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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选取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岗位类型、技能素质、职业发展定位、进城动机、城际关系八组个体特征变量，采用方差分析和LSD法分析其对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八组变量均有显著影响，而进城动机、职业技能素质、职业发展定位对职业规划水平影响效果更大。政府应重视并建立有效的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体系，以促进农民工的职业发展。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发展；职业规划；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5）05002406
课题组在研究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结构时发现，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对其市场竞争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目前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力弱，而政府对农民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处于零指导状态。本文从农民工自身切入，分析影响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因素。
一、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工具
课题组在综合龙立荣 、马跃如等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编制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量表，分别在深圳、广州进行两次预试获取实证数据，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量表进行修改、删除、调整、合并，形成最终量表。量表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工作岗位类型、技能等级、职业发展定位、进城动机和城际关系。
第二部分为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量表，包括4个因子共19小项，具体为：职业认知（5项），主要测量对自身职业兴趣、能力、特长等的认识；职业目标（5项），主要测量职业目标的制订及实施计划；工作积累（4项），主要测量是否注重工作经验、技能、能力的累积；人际关系（5项），主要测量是否积极拓展人际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2013年4—10月，在广州火车站、广州某港资服装厂、某私营石材加工厂、商业街、深圳西丽阳光工业园、深圳南岗工业园等地采取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采取无记名方式并进行一对一指导答卷，发放调查问卷650份，获得有效问卷529份，有效率为81.38%。受调查的农民工以男性（65%）为主，以80后、90后（87%）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结果显示，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传统型农民工有所提高，53.5%处于高中及以上的水平。受调查者所处行业以传统的建筑施工（23.4%）、服务（20.4%）和纺织服装业（14.6%）为主，在技术含量需求较高的行业如机械电子制造业（28.4%）也占据了一定比例。
二、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影响因素实证分析采用统计数据对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量表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905；19个题项聚为四个因子，各因子解释的方差在14.98%—17.1%，累计解释总变异量的63.12%；总量表的α值为0.901，各因子α值为0.823—0.853，表示调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1]因此，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可以用四个维度来表示，即职业认知、职业目标、工作积累和人际关系。
综合选取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岗位类型、技能素质、职业发展定位、进城动机、城际关系八组个体特征变量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如下：
（一）人口特征变量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
1性别差异检验
不同性别组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职业目标因子差异显著，其T值为2.243，且P<0.05，男性（M=0.072）的职业生涯目标水平要显著高于女性 （M=-0.133），但效果值Eta2为0.01，远远小于0.06，说明性别对农民工职业生涯目标的影响虽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只是一种低度的关联。[2]
差异的原因之一在于性别角色定位，样本中女性未来定位于“继续打工多赚钱”的为20.54%，远高出男性（12.82%）；而“积累资本和经验后创业”的仅2.97%，反映了大多数农村女性主要以家庭为重，对职业的长远规划并不重视。就业市场中女性被排除在一些特定行业、岗位的门槛之外，或者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不受重视，这些歧视现象也是女性培养职业效能感、提升职业规划水平的阻碍因素。[3]
2年龄差异检验
设置了A（20岁及以下）、B（21—25岁）、C（26—30岁）、D（31—35岁）、E（36—40岁）、F（41岁及以上）六组年龄变量来分析对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的职业目标和工作积累因子的差异显著，F值分别为3.753（P=0.002）和2.438（P=0.034），其Eta2分别为0.035、0.023。
采用LSD事后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B（21—25岁）、C （26—30岁）两个年龄组农民工的职业目标水平显著高于D （31—35岁）、F （41岁及以上）两个年龄组，反映职业目标水平与年龄大致呈现出一种负向关系，即新生代农民工要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更成熟的职业目标规划；但不能说年龄越小职业生涯规划水平越高，LSD法结果显示C（26—30岁）组比A（20岁及以下）组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职业目标水平，因为20岁以下的青年尚未具备成熟的心智和职业思维，对职业发展没有明确的规划。这一特点在工作积累因子上同样体现，A（20岁及以下）组在工作中积累技能的积极性不如其他年龄组，B（21—25岁）组工作积累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组，随着年龄增长积累技能的积极性减弱。
一般来说，青年劳动力的精力和能力远高于老龄化的劳动力，获得职业成功的机会要大于后者，因此他们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很大的抱负。新生代更注重自身的学习和积累，他们会将部分打工所得收入用于自我发展，而老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赚钱养家，所得收入大多寄回家中供开销。[4]不同年龄阶段其职业发展定位不同，进而会影响到职业规划水平。
3文化程度差异检验
设置了五组文化程度变量来分析对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表1），结果显示：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的职业目标、工作积累和人际关系因子存在显著差异。LSD法事后比较结果显示，三个因子在两两组别间的比较呈现出很一致的结果，即B—E组要比A（小学以下）组的水平高，其他的组别未得出显著的差异结果。 样本中30岁以下农民工占总数的74.86%，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占总数的53.87%，反映当前农民工呈现年青化、高文化水平的特点，进而促进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上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提升农民工文化知识、职业技能的同时，也促进了农民工更好地选择和规划未来的职业。首先，农民工在接受中高等教育时吸收了文化知识、法律知识，拓宽了思维和视野，各方面能力和素质的提高使他们更有条件去选择自己想要从事的职业并实现理想。其次，教育内容的职业化使他们有机会接受各种职业技能培训。这些就业培训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针对性，让新生代农民工可以更容易进入城市就业市场的较高层次。此外，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途径多通过圈子内的帮带关系，这种圈内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资本，教育程度的上升提高了这种社会资本的含金量，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信息网。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的期望随着文化水平的上升而提高，他们不再愿意从事“脏、乱、差”的体力劳动，对工作和生活都更有追求；文化程度会影响农民工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文化水平越高的越有可能将自己视为城市人。[5]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正确的职业和生活规划来改变自己在城市里的地位，实现对未来的抱负。
（二）工作特征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
1岗位类型差异检验
设置了A（生产型）、B（技术型）、C（经营型）、D（服务型）、E（管理型）五组岗位变量来分析对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岗位类型的职业目标和工作积累因子存在显著差异，F值分别为3.851（P=0.002）和4.888（P=0.000），其Eta2分别为0.036和0.042。LSD法事后比较分析显示，这两个因子在A（生产型）和D（服务型）两组的水平均比在B（技术型）和E（管理型）组的水平低。工作积累因子C（经营型）组的水平要低于B（技术型）组，职业目标因子C（经营型组）的水平却比A（生产型）组要高。
将性别与岗位类型进行交叉统计分析发现，男性主要从事技术和管理型工作（40.99%），而女性更多从事的是生产型（42.16%）和服务型（23.24%）工作。女性受传统角色定位、市场性别歧视和自身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更多地选择技术要求、工作难度和强度均较低的服务性和生产性岗位。
岗位对技能与素质的要求也影响着农民工的职业行为，技术型和管理型的岗位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职业素质和技能，农民工需持续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技能才能应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和理念的更新，这种压力促使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地充实自己。而生产型和服务型岗位的固定性和操作性较强，农民工在掌握基本的流程和操作要点后就可以达到岗位要求，在工作挑战性低的环境中劳动者很容易安于现状、失去目标。
2技能素质差异检验
技能等级是农民工技能素质的重要标志，设置了四组技能等级变量来分析对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表2），结果显示：不同技能等级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水平在四个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具有技工等级证书的农民工比普工要具备更成熟的职业生涯规划，且整体呈现出技能等级越高职业规划水平越高的趋势；但人际关系因子呈现异常，高级技工的人际关系水平并没有显著高于其他技工，反映出高级技工更看重职业技能的含金量、走专业化的道路，虽然他们可在就业市场上凭借一技之长占据优势，但在提升专业技能时却容易忽略人际关系方面的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职业素质，样本中有52.74%的农民工具有初级以上的技能等级证书，文化程度越高则技能水平越高。数据显示，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仅14.81%拥有技能证书，初中的有39.27%，高中、职高、中专的有63.51%，大专及以上的高达80.33%。技能等级是农民工就业能力的一种标志，因为农民工从事的工作主要以操作性和技能性为主，对综合素质的需求不如其他群体高，因此技能等级成为评定农民工个体就业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就业能力越高代表农民工拥有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可在较高的平台上和城市劳动者竞争，这为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未来进行规划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农民工考取技能等级证书这种行为本身可说明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有一定的想法。虽不排除盲目跟风的现象，但有调查显示，具备某种技能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要高于没有掌握技能的农民工，[6]这说明技工比普工有更明确的职业定位，不会无原则、无目的地更换工作。
（三）留城特征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
1进城动机差异检验
设置了四组进城动机变量分析对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表3），结果显示：进城动机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四个因子影响显著，且对职业认知、人际关系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C（扎根城市）、B（开阔眼界）两组比A （赚钱补贴家用）组农民工的职业生涯
规划水平要高；C（扎根城市）组农民工的职业认知和工作积累因子水平要高于B（开阔眼界）组。
调查样本中最初的进城动机如下：51.04%的农民工是开阔眼界，31.57%的农民工想赚钱补贴家用，17.39%的农民工计划通过外出打工定居城市。进城动机为赚钱补贴家用的主要是老一代农民工，而想开阔眼界和通过外出打工扎根城市的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方面比老一代农民工更积极主动，他们因为脱离了土地、成长经历与城市同龄人相似而对城市生活更为熟悉，渴望留在城市生活的愿望更强烈。这种动机影响了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定位，他们较容易将自己视为城市市民。而农民工要提升身份并得到城市的认可，其经济地位的上升是关键因素。因此，想要扎根城市的农民工会积极促进职业的发展，期望通过职业成功获取经济地位，从而实现融入城市的理想。调查中发现：A（赚钱补贴家用）组农民工在后来的职业发展中有43.2%的人仍然没有太明确的想法，B（开阔眼界）组中这个比例为13.01%，而C（扎根城市）组中仅有3.3%的农民工对职业的发展没有规划。因此，最初的进城动机影响了农民工对职业成功重要性的认识，也影响了他们对职业的长远性规划。 2职业发展定位差异检验
设置了四组职业发展定位变量来分析对已进城的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表4），结果显示：不同职业发展定位在职业目标、工作积累和人际关系三个因子存在显著差异，从Eta2的值可知未来定位对职业目标和人际关系因子的影响更为明显。
B（积累资本创业）、C（掌握一门技术）两组的职业规划水平要明显高于其他组。调查中发现：30岁以下年龄段农民工的定位主要是积累资本创业（64.01%）和掌握一门技术（19.75%）；随着年龄的增加，定位打工多赚钱的比例升高，35岁以上的农民工为（42.03%）、41岁以上的农民工达68.96%。
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目标更长远，不再局限于眼前的利益，他们更想通过进城打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这种职业心理上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职业未来的规划和实际行动。老一代农民工对城市存在陌生和怯惧感，城市融入度低，而且受落叶归根等传统思想的影响，更倾向于以后回农村务农或从事非农业性的工作，在城市打工只是为了谋生而被迫做出的选择。[7]因此，他们不太关注所从事的工作是否适合自己或者有没有发展的前景，在职业选择上没有太大要求，只要能保障较好的收入就行。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更加注重个人发展，且文化水平的提升让他们的眼界更开阔。为此，他们会付出实际行动去学习技术，积累资本、经验、人脉，而不会不切实际地幻想。
3城市人际圈差异检验
设置了A（老乡）、B（同事）、C（城市市民）三组城市人际圈变量来分析对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人际圈对职业目标、工作积累和人际关系有显著的影响，其F值分别为6.89（P=0.001）、7.986（P=0.000）、5.955（P=0.003）；但总体上影响效果较小，其Eta2分别为0.026、0.03、0.022。
B（同事）、C（城市市民）两组的农民工比A（老乡）组农民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水平高，这说明农民工不能将自己的交际圈限定在一同出来打工的老乡，因为这样会导致他们的关系网络异质性程度低，关系网络所能提供的资源减少。老一代农民工当初进城大部分是通过老乡的“结带帮”关系，因此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类型大多一样，而且在以后的职业发展过程中依靠的仍主要是家人和老乡所提供的资源。这种职业发展路径并不是建立在对自身全面认知的基础上，而是被动地跟随群体的做法。而新生代农民工融合了农村和城市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圈，所交往的人群包括了老乡、同事、朋友甚至城市市民。多样化的城市人际圈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最终获取职业成功。
三、促进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对策建议（一）提高农民工职业规划的意识
当前农民工的职业规划意识比较淡薄，调查中发现只有39.1%的农民工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有用，24.4%的农民工认为计划赶不上变化、29.5%的农民工认为自身条件有限，很难实现制定的目标。态度上的差异会影响农民工对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视和投入程度，因此，必须引导农民工端正态度，培养职业规划意识。
（二）政府主导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体系构建
当前大部分农民工从事技术合量较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在城市没有清晰的职业定位，既不利于他们自我的提升，也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因此，政府应构建一个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体系，促进其职业生涯发展：一方面，需要政府扮演好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出台一些方案来引导农民工提升职业素养，政府与企业联手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养；另一方面，可以针对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培训和提供专业的指导，通过培训和指导让农民工更清楚地分析和认识自身，确立方向、树立目标，从而更好地促进职业发展和就业。
（三）用人企业主动开展对农民工的职业生涯管理
企业内部的职业生涯管理能为农民工提供更为明确、更切实际的目标，他们可以把从指导理论中学到的知识和日常工作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促使个人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潜力，同时为组织带来长远的效益。
【参考文献】
[1][2]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200—300.
[3]曲可佳，邹泓.职业生涯探索的结构、方法及影响因素[J].心理科学进展，2009，（2）：442—450.
[4]“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20100621.
[5]李建华，郭青.新生代农民工特点分析与政策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11，（3）：42—45.
[6]陈昭玖，艾勇波，邓莹，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6—12.
[7]刘传江，徐建玲.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6—10.
【Abstract】This paper selects the sex， age， educational level， type of work， quality skills，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motivations for working in a city and urban relations as eight group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which all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areer planning of migrant workers. By using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 analyze their influences to the career planning of migrant workers，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ll of them affects the career planning greatly. However， motivations for working in a city， quality skills， urban relations are more significant to career planning level.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migrant workers career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nd establish an effective career planning system.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career development； career planning； affecting factors
（编辑/乔瑞雪）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发展；职业规划；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5）05002406
课题组在研究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结构时发现，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对其市场竞争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目前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力弱，而政府对农民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处于零指导状态。本文从农民工自身切入，分析影响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因素。
一、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工具
课题组在综合龙立荣 、马跃如等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编制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量表，分别在深圳、广州进行两次预试获取实证数据，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量表进行修改、删除、调整、合并，形成最终量表。量表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工作岗位类型、技能等级、职业发展定位、进城动机和城际关系。
第二部分为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量表，包括4个因子共19小项，具体为：职业认知（5项），主要测量对自身职业兴趣、能力、特长等的认识；职业目标（5项），主要测量职业目标的制订及实施计划；工作积累（4项），主要测量是否注重工作经验、技能、能力的累积；人际关系（5项），主要测量是否积极拓展人际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2013年4—10月，在广州火车站、广州某港资服装厂、某私营石材加工厂、商业街、深圳西丽阳光工业园、深圳南岗工业园等地采取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采取无记名方式并进行一对一指导答卷，发放调查问卷650份，获得有效问卷529份，有效率为81.38%。受调查的农民工以男性（65%）为主，以80后、90后（87%）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结果显示，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传统型农民工有所提高，53.5%处于高中及以上的水平。受调查者所处行业以传统的建筑施工（23.4%）、服务（20.4%）和纺织服装业（14.6%）为主，在技术含量需求较高的行业如机械电子制造业（28.4%）也占据了一定比例。
二、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影响因素实证分析采用统计数据对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量表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905；19个题项聚为四个因子，各因子解释的方差在14.98%—17.1%，累计解释总变异量的63.12%；总量表的α值为0.901，各因子α值为0.823—0.853，表示调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1]因此，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可以用四个维度来表示，即职业认知、职业目标、工作积累和人际关系。
综合选取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岗位类型、技能素质、职业发展定位、进城动机、城际关系八组个体特征变量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如下：
（一）人口特征变量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
1性别差异检验
不同性别组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职业目标因子差异显著，其T值为2.243，且P<0.05，男性（M=0.072）的职业生涯目标水平要显著高于女性 （M=-0.133），但效果值Eta2为0.01，远远小于0.06，说明性别对农民工职业生涯目标的影响虽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只是一种低度的关联。[2]
差异的原因之一在于性别角色定位，样本中女性未来定位于“继续打工多赚钱”的为20.54%，远高出男性（12.82%）；而“积累资本和经验后创业”的仅2.97%，反映了大多数农村女性主要以家庭为重，对职业的长远规划并不重视。就业市场中女性被排除在一些特定行业、岗位的门槛之外，或者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不受重视，这些歧视现象也是女性培养职业效能感、提升职业规划水平的阻碍因素。[3]
2年龄差异检验
设置了A（20岁及以下）、B（21—25岁）、C（26—30岁）、D（31—35岁）、E（36—40岁）、F（41岁及以上）六组年龄变量来分析对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的职业目标和工作积累因子的差异显著，F值分别为3.753（P=0.002）和2.438（P=0.034），其Eta2分别为0.035、0.023。
采用LSD事后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B（21—25岁）、C （26—30岁）两个年龄组农民工的职业目标水平显著高于D （31—35岁）、F （41岁及以上）两个年龄组，反映职业目标水平与年龄大致呈现出一种负向关系，即新生代农民工要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更成熟的职业目标规划；但不能说年龄越小职业生涯规划水平越高，LSD法结果显示C（26—30岁）组比A（20岁及以下）组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职业目标水平，因为20岁以下的青年尚未具备成熟的心智和职业思维，对职业发展没有明确的规划。这一特点在工作积累因子上同样体现，A（20岁及以下）组在工作中积累技能的积极性不如其他年龄组，B（21—25岁）组工作积累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组，随着年龄增长积累技能的积极性减弱。
一般来说，青年劳动力的精力和能力远高于老龄化的劳动力，获得职业成功的机会要大于后者，因此他们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很大的抱负。新生代更注重自身的学习和积累，他们会将部分打工所得收入用于自我发展，而老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赚钱养家，所得收入大多寄回家中供开销。[4]不同年龄阶段其职业发展定位不同，进而会影响到职业规划水平。
3文化程度差异检验
设置了五组文化程度变量来分析对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表1），结果显示：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的职业目标、工作积累和人际关系因子存在显著差异。LSD法事后比较结果显示，三个因子在两两组别间的比较呈现出很一致的结果，即B—E组要比A（小学以下）组的水平高，其他的组别未得出显著的差异结果。 样本中30岁以下农民工占总数的74.86%，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占总数的53.87%，反映当前农民工呈现年青化、高文化水平的特点，进而促进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上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提升农民工文化知识、职业技能的同时，也促进了农民工更好地选择和规划未来的职业。首先，农民工在接受中高等教育时吸收了文化知识、法律知识，拓宽了思维和视野，各方面能力和素质的提高使他们更有条件去选择自己想要从事的职业并实现理想。其次，教育内容的职业化使他们有机会接受各种职业技能培训。这些就业培训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针对性，让新生代农民工可以更容易进入城市就业市场的较高层次。此外，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途径多通过圈子内的帮带关系，这种圈内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资本，教育程度的上升提高了这种社会资本的含金量，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信息网。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的期望随着文化水平的上升而提高，他们不再愿意从事“脏、乱、差”的体力劳动，对工作和生活都更有追求；文化程度会影响农民工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文化水平越高的越有可能将自己视为城市人。[5]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正确的职业和生活规划来改变自己在城市里的地位，实现对未来的抱负。
（二）工作特征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
1岗位类型差异检验
设置了A（生产型）、B（技术型）、C（经营型）、D（服务型）、E（管理型）五组岗位变量来分析对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岗位类型的职业目标和工作积累因子存在显著差异，F值分别为3.851（P=0.002）和4.888（P=0.000），其Eta2分别为0.036和0.042。LSD法事后比较分析显示，这两个因子在A（生产型）和D（服务型）两组的水平均比在B（技术型）和E（管理型）组的水平低。工作积累因子C（经营型）组的水平要低于B（技术型）组，职业目标因子C（经营型组）的水平却比A（生产型）组要高。
将性别与岗位类型进行交叉统计分析发现，男性主要从事技术和管理型工作（40.99%），而女性更多从事的是生产型（42.16%）和服务型（23.24%）工作。女性受传统角色定位、市场性别歧视和自身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更多地选择技术要求、工作难度和强度均较低的服务性和生产性岗位。
岗位对技能与素质的要求也影响着农民工的职业行为，技术型和管理型的岗位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职业素质和技能，农民工需持续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技能才能应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和理念的更新，这种压力促使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地充实自己。而生产型和服务型岗位的固定性和操作性较强，农民工在掌握基本的流程和操作要点后就可以达到岗位要求，在工作挑战性低的环境中劳动者很容易安于现状、失去目标。
2技能素质差异检验
技能等级是农民工技能素质的重要标志，设置了四组技能等级变量来分析对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表2），结果显示：不同技能等级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水平在四个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具有技工等级证书的农民工比普工要具备更成熟的职业生涯规划，且整体呈现出技能等级越高职业规划水平越高的趋势；但人际关系因子呈现异常，高级技工的人际关系水平并没有显著高于其他技工，反映出高级技工更看重职业技能的含金量、走专业化的道路，虽然他们可在就业市场上凭借一技之长占据优势，但在提升专业技能时却容易忽略人际关系方面的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职业素质，样本中有52.74%的农民工具有初级以上的技能等级证书，文化程度越高则技能水平越高。数据显示，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仅14.81%拥有技能证书，初中的有39.27%，高中、职高、中专的有63.51%，大专及以上的高达80.33%。技能等级是农民工就业能力的一种标志，因为农民工从事的工作主要以操作性和技能性为主，对综合素质的需求不如其他群体高，因此技能等级成为评定农民工个体就业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就业能力越高代表农民工拥有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可在较高的平台上和城市劳动者竞争，这为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未来进行规划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农民工考取技能等级证书这种行为本身可说明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有一定的想法。虽不排除盲目跟风的现象，但有调查显示，具备某种技能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要高于没有掌握技能的农民工，[6]这说明技工比普工有更明确的职业定位，不会无原则、无目的地更换工作。
（三）留城特征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
1进城动机差异检验
设置了四组进城动机变量分析对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表3），结果显示：进城动机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四个因子影响显著，且对职业认知、人际关系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C（扎根城市）、B（开阔眼界）两组比A （赚钱补贴家用）组农民工的职业生涯
规划水平要高；C（扎根城市）组农民工的职业认知和工作积累因子水平要高于B（开阔眼界）组。
调查样本中最初的进城动机如下：51.04%的农民工是开阔眼界，31.57%的农民工想赚钱补贴家用，17.39%的农民工计划通过外出打工定居城市。进城动机为赚钱补贴家用的主要是老一代农民工，而想开阔眼界和通过外出打工扎根城市的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方面比老一代农民工更积极主动，他们因为脱离了土地、成长经历与城市同龄人相似而对城市生活更为熟悉，渴望留在城市生活的愿望更强烈。这种动机影响了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定位，他们较容易将自己视为城市市民。而农民工要提升身份并得到城市的认可，其经济地位的上升是关键因素。因此，想要扎根城市的农民工会积极促进职业的发展，期望通过职业成功获取经济地位，从而实现融入城市的理想。调查中发现：A（赚钱补贴家用）组农民工在后来的职业发展中有43.2%的人仍然没有太明确的想法，B（开阔眼界）组中这个比例为13.01%，而C（扎根城市）组中仅有3.3%的农民工对职业的发展没有规划。因此，最初的进城动机影响了农民工对职业成功重要性的认识，也影响了他们对职业的长远性规划。 2职业发展定位差异检验
设置了四组职业发展定位变量来分析对已进城的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表4），结果显示：不同职业发展定位在职业目标、工作积累和人际关系三个因子存在显著差异，从Eta2的值可知未来定位对职业目标和人际关系因子的影响更为明显。
B（积累资本创业）、C（掌握一门技术）两组的职业规划水平要明显高于其他组。调查中发现：30岁以下年龄段农民工的定位主要是积累资本创业（64.01%）和掌握一门技术（19.75%）；随着年龄的增加，定位打工多赚钱的比例升高，35岁以上的农民工为（42.03%）、41岁以上的农民工达68.96%。
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目标更长远，不再局限于眼前的利益，他们更想通过进城打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这种职业心理上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职业未来的规划和实际行动。老一代农民工对城市存在陌生和怯惧感，城市融入度低，而且受落叶归根等传统思想的影响，更倾向于以后回农村务农或从事非农业性的工作，在城市打工只是为了谋生而被迫做出的选择。[7]因此，他们不太关注所从事的工作是否适合自己或者有没有发展的前景，在职业选择上没有太大要求，只要能保障较好的收入就行。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更加注重个人发展，且文化水平的提升让他们的眼界更开阔。为此，他们会付出实际行动去学习技术，积累资本、经验、人脉，而不会不切实际地幻想。
3城市人际圈差异检验
设置了A（老乡）、B（同事）、C（城市市民）三组城市人际圈变量来分析对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人际圈对职业目标、工作积累和人际关系有显著的影响，其F值分别为6.89（P=0.001）、7.986（P=0.000）、5.955（P=0.003）；但总体上影响效果较小，其Eta2分别为0.026、0.03、0.022。
B（同事）、C（城市市民）两组的农民工比A（老乡）组农民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水平高，这说明农民工不能将自己的交际圈限定在一同出来打工的老乡，因为这样会导致他们的关系网络异质性程度低，关系网络所能提供的资源减少。老一代农民工当初进城大部分是通过老乡的“结带帮”关系，因此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类型大多一样，而且在以后的职业发展过程中依靠的仍主要是家人和老乡所提供的资源。这种职业发展路径并不是建立在对自身全面认知的基础上，而是被动地跟随群体的做法。而新生代农民工融合了农村和城市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圈，所交往的人群包括了老乡、同事、朋友甚至城市市民。多样化的城市人际圈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最终获取职业成功。
三、促进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对策建议（一）提高农民工职业规划的意识
当前农民工的职业规划意识比较淡薄，调查中发现只有39.1%的农民工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有用，24.4%的农民工认为计划赶不上变化、29.5%的农民工认为自身条件有限，很难实现制定的目标。态度上的差异会影响农民工对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视和投入程度，因此，必须引导农民工端正态度，培养职业规划意识。
（二）政府主导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体系构建
当前大部分农民工从事技术合量较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在城市没有清晰的职业定位，既不利于他们自我的提升，也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因此，政府应构建一个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体系，促进其职业生涯发展：一方面，需要政府扮演好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出台一些方案来引导农民工提升职业素养，政府与企业联手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养；另一方面，可以针对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培训和提供专业的指导，通过培训和指导让农民工更清楚地分析和认识自身，确立方向、树立目标，从而更好地促进职业发展和就业。
（三）用人企业主动开展对农民工的职业生涯管理
企业内部的职业生涯管理能为农民工提供更为明确、更切实际的目标，他们可以把从指导理论中学到的知识和日常工作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促使个人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潜力，同时为组织带来长远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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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elects the sex， age， educational level， type of work， quality skills，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motivations for working in a city and urban relations as eight group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which all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areer planning of migrant workers. By using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 analyze their influences to the career planning of migrant workers，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ll of them affects the career planning greatly. However， motivations for working in a city， quality skills， urban relations are more significant to career planning level.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migrant workers career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nd establish an effective career planning system.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career development； career planning； affecting factors
（编辑/乔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