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中国民族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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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近年来从事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调查的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在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存在比较突出的认同问题,也就是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认同问题。我发现在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解读方面,人们在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所以这些年来自己开始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议题,关注其他国家的民族关系演变。
其他文献
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探讨次贷危机引发和扩散中的利率风险问题。主要结论是:从长期利率角度看,对房市的“松”货币政策从2001年降息一直持续到2005年6月;过低的长期利率会过度挤压金融机构放贷的长期收益,进而增大金融体系的利率风险。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高利率、强美元导致的大量外资流入与混合调息抵押初始低利率相结合,共同推动了高风险次贷的发放;在高息和房价下跌条件下,大量混合调息抵押集中进入初次利率重置期,导致次贷违约状况的急速恶化。次贷危机扩散中,尽管联邦基金利率快速下降,但高风险的金融环境导致低利率对增加金
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化推动了跨越国界的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和生产的蓬勃发展和经济繁荣,也推动了人类文明、文化、政治、经济、机制、价值、资本、人口等前所未有的流动、分工、交流和融合,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人类文明或文化价值冲突、分配不公等问题。随着伊斯兰世界“反西方化”、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似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诸多论者认为,世界正处于“逆全球化”的历史时期,曾经的“地球村”观念在一些典型国家,正在被贸易保护、边境修墙、控制移民等政治思潮和政治举措所替代
从2008年金融海啸开始,全球经济就面临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正在掀起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反扑,反主流政治精英的浪潮在许多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掀起一场场政治风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响应国内政治压力与解决社会矛盾,不断采取片面保护措施来削弱自由贸易体系,甚至逐步拆解现有的区域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架构。
如众所见,随着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出场及具有深厚左翼传统的法国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右转”压力,西方国家/文明历史性地开启了全球收缩的变局;同时,非西方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崛起与伊斯兰世界“去西方化”的文明扩张,又使得非西方世界在世界结构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西方与非西方在世界结构中地位的此消彼长,已使此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结构开始呈现出“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历史性变局,使诸多论者相信:当下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后西方秩序”。与之相适应,我们需要一种“新全球化”,特别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新全球化”。
南开大学金融学系成立于1919年,是南开大学建校后最早成立的学科之一。在前校长腾维藻教授、著名金融学家钱荣垄教授以及王继祖、陈国庆教授的带领下,学科建设发展迅速,1979年开办全国第一个国际金融硕士点,1984年开办全国最早的国际金融博士点,1984年起开始与国外合作培养研究生,多次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中国GDP仅占全球7.3%,却掌握着约占全球25%的外汇储备。随着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如何使用以实现效益最大化,已引起各方关注。本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展开:一是公共财政视角;二是金融视角。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具有财政与金融双重属性,决定了我国外汇储备资产运用上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外汇储备的经济属性表明.外汇储备不是政府的财政性资金,不能无偿划拨和使用.需要作为资产来运用与管理:另一方面,在我国特殊的外汇管理体制下,经由外汇占款形成的外汇储备,构成基础货币的一个部分,这部分外汇储备实际上是政府通过货币发行权而获
2017年11月4—5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2017年度工作会议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史、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和世界史等研究领域的50多位学者对本次会议的学术议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是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问题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学者们分别就民族史研究与研究成果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民族”概念的使用、民族史撰述与民族史教材的编写、族群互动与中国制度史、元朝和清朝“民族融汇”政策的不同特点
本文从总量与构成角度并在家户层面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个人部门金融资产结构的发展。与金融结构论的基本观点一致,随着战后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以及国民收入主要流向居民.美国个人部门的金融资产总量迅猛增长,但在美国总金融资产中的份额下降:随着金融产品供给条件日益改善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机构性资产成为个人部门金融资产的主导形式;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的生命周期和受教育程度等决定或影响家庭层面金融资产持有的水平与结构。这些分析对于研究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结构的转变、金融机构提高个人金融产品营销的效率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中国制度在几千年来呈现了巨大的连续性,无与伦比的连续性。比如说,先秦的爵名、官名,可以一直用到清代。再找不出这么一个国家,其官制有如此的连续性。在一个个王朝更替的历程中,又存在着若干由少数民族入主而建立的王朝。这些王朝在制度史上,有什么特殊意义呢?除了造成了一些民族管理、身份管理方面的特殊制度外,从宏观上看,它们在制度史上还留下了一些影响,就不能简单地用“汉化”来概括,而是涉及政治体制、历史方向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民族”这个词并不陌生;但要真正理解这一词,却不容易。“民族”这一概念的来源及含义是什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大都认为,“民族”一词是19世纪从日本翻译过来的舶来品,对应国外的volk、ethnos、nation等。但是21世纪初中国学界经过讨论,发现“民族”一词,最早在南北朝时成书的《南齐书》中已出现,其意已与当前国内经常应用的“民族”的含义几乎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