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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能上能下”的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下”就是给能者腾位，为改革铺路
上周，有两条新闻颇引人关注。一是中国经济2016年开局平稳，一些重要指标好于预期；二是落实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新规取得进展。这两条新闻看似并无密切关联，其实不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欲成功转型，固然主要依靠市场激发民间创新潜能，但亦需各级领导干部勇于作为和担当，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中国发展方式转型迫切需要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主体则是新型官员。当前，资本回报率下降、劳动力总量萎缩和世界产业分工模式的转变，使得一些传统产业陷入困境，也催生了新经济。新经济是更符合中国未来资源禀赋结构的经济业态，其特征有三：高人力资本投入、高科技投入、轻资产；可持续的较快增长；符合产业发展方向。新近发布的3月财智BBD中国新经济指数（NEI）显示，新经济已占整个经济32.1%。中国经济的未来，即取决于新动能能否及时弥补旧动能的减弱。
要发展新经济，需要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在中国，新经济大多属于行政管制的范畴，在企业的准入、监管乃至人事制度领域，均存在不少过去体制遗留的障碍。应尽快推出负面清单，为新经济松绑。在旧经济保持增量的同时，通过新经济提质。未来，高科技产业和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有鉴于此，过去两年，中央政府持续深化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然而，改革空间依然巨大，当前应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各地的竞争将是全新的竞争，即将过去的GDP竞争，转向公共物品提供的竞争、地方问责体系的竞争、地方财政稳健性的竞争和民主治理的竞争。这对干部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和精神状态都提出了高要求。当前，中国经济地区走势分化明显，已显示出这种竞争的端倪。
干部队伍的现状并不完全符合这一转变要求，怠政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贪腐现象曾严重破坏地方投资和营商环境。经过持续的反腐风暴，“不敢腐”的氛围已初步形成。然而，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却出现了大批“南郭先生”和“缩头先生”。有些地方用人有“三三制”之说，即有实绩的干部、有关系的干部和“拍马屁”的干部各占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新提拔的经济主管官员系转岗而来，旧经济尚且不懂行，遑论推进新经济。
决策层三令五申治理不作为现象。“若干规定”明确了十种必须及时予以调整的情形，其中既包括不严格遵守廉洁规定者，也包括“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为官不为、庸懒散拖，干部群众意见较大的”“不能有效履行职责、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单位工作或者分管工作处于落后状态，或者出现较大失误的”。这虽系针对干部队伍建设全局而言，但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能否将地方经济引上新路，无疑是考核的重点。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才是改革的基石。它不是一场运动，不能为完成任务而凑指标，要提防其演变为新的面子工程或者政绩工程。其重点是解决干部“能下”问题。“下”就是给能者腾位，为改革铺路。
能不能下，考核是关键。规则明确、程序公正是考核有说服力的第一道保障。操作中要统一规范，尤其是对于不同级别、不同岗位以及不同业务，何为不适宜担任现职，应有具体量化准则。调整还须透明，全面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公众看法，细化监督机制，让结果和程序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被调整者心服口服，而不能流为“一把手”说了算。“能上能下”还应有激励机制，兼顾压力与激励。激励并非减少约束，而是给干部施展才华留出充足空间。
选什么人其实是风向标。重用改革促进派，实为过往30余年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决策层强调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这对于不确定性颇多的中国经济，意义格外重大。大力提拔敢闯敢试的官员，方能有效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搭建更多开放平台，提供更优服务，助力新经济成长。
（摘自《财新周刊》）
上周，有两条新闻颇引人关注。一是中国经济2016年开局平稳，一些重要指标好于预期；二是落实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新规取得进展。这两条新闻看似并无密切关联，其实不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欲成功转型，固然主要依靠市场激发民间创新潜能，但亦需各级领导干部勇于作为和担当，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中国发展方式转型迫切需要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主体则是新型官员。当前，资本回报率下降、劳动力总量萎缩和世界产业分工模式的转变，使得一些传统产业陷入困境，也催生了新经济。新经济是更符合中国未来资源禀赋结构的经济业态，其特征有三：高人力资本投入、高科技投入、轻资产；可持续的较快增长；符合产业发展方向。新近发布的3月财智BBD中国新经济指数（NEI）显示，新经济已占整个经济32.1%。中国经济的未来，即取决于新动能能否及时弥补旧动能的减弱。
要发展新经济，需要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在中国，新经济大多属于行政管制的范畴，在企业的准入、监管乃至人事制度领域，均存在不少过去体制遗留的障碍。应尽快推出负面清单，为新经济松绑。在旧经济保持增量的同时，通过新经济提质。未来，高科技产业和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有鉴于此，过去两年，中央政府持续深化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然而，改革空间依然巨大，当前应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各地的竞争将是全新的竞争，即将过去的GDP竞争，转向公共物品提供的竞争、地方问责体系的竞争、地方财政稳健性的竞争和民主治理的竞争。这对干部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和精神状态都提出了高要求。当前，中国经济地区走势分化明显，已显示出这种竞争的端倪。
干部队伍的现状并不完全符合这一转变要求，怠政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贪腐现象曾严重破坏地方投资和营商环境。经过持续的反腐风暴，“不敢腐”的氛围已初步形成。然而，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却出现了大批“南郭先生”和“缩头先生”。有些地方用人有“三三制”之说，即有实绩的干部、有关系的干部和“拍马屁”的干部各占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新提拔的经济主管官员系转岗而来，旧经济尚且不懂行，遑论推进新经济。
决策层三令五申治理不作为现象。“若干规定”明确了十种必须及时予以调整的情形，其中既包括不严格遵守廉洁规定者，也包括“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为官不为、庸懒散拖，干部群众意见较大的”“不能有效履行职责、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单位工作或者分管工作处于落后状态，或者出现较大失误的”。这虽系针对干部队伍建设全局而言，但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能否将地方经济引上新路，无疑是考核的重点。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才是改革的基石。它不是一场运动，不能为完成任务而凑指标，要提防其演变为新的面子工程或者政绩工程。其重点是解决干部“能下”问题。“下”就是给能者腾位，为改革铺路。
能不能下，考核是关键。规则明确、程序公正是考核有说服力的第一道保障。操作中要统一规范，尤其是对于不同级别、不同岗位以及不同业务，何为不适宜担任现职，应有具体量化准则。调整还须透明，全面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公众看法，细化监督机制，让结果和程序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被调整者心服口服，而不能流为“一把手”说了算。“能上能下”还应有激励机制，兼顾压力与激励。激励并非减少约束，而是给干部施展才华留出充足空间。
选什么人其实是风向标。重用改革促进派，实为过往30余年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决策层强调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这对于不确定性颇多的中国经济，意义格外重大。大力提拔敢闯敢试的官员，方能有效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搭建更多开放平台，提供更优服务，助力新经济成长。
（摘自《财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