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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内幕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1973年12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不寻常的事件。中共“十大”召开4个月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发了各种猜测。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对十一大军区中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呢？“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可见，毛泽东对军队领导权和内部状况的关注，是促成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历史和心理因素。当然，直接导致这次对调的，还是林彪利用军权与旧部的关系，企图篡夺政权，以及由此引发的“九一三事件”。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开始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毛泽东开始有意培养邓小平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对邓小平更加器重。
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1973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语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他接着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他说他已经考虑了好久，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
根据那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12月20日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交代叶剑英副主席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46位高级将领受到了接见。将要被调动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坐在面对毛泽东的前排。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其实，当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除了上述八大军区外，还有新疆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的三位司令员没有被调动。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命令下达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都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每人按规定仅带了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江泽民禁止军队经商
—“受腐败威胁的军队不可能最有效地保卫国家。”
江泽民自在1989年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一直把“是否能打得赢，不变质”作为军队建设的核心。上任一年，即提出“五项要求”：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在任内推动了裁军70万、禁止军队经商、成立总装备部等一系列重大措施。
时间回溯到1998年的北京，一场关系到解放军的危机正在酝酿。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军方越来越多地卷入商业活动。起初目的比较单纯，主要是补充预算拨款的缺额，但后来军方的商业利益快速膨胀，发展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涉及联系松散的数千家企业和公司，从酒店、夜总会、卡拉OK厅和高尔夫球场到航空公司、医药公司、移动电话网络、化妆品、股票经纪和电子公司。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军队企业还参与走私活动，每年给中国带来大约120-250亿美元的损失。在有些城市，军警经营的公司出售非法卫星接收天线。
对江泽民来说，军队经商属不良现象，原因有二：一是使军队的注意力偏离了国防；二是军队易闹独立，摆脱政府的控制。说轻一些，军队办企业至少代表一种可能滋生腐败的利益冲突。说重一点，这是违法乱纪，可能腐蚀军队保卫国家的意志。
1998年7月，江泽民准备就绪，在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级干部的联席会议上，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作出了决定。江泽民正式宣布：“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得继续从事经商活动。”江还进一步要求军队为社会树立榜样。
江讲话之后，总参谋长傅全有号召“每个单位和每个干部无条件地执行江主席的新命令。”江对副总参谋长和军事情报领导人熊光楷将军说：“受腐败威胁的军队不可能最有效地保卫国家。”
熊光楷认为作这样的决定需要“远见卓识和勇气”。毕竟政策的改变会使很多大人物损失惨重。但是江泽民通过多年的工作已经在军队里得到了足够的支持，拥有足够的威信。现在他以自己的威信为资本去推进这一行动。
熊光楷说：“因为军队是令行禁止的军事组织，所以对江主席的反经商、反腐败的政策的执行比在党或政府部门的其他领域要迅速得多。正是这样，江主席的整个反腐败运动得到积极的推动。军队开展这样的反腐败运动为在其他部门迅速推行反腐败树立了榜样。”
在退下军委主席岗位后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这样总结他作为军委主席15年来的工作：“15年来，对小平同志的重托，我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对军委主席这份责任，我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对待的，从不敢懈怠。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对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夙夜在心。”
胡锦涛审计军队领导干部
—“要加强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保持军队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胡锦涛自2005年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把以前惯用的“从严治军 依法治军”变成“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推动制度化的军队“反腐倡廉”建设。
新形势下，为预防和查处军中的经济犯罪，胡锦涛首先从审计方面入手。2006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小组计划审计全军官员983名，包括军职26名、师职135名、团职822名；2007年，对军、师、团职干部实施审计，单位主官比例将不低于30%。据总后勤部的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全军共审计单位和项目7.7万个， 取得直接经济效益68 亿元。
2011年7月，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颁布《军队审计人员廉洁从审规定》，对审计人员廉洁从审提出了“十不准”要求；2011年9月，中央军委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审计工作的意见》。
胡锦涛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思想上预防军队腐败，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文件。
2006年3月，中央军委就颁发《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意见》，将反腐纳入军队“十一五”规划之中。
2008年9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这是深入推进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2009年，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作风建设的意见》。
2011年6月，经胡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印发《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
2012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委纪委印发了新修订的《关于军队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将军队领导干部的收入情况、房产情况和投资情况纳入报告范围。
在胡锦涛的“军中反腐”风暴中，海军原副司令员中将王守业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查办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之一。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1973年12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不寻常的事件。中共“十大”召开4个月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发了各种猜测。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对十一大军区中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呢？“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可见，毛泽东对军队领导权和内部状况的关注，是促成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历史和心理因素。当然，直接导致这次对调的，还是林彪利用军权与旧部的关系，企图篡夺政权，以及由此引发的“九一三事件”。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开始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毛泽东开始有意培养邓小平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对邓小平更加器重。
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1973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语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他接着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他说他已经考虑了好久，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
根据那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12月20日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交代叶剑英副主席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46位高级将领受到了接见。将要被调动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坐在面对毛泽东的前排。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其实，当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除了上述八大军区外，还有新疆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的三位司令员没有被调动。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命令下达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都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每人按规定仅带了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江泽民禁止军队经商
—“受腐败威胁的军队不可能最有效地保卫国家。”
江泽民自在1989年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一直把“是否能打得赢，不变质”作为军队建设的核心。上任一年，即提出“五项要求”：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在任内推动了裁军70万、禁止军队经商、成立总装备部等一系列重大措施。
时间回溯到1998年的北京，一场关系到解放军的危机正在酝酿。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军方越来越多地卷入商业活动。起初目的比较单纯，主要是补充预算拨款的缺额，但后来军方的商业利益快速膨胀，发展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涉及联系松散的数千家企业和公司，从酒店、夜总会、卡拉OK厅和高尔夫球场到航空公司、医药公司、移动电话网络、化妆品、股票经纪和电子公司。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军队企业还参与走私活动，每年给中国带来大约120-250亿美元的损失。在有些城市，军警经营的公司出售非法卫星接收天线。
对江泽民来说，军队经商属不良现象，原因有二：一是使军队的注意力偏离了国防；二是军队易闹独立，摆脱政府的控制。说轻一些，军队办企业至少代表一种可能滋生腐败的利益冲突。说重一点，这是违法乱纪，可能腐蚀军队保卫国家的意志。
1998年7月，江泽民准备就绪，在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级干部的联席会议上，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作出了决定。江泽民正式宣布：“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得继续从事经商活动。”江还进一步要求军队为社会树立榜样。
江讲话之后，总参谋长傅全有号召“每个单位和每个干部无条件地执行江主席的新命令。”江对副总参谋长和军事情报领导人熊光楷将军说：“受腐败威胁的军队不可能最有效地保卫国家。”
熊光楷认为作这样的决定需要“远见卓识和勇气”。毕竟政策的改变会使很多大人物损失惨重。但是江泽民通过多年的工作已经在军队里得到了足够的支持，拥有足够的威信。现在他以自己的威信为资本去推进这一行动。
熊光楷说：“因为军队是令行禁止的军事组织，所以对江主席的反经商、反腐败的政策的执行比在党或政府部门的其他领域要迅速得多。正是这样，江主席的整个反腐败运动得到积极的推动。军队开展这样的反腐败运动为在其他部门迅速推行反腐败树立了榜样。”
在退下军委主席岗位后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这样总结他作为军委主席15年来的工作：“15年来，对小平同志的重托，我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对军委主席这份责任，我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对待的，从不敢懈怠。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对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夙夜在心。”
胡锦涛审计军队领导干部
—“要加强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保持军队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胡锦涛自2005年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把以前惯用的“从严治军 依法治军”变成“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推动制度化的军队“反腐倡廉”建设。
新形势下，为预防和查处军中的经济犯罪，胡锦涛首先从审计方面入手。2006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小组计划审计全军官员983名，包括军职26名、师职135名、团职822名；2007年，对军、师、团职干部实施审计，单位主官比例将不低于30%。据总后勤部的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全军共审计单位和项目7.7万个， 取得直接经济效益68 亿元。
2011年7月，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颁布《军队审计人员廉洁从审规定》，对审计人员廉洁从审提出了“十不准”要求；2011年9月，中央军委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审计工作的意见》。
胡锦涛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思想上预防军队腐败，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文件。
2006年3月，中央军委就颁发《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意见》，将反腐纳入军队“十一五”规划之中。
2008年9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这是深入推进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2009年，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作风建设的意见》。
2011年6月，经胡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印发《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
2012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委纪委印发了新修订的《关于军队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将军队领导干部的收入情况、房产情况和投资情况纳入报告范围。
在胡锦涛的“军中反腐”风暴中，海军原副司令员中将王守业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查办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