《道德经》中的那句法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座师梁储推重唐伯虎的文卷，视之为本朝不可多得的奇作，珍若拱璧，他将唐伯虎的文章拿去给侍讲学士程敏政铨衡，后者玩味再四，拍案叫绝。
在京城，唐伯虎文名大噪，想要结识他的人越来越多。没过多久，程敏政领旨总裁会试，唐伯虎要登科及第，良机就摆在眼前。孰料节外生枝，江阴举人徐经与唐伯虎同船入京应试，住在同一家客栈。徐经富甲江南，满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他贿赂程敏政的家人，窃取了试题，然后交给唐伯虎，请他撰成时文。唐伯虎不知内情，将新作拿到好友圈分享。傅瀚与程敏政素有嫌隙，要夺取礼部右侍郎的职位，就指使同党华昶出面参劾程敏政，放大科场丑闻，借此收拾冤家对头。案发之日，明孝宗震怒，朝野哗然。徐经、唐伯虎进了班房，他们的举人资格被褫夺。程敏政更倒霉，出狱后四天，就因痈毒不治而卒。其好友、书画家沈周闻讣之后悲愤不已，悼诗中有“君子不知蝇有恶，小人安信玉无瑕”的痛句。
两百多年后，机缘凑巧，清朝著名诗人沈德潜（1673—1769）在宫内读到《明孝宗实录》，他据此还原出弘治科场案的真相：会试之前，徐经和唐伯虎确实拜访过程敏政，一同猜题，程敏政拟了几道题目给他们。后来，程敏政被朝廷任命为会试主考官，不知是他粗心大意还是健忘，所拟的试题居然与上次拟给徐经、唐伯虎的题目有些重合，唐伯虎的拟作早已为友人所知晓，华昶便逮住这个所谓的“铁证”，参劾程敏政故意泄题。程敏政百口莫辩，徐经和唐伯虎遂惨遭池鱼之殃。
科场案发后，唐伯虎一度受到刑事拘留，吃尽皮肉之苦。结案之后，朝廷决定给他一个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机会，实施的却是凶巴巴、恶狠狠的折辱，命令他去浙江藩司做小吏，接受再教育。古时候，官、吏两个阶层紧邻而悬殊，吏是普通公务员，事务繁多，薪资菲薄，忍受鸟气是必修功课，要出人头地却难于登天。唐伯虎傲骨铮铮，如何能吞咽下这只漂在汤钵里的苍蝇？他拒绝了朝廷的“美意”，先是仗剑远游，“登祝融、匡庐、天台、武夷，观海于东南，浮洞庭、彭蠡”，然后他返回苏州，愈益沉湎于酒色之中，放浪于形骸之外。
三十岁，适值而立之年，唐伯虎就领受了别人终其一生也未曾领受的挫折教育：父母双故，小儿夭折，妻子反目，家庭幸福荡然无存；受科场舞弊案牵连，功名遭革除，声誉被玷污，没吃到羊肉反惹了一身膻；内无余钱剩米，外无豪友强援，衣食不继，生计成忧。在生存和生活两方面，唐伯虎已被逼至悬崖边。唐伯虎受到好友文徵明的激励，仍决心向古代受苦受难的仁人君子墨翟、孙膑、司马迁、贾谊看齐，发愤著述，以成一家之言。
有人记载道：四十多岁时，唐伯虎梦见自己再入科场，不免有“鸡虫得失心犹悸，笔砚飘零业已荒”的感慨。这些都是完全可能的，一生中最大的心结只能慢慢解开。
二、退隐桃花坞，诗酒亦逍遥
文人多半是天真的，古今并无二致。扬雄吹嘘王莽，蔡邕攀附董卓，李太白有永王之累，柳子厚有叔文之讥，这样的显例不胜枚举。天真的文人易患政治夜盲症，怕就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李白遭到蓄意谋反的永王李璘的挟持，事后，被朝廷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老命。唐伯虎接受宁王朱宸濠的礼聘，也是纵身往火坑里跳，躬腰往刀丛里钻，幸亏他见机早，抽脚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宁王朱宸濠（1479—1520）久怀异志，为了拼凑班底，他派人从南昌前往苏州，重金招邀名士。文徵明婉言谢绝，唐伯虎则欣然应召，赋诗《上宁王》以为答谢：“信口吟成四韵诗，自家计较说和谁？白头也好簪花朵，明月难将照酒卮。得一日闲无量福，做千年调笑人痴。是非满目纷纷事，问我如何总不知。”应该说，宁王朱宸濠待唐伯虎不薄，食有鱼，出有车，美酒和美女样样不缺。几个月里，唐伯虎日则遨游，夜则饮宴，但他的理智频频发出红色警报，宁王府不宜久留。朱宸濠勾结朝中佞臣钱宁，蓄养亡命，纵容盗贼，攫夺民田，劫掠商贾，肆意残害地方官员和无辜百姓，为非作歹，无法无天，日后很可能干出大逆不道的事情来。于是唐伯虎借酒装疯，宁王派人送礼物给他，他却故意“裸形箕踞，讥呵使者”。他返回苏州城，在金阊门外的桃花坞觅地，建造桃花庵。此后，“家无担石，而客常满座。风流文采，照映江左”。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南赣巡抚王守仁统兵剿灭了朱宸濠的叛军，这一逆案株连甚广，尽管唐伯虎已辞别宁王府多年，但仍有可能沦为阶下囚，受到严惩。所幸主审法官并未胡乱作为，从宁王府抄录的题壁诗也佐证唐伯虎郁郁思归，并非朱宸濠的死党。这首打油诗写得活泼而俏皮：“碧桃花树下，大脚黑婆娘。未说铜钱起，先铺芦席床。三杯浑白酒，几句话衷肠。何时归故里，和他笑一场。”想不到，区区一首嘻哈风格的五言诗，却帮唐伯虎摆脱了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
唐伯虎为名医朱大泾作《菊隐记》，他认为，“君子之处世，不显则隐”，显隐虽异，但济物之心相同，否则无足轻重。“朱君于余友也，君隐于菊，而余也隐于酒；对菊命酒，世必有知陶渊明、刘伯伦者矣”。刘伯伦是晋代的著名酒鬼刘伶。
文人失意，而且是迹近于绝望的失意，他们的人生规划就只剩下“沉沦”和“放浪”两种选择。“放浪”也许仍然难免“沉沦”，但他们毕竟是从茫茫大海游向孤岛，而不是从孤岛游向茫茫大海。
唐伯虎的诗歌不事雕琢，浑然天成，具有光芒炫目的才气，比李白更接地气。明代“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不仅官运亨通，而且文运昌盛，但他在《艺苑巵言》中以“乞儿唱莲花落”贬低唐伯虎的诗歌，就露出了马脚，他的复古主张排斥和筛除来自生命体验的诗歌，等于是拎个大灯笼，给人指条黑路。他提倡“真情”，却又规定尺码，难免削足适履。时至今日，唐伯虎的诗歌仍然鲜活，他感慨时光不驻，世事无常，好花易谢，大梦难觉，唯有窥破铁律者能与天地同秋，亦能与天地同春。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说得好：“子畏诗文，不足以尽子畏，而可以见子畏”，下面这两首“唐诗”（唐伯虎的诗）全都见情见性，能够帮助我们拉近与唐伯虎之间的距离。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世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桃花庵歌》
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盏复千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把酒对月歌》
有人说，唐伯虎写诗先学六朝，后学白居易，但他放开手脚，敞开心胸，自由潇洒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白居易。也有人说，唐伯虎的诗歌“多不经思，语殊俚浅”，这是他明显的短板。唐伯虎从不苦吟，也从不把写诗当成留名千载的事业，他认定“后世知我不在是”。尽管如此，他的诗歌既能换取酒食，又能扣人心弦，流传至今。
万历年间，曹寅伯校刻《伯虎集》。当时，唐伯虎的作品已多半散佚，《伯虎集》中存錄的诗文十有七八是唐伯虎中年时期的作品。在序言中，曹寅伯评点道：“悲歌慷慨，而寄韵委婉；谑浪笑傲，而谈言微中。”
三、朋友圈：得二三至交足矣
当年，苏州既是繁华富庶的商业大区，又是精英荟萃的文化高地，唐伯虎赋诗《阊门即事》，留下了传神的描写：“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唐伯虎的诗不忌俚俗，与当时诗坛的靡丽之风并不合拍，许多人承认他是大才子，却不肯承认他是大诗人。然而唐伯虎的山水画和人物画颇受时人珍重，被誉为画坛的名师巨擘，很少有谁质疑。祝允明评论道：“唐伯虎托情诗酒，寄兴绘事。有所临摹，则乱真迹。或寄趣于画，下笔辄追唐宋名匠。”诗难卖钱，画能卖钱，画中配诗更能卖钱，唐伯虎没有粮田，只有砚田，诗酒之余，绘画就不仅关乎趣味，而且关乎生计。在这方面，有诗为证：“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当时的笔记小说中多有记载，唐伯虎无钱时卖画疗饥，有钱时则“烹鲜热酒招知己”。某日，唐伯虎与友人聚饮东市，酒兴未阑，钱已不够，大家就一起当掉外衣，继续豪饮，“竟夕忘归，乘醉涂抹山水数幅，明晨得钱若干，尽赎诸典衣而返，其旷达如此”。
有道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唐伯虎的三位至交文徵明、祝允明、张灵也都是闻名遐迩的诗人和书画家，他们过从甚密，交情深厚。世界大不同，差异在其中，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尊重彼此间的差异性，狂者自狂，静者自静，刚者自刚，柔者自柔，长年累月，居然相得益彰，相安无事。
唐伯虎与文徵明同龄（年长十个月），十五岁时相识，交往密切。文徵明的父亲文林做过温州知府，重视家教。他认为，士族子弟与商户子弟交友，不可不慎重。在管教儿子的同时，文林也管教儿子的朋友。文林确实揄扬过唐伯虎的才华，他曾写信给礼部尚书吴宽，盛赞唐伯虎的天才，吴宽读罢书信，竟将信将疑：“吴（地）安得有此人耶？”从信息对称的角度来看，文林写信给儿子文徵明，就相当于关起门来，自家人说自家话：“子畏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文林的意思是：唐伯虎天才俊逸，适合去礼部参加会试，但他性格轻浮，恐怕最终也难有成就。我儿将来大器晚成，不是他能比得上的。文徵明屡试不售，文林给爱子这样的安慰和鼓励，当然可以理解。文徵明很争气，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风雅数十年，高寿九十岁，残膏余馥无不流润千里。从世俗的角度看，文林对唐伯虎的前程所作的预测，亦堪称奇准。 真正的益友，落难时出手相护，平安时也出言相箴。文徵明就是这样的益友。他赋诗《简子畏》，批评唐伯虎风流放诞，犯规逾矩太多。全诗如次：“落魄迂疏不事家，郎君性气属豪华。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坐令端人疑阮籍，未宜文士目刘叉。只应郡郭声名在，门外时停长者车。”邻家美少妇当垆卖酒，晋朝名士阮籍酣睡其侧，招惹正人君子的猜疑。唐代诗人刘叉任性使气，最为出格的举动是：他在长安顺手牵羊，拿走大文豪韩愈撰写墓志铭得来的润金，说是“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竟不辞而别，远飏齐鲁。刘叉的七绝诗《偶书》非常著名，“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这样的文士当然是非主流的。文徵明希望唐伯虎能够收敛一下自己的出格行为，与主流社会达成和解，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唐伯虎居住桃花庵，轩前庭院半亩，多种牡丹花，花开时，他亲邀文徵明、祝允明、张灵赋诗饮酒于其下，朝夕不倦。他们时而大叫，时而恸哭，如狂如痴，这样的雅人深致，凡夫俗子见了自然莫名其妙。待到落花时节，唐伯虎遣小僮一一拾掇，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唐伯虎赓和前辈画家沈周《落花诗》三十韵，可见他系情之久，用情之深。曹雪芹创作长篇小说《红楼梦》，其中“黛玉葬花”的情节是否从唐伯虎的桃花庵巧借？《葬花吟》与《落花诗》很难说毫无瓜葛。
唐伯虎与文徵明亲如手足兄弟，别人挑拨也无法离间。在《与徵仲书中》，唐伯虎知己知彼，欲以文徵明为师，其表白相当诚恳：“寅每以口过忤贵介，每以好饮遭鸠罚，每以声色花鸟触罪戾；徵仲遇贵介也，饮酒也，声色也，花鸟也，泊乎其无心而有断在其中，虽万变于前，而有不可动者。昔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颜路长孔子十岁；寅长于徵仲十阅月，愿例孔子，以徵仲为师，非词伏也，盖心伏也。诗与画，寅得与徵仲争衡；至其学行，寅将捧面而走矣。寅师徵仲，惟求一隅共坐，以消镕其渣滓之心耳。非矫矫以为异也；虽然，亦使后生小子钦仰前辈之规矩丰度，徵仲不可辞也。”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读罢这封书信，评点道：“真心实话，谁谓子畏狂徒者哉？”唐伯虎的狂傲冷若冰霜，是针对群小、群丑的，对于至交好友，他心服口服，全是春风般的和煦。
相比文徵明的端方、高雅，祝允明的诙谐、放诞显然与唐伯虎的性情、趣味更为合拍。某个夏日，唐伯虎寻访祝允明，恰逢祝允明大醉，赤身裸体，纵笔疾书，对好友的到访漫不在意。唐伯虎采用《诗经·豳风·七月》中的诗句调侃道：“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仓促之间，祝允明急中生智，采用《诗经·秦风·无衣》中的诗句来回敬唐伯虎的调侃：“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倘若按照酒鬼刘伶“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的逻辑，称唐伯虎与祝允明是“同袍”战友，完全讲得通。
上文已提及，张灵是唐伯虎的发小，而且是邻居。两人在郡学同窗，都喜欢古文，鄙弃时文。提学御史方誌到吴中督学，专查那些厚古薄今的生员，唐伯虎被他锁定为头号嫌疑犯，后果堪忧。张灵闻讯后，怔忡不安，悒郁难遣。唐伯虎问道：“你又不是方某人的下饭菜，为何愁苦成这样？”张灵的回答相当妙：“独不闻龙王欲斩有尾族，虾蟆亦哭乎？”我们将这话理解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就对了。
张灵画人物，“冠服元古，形色清真，无卑庸之气”。他画山水，“笔生墨劲，斩然绝尘，多有可观”，但他动笔不勤，画作很少，“惟掩其醉得之，莫可购取”。张灵不善经营家计，有钱就喝酒，这样的狂士无疑是天才的艺术家，却很难得到家庭幸福，也不可能长寿。相比张灵，唐伯虎的名气更响，狂气稍逊，他的境况却要强出许多，在苏州城金阊门外的桃花坞，他毕竟拥有一座安身立命的桃花庵。
清代诗人吴仰贤在《小瓠庵诗话》中指出：“以烟云养其性情”的画家多半长寿，如黄公望、沈周、文徵明、王翚等人。“神動天随，专写寄托”的诗人也多半长寿，如白居易、杨万里、陆游、范成大、袁枚等人。“抉摘刻画，露其情状”的诗人，由于“暴殄天物”，则往往短命，如王勃、李贺、黄景仁等人。唐伯虎既是画家，又是诗人。绘画时，“以烟云养其性情”，他做到了；写诗时，“抉摘刻画，露其情状”，无不淋漓尽致；再加上“烟花队里醉千场”，他只得中人之寿（五十四岁），也就合情合理了。
四、民间传说，才子风流
唐伯虎自命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在常人的想象和印象当中，才子佳人的关系无异于鱼水相亲。唐伯虎嗜酒，自古酒色不分家。因此，民间有关唐伯虎的传说，多半都是在“风流”的范畴内兜来转去。
在《蕉窗杂录》中，明代嘉兴名士项元汴记载了唐伯虎与秋香的故事，后世剧目《唐伯虎点秋香》即以此为蓝本。相比戏剧的高潮迭起，故事的实际发展略显平淡，趣味却半点不少。
话说唐伯虎在京城应试，吃了官司，仕途已被彻底堵死，他回家后，便由着性子休了悍妻。某日，在金阊门外，他见到一艘画舫珠翠盈座，舱内有一位女郎面容姣好，姿态妩媚，笑意撩人。唐伯虎一见心动，于是换上布衣，租来小艇尾随其后，径至吴兴。他上岸打听之后得知，那艘画舫里的女客是某某官员的家眷。此后数日，唐伯虎每天都去那位官员的宅门前溜达，作落魄状，作窘困状，请求主人雇他为两位公子服务。主人动了恻隐之心，就让他试工做事。唐伯虎手脚勤快，心思细密，颇得主人的欢喜。两位公子有了强援，文章日益令人称奇，他们的父亲和塾师哪里知道是唐伯虎背后代为捉刀。不久，唐伯虎以娶妇为由，打算返回苏州，两位公子死活不肯放行，他们说：“家里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婢女，任你挑选一个就是，何必多费周折？”此言正中唐伯虎下怀，挑中秋香就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内。不用猜，秋香正是他当日一见钟情的那位美丽女郎。
新婚之夜，秋香询问唐伯虎：“郎君岂不是几个月前我在金阊见过的那位书生吗？”唐伯虎应答如响：“是啊，就是我！”秋香责备道：“郎君是读书人，何苦这样自轻自贱呢？”唐伯虎如实相告：“昔日，娘子多看了我几眼，我不能忘情啊！”原来如此，秋香也不打诳语：“那时候，贱妾见到一群少年簇拥着郎君，拿出素净的扇面求郎君题诗作画，郎君挥翰如流，一边欢呼，一边畅饮，旁若无人，贱妾就知道郎君不是凡庸的书生。”现场还原，果然有趣，唐伯虎的调侃更像是自嘲：“哪里来的奇女子，竟然能在尘俗之中识得真名士？” 唐伯虎娶得秋香为妻，两情甚是欢洽。过了数日，有贵客来府中拜访，主人让唐伯虎出面接待。席间，贵客总是注目唐伯虎，私底下问道：“为何先生的容貌酷似唐子畏呢？”唐伯虎自觉兴味十足，火候已到，就主动揭开谜底：“在下就是唐寅，由于爱慕主人家的女郎，乘船追随，来到了吴兴。”这可是一条天大的新闻，贵客将实情告诉主人，主人又惊又喜，赶紧请唐伯虎坐上贵宾席，宾主尽欢。翌日，主人花费巨资为唐伯虎和秋香治办行装，派人护送他们返回苏州城。
在《古今词话》中，清代文人沈雄猜想这则轶事中的主人是学士梁谿，却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唐伯虎点秋香》的剧本中，唐伯虎十八岁就入华府做书童，好玩是好玩，但改编力度太大，与事实相去甚远。这则轶事经过了长期不断的艺术加工，较真已毫无必要，想考证，我估计也无从下手。
唐伯虎倜傥不羁，那些卫道士嫉妒他，诟病他，永远不愁找不到猛料。这位江南大才子不仅出入秦楼楚馆，真要是玩嗨了，他还喜欢动手绘制栩栩如生的工笔春宫，风行市井，娱乐众生。在唐伯虎之前，大画家多半爱惜羽毛，他们羞于（也可能是拙于）绘制春宫秘戏图。唐伯虎却敢吃“河豚”，爱吃“河豚”，会吃“河豚”，他画过一套《风流绝畅图》，多达二十四幅，经由徽派刻工贵一明摹刻成版画，遂被视为中国古代春宫之瑰宝。到了二十世纪，荷兰漢学家高罗佩编著《中国古代房内考》和《秘戏图考》，仍对《风流绝畅图》津津乐道。明代大画家仇英亦善画裸体相交的男女，并乐此不疲。这就不奇怪了，明代的市井文化极其发达，文人墨客踊跃跟进，并且推波助澜，《金瓶梅》这部久禁不绝的“淫书”即应运而生，半点也不奇怪。
寒山一片，空老莺花，功名之外，自足千古。唐伯虎以风流自命，以才子自居，以诗酒自娱，他置身于主流社会之外，隐居桃花坞，拥有自己的息壤和乐土，不做官，做个活神仙，有何不可？
五、做个堂堂好男子
古代的书生，如果远离仕途，不肯“将身货与帝王家”，就只能算是半个废人。那些隐逸、狂狷、颓唐的书生若非家底子富厚，被压扁的生存空间就将极其狭小。明朝中期，工商业发达，非农经济的活跃性日胜一日，其变化相当显著：尽管唐伯虎已与仕途绝缘，但他在官本位社会的罅隙间，凭借自己的书画手艺，仍可以活得游刃有余。
在《守质记》中，唐伯虎写道：“全其天赋，不为众物所诱夺，确乎其不可拔，坚乎其不可乱，整不可紊，守夫天之所赋而不失。”这种人于千百人中难得一二，但毕竟没有绝种。唐伯虎半狂半隐，不曾在官场中摸爬滚打，不曾在权贵间曲意周旋，他活出了自己的真性情、真本色，只喝“随缘冷暖开怀酒”，只下“懒算输赢信手棋”，“赢了我时何足幸，且饶他去不为亏”，“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万事由天莫强求，何须苦苦用机谋？饱三餐饭常知足，得一帆风便可收。生事事生何日了？害人人害几时休？冤家宜解不宜结，各自回头看后头”。相比唐代诗人孟浩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自怨自艾，唐伯虎的精神岂不是要洒脱自在得多吗？
平日，唐伯虎常坐在临街的小楼上。要是有求画的人携美酒来拜访他，就酣畅整天，“醉则岸帻浩歌，三江烟树，百二山河，尽拾桃花坞中矣”。唐伯虎任性随意，但他从不苛求，也从不苟取。
唐伯虎曾反复强调“不炼金丹不坐禅”，但他晚年学佛，自号六如。这个法号取自《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六种喻物皆难坚久，以示执著大可不必。他自题画像的那首《伯虎自赞》就是禅味十足的偈子：“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一位不朽的艺术家，他的寿命再长，也不如自己的作品和画像的寿命长，然而将二者摊开在广大无垠的时空中去辨识和观看，那种长短有无，根本无须纠结。
最不可思议的是，唐伯虎潜心研究过象数、律历、扬马、元虚、五遁、太乙等类深奥的古书，在明朝中晚期刻印的《周髀算经》中，收有他对赵君卿、甄鸾等人勾股法数十条辨证，堪称精核。这位天才的画家、文学家一度将兴趣的根须伸向玄学和数学，说奇怪并不奇怪，能够拓展边际的心灵才是自由的心灵。
知命之年，唐伯虎赋《言怀》诗，仍然一如既往，难离“花”、“酒”、“神仙”字样：“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酒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都道我神仙。些须做得功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自古以来，帝王成仙比平民更难，这是为何？因为帝王要囊括万有，平民只想获得自由。唐伯虎自称为“天上闲星地上仙”，所在意的便是有花有酒、无拘无束的存在感以及心中的良知灼然。
唐伯虎的绝笔诗是：“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据说此诗还有个定本，前三句被改得面目全非：“一日兼他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他年新识如相问，只当漂流在异乡。”这个定本确实更接近唐伯虎的性格和风格。
在《唐伯虎墓志铭》中，祝允明愤愤不平：“有过人之杰，人不歆而更毁；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抱怨。唐伯虎不曾混迹官场，方能舒展艺术才华；不再逢迎权贵，方能做个堂堂好男子。
以官本位为特征的专制社会犹如巨型酱缸，几乎人人尊权，个个慕势，纯良书生很容易被异化为禄蠹。因此当他们功名受挫、仕途无望时，貌似废弃，实为成全。天才的天性能够避开斧斤砍伐，幸运莫此大焉。鱼肉百姓的官吏和逢迎主子的奴才多如过江之鲫，像唐伯虎这般张扬个性的艺术家却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这头虎，绘画吟诗时不可无酒，呼朋唤友时不可无酒，止痛疗伤时不可无酒，寻欢作乐时不可无酒。琼浆玉液源源不竭，激活了他的天才，救赎了他的灵魂，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这头虎，才名独擅一时，经历颇多变故，他常用闲章高自标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天上闲星地上仙”，“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百年障眼书千卷，四海资身笔一枝”。奇怪的是，五百多年来，乐意买账的豪客总是远远多于不乐意买账的下家。
一、盛名所累，大祸临头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又字子畏，自号桃花庵主、六如居士等，江苏吴县人。
少年时，唐伯虎梦见九鲤仙子赠给他龙剂墨，从此文思日进。在诗作《咏鸡声》中，他以报晓鸡自况，“一声啼散满天星”，气魄非凡。唐伯虎鄙视八股时文，不屑于朝夕为之用功，他推崇古代豪杰，不愿意循规蹈矩。明朝的读书人对于仕途经济趋之若鹜，像唐伯虎这样的叛逆青年非常罕见。
唐伯虎出生于中产家庭，“其父广德，贾业而士行”。有道是“知子莫若父”，唐广德曾预言道：“此儿必成名，殆难成家乎？”唐伯虎才华横溢，成名确实不费吹灰之力。书法家祝允明曾当众感叹：“天地英灵，数百年一发，子畏得之！”唐广德所说的“成家”，并非泛指成为画家、文学家，而是专指兴家、发家，光大祖宗的门楣。唐伯虎天性疏狂，不肯为立德、立功殚精竭虑，要他光宗耀祖，还真是不大靠谱。
年轻时，唐伯虎身上有一股子浓郁的市井气息。他贪玩，好奇，与发小张灵交情深厚，两人形影相随，可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唐伯虎的《伥伥词》反映了他的人生基调，自始就非“看多”，而是“看空”的：“伥伥莫怪少时年，百丈游丝易惹牵。何岁逢春不惆怅？何处逢情不可怜？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梦中烟。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老后思量应不悔，纳衣持盏院门前。”唐伯虎具备超群的天赋，却不愿做正面的示范，在苏州城难免招惹物议。
祝允明比唐伯虎年长十岁，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好友自毁前程，就三番五次地开导他牢记父亲的遗愿，在举业上努力一番。唐伯虎欣然受教。苏州城的秀才们听说唐伯虎要重操举业，乐见其成的人少之又少，都嘲笑他临时抱佛脚，酒囊也想装文章。这就直接刺激了唐伯虎的自尊心，他当众放出豪言来：“我闭户一年，取解元易于反掌！”弘治十一年（1498）秋，唐伯虎参加应天府乡试，果然出手不凡，高中解元（鄉试第一名）。好友文徵明拼搏多年，反而名落孙山。
唐伯虎考中解元时二十九岁。正应了老子《道德经》中的那句法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座师梁储推重唐伯虎的文卷，视之为本朝不可多得的奇作，珍若拱璧，他将唐伯虎的文章拿去给侍讲学士程敏政铨衡，后者玩味再四，拍案叫绝。
在京城，唐伯虎文名大噪，想要结识他的人越来越多。没过多久，程敏政领旨总裁会试，唐伯虎要登科及第，良机就摆在眼前。孰料节外生枝，江阴举人徐经与唐伯虎同船入京应试，住在同一家客栈。徐经富甲江南，满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他贿赂程敏政的家人，窃取了试题，然后交给唐伯虎，请他撰成时文。唐伯虎不知内情，将新作拿到好友圈分享。傅瀚与程敏政素有嫌隙，要夺取礼部右侍郎的职位，就指使同党华昶出面参劾程敏政，放大科场丑闻，借此收拾冤家对头。案发之日，明孝宗震怒，朝野哗然。徐经、唐伯虎进了班房，他们的举人资格被褫夺。程敏政更倒霉，出狱后四天，就因痈毒不治而卒。其好友、书画家沈周闻讣之后悲愤不已，悼诗中有“君子不知蝇有恶，小人安信玉无瑕”的痛句。
两百多年后，机缘凑巧，清朝著名诗人沈德潜（1673—1769）在宫内读到《明孝宗实录》，他据此还原出弘治科场案的真相：会试之前，徐经和唐伯虎确实拜访过程敏政，一同猜题，程敏政拟了几道题目给他们。后来，程敏政被朝廷任命为会试主考官，不知是他粗心大意还是健忘，所拟的试题居然与上次拟给徐经、唐伯虎的题目有些重合，唐伯虎的拟作早已为友人所知晓，华昶便逮住这个所谓的“铁证”，参劾程敏政故意泄题。程敏政百口莫辩，徐经和唐伯虎遂惨遭池鱼之殃。
科场案发后，唐伯虎一度受到刑事拘留，吃尽皮肉之苦。结案之后，朝廷决定给他一个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机会，实施的却是凶巴巴、恶狠狠的折辱，命令他去浙江藩司做小吏，接受再教育。古时候，官、吏两个阶层紧邻而悬殊，吏是普通公务员，事务繁多，薪资菲薄，忍受鸟气是必修功课，要出人头地却难于登天。唐伯虎傲骨铮铮，如何能吞咽下这只漂在汤钵里的苍蝇？他拒绝了朝廷的“美意”，先是仗剑远游，“登祝融、匡庐、天台、武夷，观海于东南，浮洞庭、彭蠡”，然后他返回苏州，愈益沉湎于酒色之中，放浪于形骸之外。
三十岁，适值而立之年，唐伯虎就领受了别人终其一生也未曾领受的挫折教育：父母双故，小儿夭折，妻子反目，家庭幸福荡然无存；受科场舞弊案牵连，功名遭革除，声誉被玷污，没吃到羊肉反惹了一身膻；内无余钱剩米，外无豪友强援，衣食不继，生计成忧。在生存和生活两方面，唐伯虎已被逼至悬崖边。唐伯虎受到好友文徵明的激励，仍决心向古代受苦受难的仁人君子墨翟、孙膑、司马迁、贾谊看齐，发愤著述，以成一家之言。
有人记载道：四十多岁时，唐伯虎梦见自己再入科场，不免有“鸡虫得失心犹悸，笔砚飘零业已荒”的感慨。这些都是完全可能的，一生中最大的心结只能慢慢解开。
二、退隐桃花坞，诗酒亦逍遥
文人多半是天真的，古今并无二致。扬雄吹嘘王莽，蔡邕攀附董卓，李太白有永王之累，柳子厚有叔文之讥，这样的显例不胜枚举。天真的文人易患政治夜盲症，怕就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李白遭到蓄意谋反的永王李璘的挟持，事后，被朝廷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老命。唐伯虎接受宁王朱宸濠的礼聘，也是纵身往火坑里跳，躬腰往刀丛里钻，幸亏他见机早，抽脚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宁王朱宸濠（1479—1520）久怀异志，为了拼凑班底，他派人从南昌前往苏州，重金招邀名士。文徵明婉言谢绝，唐伯虎则欣然应召，赋诗《上宁王》以为答谢：“信口吟成四韵诗，自家计较说和谁？白头也好簪花朵，明月难将照酒卮。得一日闲无量福，做千年调笑人痴。是非满目纷纷事，问我如何总不知。”应该说，宁王朱宸濠待唐伯虎不薄，食有鱼，出有车，美酒和美女样样不缺。几个月里，唐伯虎日则遨游，夜则饮宴，但他的理智频频发出红色警报，宁王府不宜久留。朱宸濠勾结朝中佞臣钱宁，蓄养亡命，纵容盗贼，攫夺民田，劫掠商贾，肆意残害地方官员和无辜百姓，为非作歹，无法无天，日后很可能干出大逆不道的事情来。于是唐伯虎借酒装疯，宁王派人送礼物给他，他却故意“裸形箕踞，讥呵使者”。他返回苏州城，在金阊门外的桃花坞觅地，建造桃花庵。此后，“家无担石，而客常满座。风流文采，照映江左”。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南赣巡抚王守仁统兵剿灭了朱宸濠的叛军，这一逆案株连甚广，尽管唐伯虎已辞别宁王府多年，但仍有可能沦为阶下囚，受到严惩。所幸主审法官并未胡乱作为，从宁王府抄录的题壁诗也佐证唐伯虎郁郁思归，并非朱宸濠的死党。这首打油诗写得活泼而俏皮：“碧桃花树下，大脚黑婆娘。未说铜钱起，先铺芦席床。三杯浑白酒，几句话衷肠。何时归故里，和他笑一场。”想不到，区区一首嘻哈风格的五言诗，却帮唐伯虎摆脱了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
唐伯虎为名医朱大泾作《菊隐记》，他认为，“君子之处世，不显则隐”，显隐虽异，但济物之心相同，否则无足轻重。“朱君于余友也，君隐于菊，而余也隐于酒；对菊命酒，世必有知陶渊明、刘伯伦者矣”。刘伯伦是晋代的著名酒鬼刘伶。
文人失意，而且是迹近于绝望的失意，他们的人生规划就只剩下“沉沦”和“放浪”两种选择。“放浪”也许仍然难免“沉沦”，但他们毕竟是从茫茫大海游向孤岛，而不是从孤岛游向茫茫大海。
唐伯虎的诗歌不事雕琢，浑然天成，具有光芒炫目的才气，比李白更接地气。明代“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不仅官运亨通，而且文运昌盛，但他在《艺苑巵言》中以“乞儿唱莲花落”贬低唐伯虎的诗歌，就露出了马脚，他的复古主张排斥和筛除来自生命体验的诗歌，等于是拎个大灯笼，给人指条黑路。他提倡“真情”，却又规定尺码，难免削足适履。时至今日，唐伯虎的诗歌仍然鲜活，他感慨时光不驻，世事无常，好花易谢，大梦难觉，唯有窥破铁律者能与天地同秋，亦能与天地同春。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说得好：“子畏诗文，不足以尽子畏，而可以见子畏”，下面这两首“唐诗”（唐伯虎的诗）全都见情见性，能够帮助我们拉近与唐伯虎之间的距离。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世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桃花庵歌》
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盏复千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把酒对月歌》
有人说，唐伯虎写诗先学六朝，后学白居易，但他放开手脚，敞开心胸，自由潇洒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白居易。也有人说，唐伯虎的诗歌“多不经思，语殊俚浅”，这是他明显的短板。唐伯虎从不苦吟，也从不把写诗当成留名千载的事业，他认定“后世知我不在是”。尽管如此，他的诗歌既能换取酒食，又能扣人心弦，流传至今。
万历年间，曹寅伯校刻《伯虎集》。当时，唐伯虎的作品已多半散佚，《伯虎集》中存錄的诗文十有七八是唐伯虎中年时期的作品。在序言中，曹寅伯评点道：“悲歌慷慨，而寄韵委婉；谑浪笑傲，而谈言微中。”
三、朋友圈：得二三至交足矣
当年，苏州既是繁华富庶的商业大区，又是精英荟萃的文化高地，唐伯虎赋诗《阊门即事》，留下了传神的描写：“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唐伯虎的诗不忌俚俗，与当时诗坛的靡丽之风并不合拍，许多人承认他是大才子，却不肯承认他是大诗人。然而唐伯虎的山水画和人物画颇受时人珍重，被誉为画坛的名师巨擘，很少有谁质疑。祝允明评论道：“唐伯虎托情诗酒，寄兴绘事。有所临摹，则乱真迹。或寄趣于画，下笔辄追唐宋名匠。”诗难卖钱，画能卖钱，画中配诗更能卖钱，唐伯虎没有粮田，只有砚田，诗酒之余，绘画就不仅关乎趣味，而且关乎生计。在这方面，有诗为证：“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当时的笔记小说中多有记载，唐伯虎无钱时卖画疗饥，有钱时则“烹鲜热酒招知己”。某日，唐伯虎与友人聚饮东市，酒兴未阑，钱已不够，大家就一起当掉外衣，继续豪饮，“竟夕忘归，乘醉涂抹山水数幅，明晨得钱若干，尽赎诸典衣而返，其旷达如此”。
有道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唐伯虎的三位至交文徵明、祝允明、张灵也都是闻名遐迩的诗人和书画家，他们过从甚密，交情深厚。世界大不同，差异在其中，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尊重彼此间的差异性，狂者自狂，静者自静，刚者自刚，柔者自柔，长年累月，居然相得益彰，相安无事。
唐伯虎与文徵明同龄（年长十个月），十五岁时相识，交往密切。文徵明的父亲文林做过温州知府，重视家教。他认为，士族子弟与商户子弟交友，不可不慎重。在管教儿子的同时，文林也管教儿子的朋友。文林确实揄扬过唐伯虎的才华，他曾写信给礼部尚书吴宽，盛赞唐伯虎的天才，吴宽读罢书信，竟将信将疑：“吴（地）安得有此人耶？”从信息对称的角度来看，文林写信给儿子文徵明，就相当于关起门来，自家人说自家话：“子畏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文林的意思是：唐伯虎天才俊逸，适合去礼部参加会试，但他性格轻浮，恐怕最终也难有成就。我儿将来大器晚成，不是他能比得上的。文徵明屡试不售，文林给爱子这样的安慰和鼓励，当然可以理解。文徵明很争气，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风雅数十年，高寿九十岁，残膏余馥无不流润千里。从世俗的角度看，文林对唐伯虎的前程所作的预测，亦堪称奇准。 真正的益友，落难时出手相护，平安时也出言相箴。文徵明就是这样的益友。他赋诗《简子畏》，批评唐伯虎风流放诞，犯规逾矩太多。全诗如次：“落魄迂疏不事家，郎君性气属豪华。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坐令端人疑阮籍，未宜文士目刘叉。只应郡郭声名在，门外时停长者车。”邻家美少妇当垆卖酒，晋朝名士阮籍酣睡其侧，招惹正人君子的猜疑。唐代诗人刘叉任性使气，最为出格的举动是：他在长安顺手牵羊，拿走大文豪韩愈撰写墓志铭得来的润金，说是“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竟不辞而别，远飏齐鲁。刘叉的七绝诗《偶书》非常著名，“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这样的文士当然是非主流的。文徵明希望唐伯虎能够收敛一下自己的出格行为，与主流社会达成和解，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唐伯虎居住桃花庵，轩前庭院半亩，多种牡丹花，花开时，他亲邀文徵明、祝允明、张灵赋诗饮酒于其下，朝夕不倦。他们时而大叫，时而恸哭，如狂如痴，这样的雅人深致，凡夫俗子见了自然莫名其妙。待到落花时节，唐伯虎遣小僮一一拾掇，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唐伯虎赓和前辈画家沈周《落花诗》三十韵，可见他系情之久，用情之深。曹雪芹创作长篇小说《红楼梦》，其中“黛玉葬花”的情节是否从唐伯虎的桃花庵巧借？《葬花吟》与《落花诗》很难说毫无瓜葛。
唐伯虎与文徵明亲如手足兄弟，别人挑拨也无法离间。在《与徵仲书中》，唐伯虎知己知彼，欲以文徵明为师，其表白相当诚恳：“寅每以口过忤贵介，每以好饮遭鸠罚，每以声色花鸟触罪戾；徵仲遇贵介也，饮酒也，声色也，花鸟也，泊乎其无心而有断在其中，虽万变于前，而有不可动者。昔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颜路长孔子十岁；寅长于徵仲十阅月，愿例孔子，以徵仲为师，非词伏也，盖心伏也。诗与画，寅得与徵仲争衡；至其学行，寅将捧面而走矣。寅师徵仲，惟求一隅共坐，以消镕其渣滓之心耳。非矫矫以为异也；虽然，亦使后生小子钦仰前辈之规矩丰度，徵仲不可辞也。”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读罢这封书信，评点道：“真心实话，谁谓子畏狂徒者哉？”唐伯虎的狂傲冷若冰霜，是针对群小、群丑的，对于至交好友，他心服口服，全是春风般的和煦。
相比文徵明的端方、高雅，祝允明的诙谐、放诞显然与唐伯虎的性情、趣味更为合拍。某个夏日，唐伯虎寻访祝允明，恰逢祝允明大醉，赤身裸体，纵笔疾书，对好友的到访漫不在意。唐伯虎采用《诗经·豳风·七月》中的诗句调侃道：“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仓促之间，祝允明急中生智，采用《诗经·秦风·无衣》中的诗句来回敬唐伯虎的调侃：“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倘若按照酒鬼刘伶“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的逻辑，称唐伯虎与祝允明是“同袍”战友，完全讲得通。
上文已提及，张灵是唐伯虎的发小，而且是邻居。两人在郡学同窗，都喜欢古文，鄙弃时文。提学御史方誌到吴中督学，专查那些厚古薄今的生员，唐伯虎被他锁定为头号嫌疑犯，后果堪忧。张灵闻讯后，怔忡不安，悒郁难遣。唐伯虎问道：“你又不是方某人的下饭菜，为何愁苦成这样？”张灵的回答相当妙：“独不闻龙王欲斩有尾族，虾蟆亦哭乎？”我们将这话理解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就对了。
张灵画人物，“冠服元古，形色清真，无卑庸之气”。他画山水，“笔生墨劲，斩然绝尘，多有可观”，但他动笔不勤，画作很少，“惟掩其醉得之，莫可购取”。张灵不善经营家计，有钱就喝酒，这样的狂士无疑是天才的艺术家，却很难得到家庭幸福，也不可能长寿。相比张灵，唐伯虎的名气更响，狂气稍逊，他的境况却要强出许多，在苏州城金阊门外的桃花坞，他毕竟拥有一座安身立命的桃花庵。
清代诗人吴仰贤在《小瓠庵诗话》中指出：“以烟云养其性情”的画家多半长寿，如黄公望、沈周、文徵明、王翚等人。“神動天随，专写寄托”的诗人也多半长寿，如白居易、杨万里、陆游、范成大、袁枚等人。“抉摘刻画，露其情状”的诗人，由于“暴殄天物”，则往往短命，如王勃、李贺、黄景仁等人。唐伯虎既是画家，又是诗人。绘画时，“以烟云养其性情”，他做到了；写诗时，“抉摘刻画，露其情状”，无不淋漓尽致；再加上“烟花队里醉千场”，他只得中人之寿（五十四岁），也就合情合理了。
四、民间传说，才子风流
唐伯虎自命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在常人的想象和印象当中，才子佳人的关系无异于鱼水相亲。唐伯虎嗜酒，自古酒色不分家。因此，民间有关唐伯虎的传说，多半都是在“风流”的范畴内兜来转去。
在《蕉窗杂录》中，明代嘉兴名士项元汴记载了唐伯虎与秋香的故事，后世剧目《唐伯虎点秋香》即以此为蓝本。相比戏剧的高潮迭起，故事的实际发展略显平淡，趣味却半点不少。
话说唐伯虎在京城应试，吃了官司，仕途已被彻底堵死，他回家后，便由着性子休了悍妻。某日，在金阊门外，他见到一艘画舫珠翠盈座，舱内有一位女郎面容姣好，姿态妩媚，笑意撩人。唐伯虎一见心动，于是换上布衣，租来小艇尾随其后，径至吴兴。他上岸打听之后得知，那艘画舫里的女客是某某官员的家眷。此后数日，唐伯虎每天都去那位官员的宅门前溜达，作落魄状，作窘困状，请求主人雇他为两位公子服务。主人动了恻隐之心，就让他试工做事。唐伯虎手脚勤快，心思细密，颇得主人的欢喜。两位公子有了强援，文章日益令人称奇，他们的父亲和塾师哪里知道是唐伯虎背后代为捉刀。不久，唐伯虎以娶妇为由，打算返回苏州，两位公子死活不肯放行，他们说：“家里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婢女，任你挑选一个就是，何必多费周折？”此言正中唐伯虎下怀，挑中秋香就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内。不用猜，秋香正是他当日一见钟情的那位美丽女郎。
新婚之夜，秋香询问唐伯虎：“郎君岂不是几个月前我在金阊见过的那位书生吗？”唐伯虎应答如响：“是啊，就是我！”秋香责备道：“郎君是读书人，何苦这样自轻自贱呢？”唐伯虎如实相告：“昔日，娘子多看了我几眼，我不能忘情啊！”原来如此，秋香也不打诳语：“那时候，贱妾见到一群少年簇拥着郎君，拿出素净的扇面求郎君题诗作画，郎君挥翰如流，一边欢呼，一边畅饮，旁若无人，贱妾就知道郎君不是凡庸的书生。”现场还原，果然有趣，唐伯虎的调侃更像是自嘲：“哪里来的奇女子，竟然能在尘俗之中识得真名士？” 唐伯虎娶得秋香为妻，两情甚是欢洽。过了数日，有贵客来府中拜访，主人让唐伯虎出面接待。席间，贵客总是注目唐伯虎，私底下问道：“为何先生的容貌酷似唐子畏呢？”唐伯虎自觉兴味十足，火候已到，就主动揭开谜底：“在下就是唐寅，由于爱慕主人家的女郎，乘船追随，来到了吴兴。”这可是一条天大的新闻，贵客将实情告诉主人，主人又惊又喜，赶紧请唐伯虎坐上贵宾席，宾主尽欢。翌日，主人花费巨资为唐伯虎和秋香治办行装，派人护送他们返回苏州城。
在《古今词话》中，清代文人沈雄猜想这则轶事中的主人是学士梁谿，却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唐伯虎点秋香》的剧本中，唐伯虎十八岁就入华府做书童，好玩是好玩，但改编力度太大，与事实相去甚远。这则轶事经过了长期不断的艺术加工，较真已毫无必要，想考证，我估计也无从下手。
唐伯虎倜傥不羁，那些卫道士嫉妒他，诟病他，永远不愁找不到猛料。这位江南大才子不仅出入秦楼楚馆，真要是玩嗨了，他还喜欢动手绘制栩栩如生的工笔春宫，风行市井，娱乐众生。在唐伯虎之前，大画家多半爱惜羽毛，他们羞于（也可能是拙于）绘制春宫秘戏图。唐伯虎却敢吃“河豚”，爱吃“河豚”，会吃“河豚”，他画过一套《风流绝畅图》，多达二十四幅，经由徽派刻工贵一明摹刻成版画，遂被视为中国古代春宫之瑰宝。到了二十世纪，荷兰漢学家高罗佩编著《中国古代房内考》和《秘戏图考》，仍对《风流绝畅图》津津乐道。明代大画家仇英亦善画裸体相交的男女，并乐此不疲。这就不奇怪了，明代的市井文化极其发达，文人墨客踊跃跟进，并且推波助澜，《金瓶梅》这部久禁不绝的“淫书”即应运而生，半点也不奇怪。
寒山一片，空老莺花，功名之外，自足千古。唐伯虎以风流自命，以才子自居，以诗酒自娱，他置身于主流社会之外，隐居桃花坞，拥有自己的息壤和乐土，不做官，做个活神仙，有何不可？
五、做个堂堂好男子
古代的书生，如果远离仕途，不肯“将身货与帝王家”，就只能算是半个废人。那些隐逸、狂狷、颓唐的书生若非家底子富厚，被压扁的生存空间就将极其狭小。明朝中期，工商业发达，非农经济的活跃性日胜一日，其变化相当显著：尽管唐伯虎已与仕途绝缘，但他在官本位社会的罅隙间，凭借自己的书画手艺，仍可以活得游刃有余。
在《守质记》中，唐伯虎写道：“全其天赋，不为众物所诱夺，确乎其不可拔，坚乎其不可乱，整不可紊，守夫天之所赋而不失。”这种人于千百人中难得一二，但毕竟没有绝种。唐伯虎半狂半隐，不曾在官场中摸爬滚打，不曾在权贵间曲意周旋，他活出了自己的真性情、真本色，只喝“随缘冷暖开怀酒”，只下“懒算输赢信手棋”，“赢了我时何足幸，且饶他去不为亏”，“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万事由天莫强求，何须苦苦用机谋？饱三餐饭常知足，得一帆风便可收。生事事生何日了？害人人害几时休？冤家宜解不宜结，各自回头看后头”。相比唐代诗人孟浩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自怨自艾，唐伯虎的精神岂不是要洒脱自在得多吗？
平日，唐伯虎常坐在临街的小楼上。要是有求画的人携美酒来拜访他，就酣畅整天，“醉则岸帻浩歌，三江烟树，百二山河，尽拾桃花坞中矣”。唐伯虎任性随意，但他从不苛求，也从不苟取。
唐伯虎曾反复强调“不炼金丹不坐禅”，但他晚年学佛，自号六如。这个法号取自《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六种喻物皆难坚久，以示执著大可不必。他自题画像的那首《伯虎自赞》就是禅味十足的偈子：“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一位不朽的艺术家，他的寿命再长，也不如自己的作品和画像的寿命长，然而将二者摊开在广大无垠的时空中去辨识和观看，那种长短有无，根本无须纠结。
最不可思议的是，唐伯虎潜心研究过象数、律历、扬马、元虚、五遁、太乙等类深奥的古书，在明朝中晚期刻印的《周髀算经》中，收有他对赵君卿、甄鸾等人勾股法数十条辨证，堪称精核。这位天才的画家、文学家一度将兴趣的根须伸向玄学和数学，说奇怪并不奇怪，能够拓展边际的心灵才是自由的心灵。
知命之年，唐伯虎赋《言怀》诗，仍然一如既往，难离“花”、“酒”、“神仙”字样：“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酒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都道我神仙。些须做得功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自古以来，帝王成仙比平民更难，这是为何？因为帝王要囊括万有，平民只想获得自由。唐伯虎自称为“天上闲星地上仙”，所在意的便是有花有酒、无拘无束的存在感以及心中的良知灼然。
唐伯虎的绝笔诗是：“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据说此诗还有个定本，前三句被改得面目全非：“一日兼他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他年新识如相问，只当漂流在异乡。”这个定本确实更接近唐伯虎的性格和风格。
在《唐伯虎墓志铭》中，祝允明愤愤不平：“有过人之杰，人不歆而更毁；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抱怨。唐伯虎不曾混迹官场，方能舒展艺术才华；不再逢迎权贵，方能做个堂堂好男子。
以官本位为特征的专制社会犹如巨型酱缸，几乎人人尊权，个个慕势，纯良书生很容易被异化为禄蠹。因此当他们功名受挫、仕途无望时，貌似废弃，实为成全。天才的天性能够避开斧斤砍伐，幸运莫此大焉。鱼肉百姓的官吏和逢迎主子的奴才多如过江之鲫，像唐伯虎这般张扬个性的艺术家却寥若晨星，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