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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翁奋，是在深夜的海口，他正靠在沙发上，抽着他的烟斗。
我事后很庆幸，第一个问题就选择了《拆了旅行社》作为切入口。那是2010年成立的一个行为艺术项目，他好整以暇地往里面钻，越钻越深，至今还在持续，未来也没有终点。这一进入，开启的是一个前路漫漫的局部“乌托邦”试验。
提起翁奋，其实首先想到的是摄影系列作品《骑墙》。一个小女孩骑坐在一面孤墙上，静静地看着墙的另一边的一个个高楼林立的城市，人们从背影就能看到她眼神里有憧憬，有警惕，也有忧虑。此外还有他用蛋壳搭建的凯旋门、现代城市的沙盘以及美钞和人民币的对撞。蛋被抽空，无论权力的胜利、社会的现代化或是相互角力的资本，都没有生命，而且万分脆弱。
这是一个一直在用艺术思维去探索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集体心理变化的艺术家，在逻辑上，他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到了《拆了旅行社》，他把思考变成了一种社会建设行动，试图在一个村庄里，按照自己的社会理想去建构现实。
这个“没有结束”的项目，建构着社会的同时，也解构着艺术家。
起 点
对于中国艺术界而言，2005年有很独特的意义。这是艺术品市场在资本推动下“井喷”乃至“疯狂”的一年，拍价超千万元的艺术品层出不穷。高烧持续，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在此期间，有人狂欢，也有人忧虑、反思。
翁奋是那反思者中的一员，他看到，艺术正在沦为“资本逻辑的奴隶”。
眼前的喧嚣扰攘，让这个与艺术相遇30年、在国内外声名正隆的艺术家困惑：在当今这个时代，艺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如果艺术已经与资本逻辑合流，那么就和我们用它来思考、批判和推动这个社会或者想象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他在想，自己能不能逃离这种逻辑？可行的办法也许是，到艺术之外去工作，而不再囿于艺术之内。
很巧，2007年，翁奋的老家文昌正在筹建新的卫星发射中心，面临拆迁安置问题。父亲不经意地感慨了一句：几百年的老家可能即将消失了。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根’的东西即将被斩断”。
那时，三峡移民的问题正盘桓在他的思维和艺术作品中。2005年，他在海口坐出租车，碰上一名来自三峡的移民司机，交谈中，司机说，现在的生活总觉得没有根，“三峡从此与我无关了”。2007年，翁奋用蛋壳垒了一个“三峡大坝”，取名《凯旋门》，在英国展出。
父亲说话的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家乡的居民将面临与三峡移民同样的困局，失去土地，切断与祖辈生养之地的联系，家族星散，进行无处靠岸的心理漂泊。“我就想，能不能用一种艺术的能力切入进去，对这个问题做一些研究。”
这一想法正好回应了他“在艺术之外工作”的内心需求，于是，《拆了旅行社》计划开始“着床”。
言说与权利
过去对三峡移民的关注，让翁奋特别留意这种家园的让渡是如何完成的。事实上，历史上发生的类似的大规模工程移民，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往往是在主体意识缺位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就转换了身份，为往后的心理隐痛埋下伏笔。
翁奋想做的，是至少在自己老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泰山村，启蒙人们的主体意识，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历史、土地、房屋等社会要素的关系，让他们清楚自己的权利，并具备主张权利的能力。
只是，怎么做呢？他不是法律工作者，也不是官方职能机构，他不想也无法效仿甚至取代这二者的角色。他是一名艺术家，应当追求一种美学效果。
“我不能把自己转换为一种社会工具，无法具体去操作什么事情，只是去探讨一种新的可能性。我做不了一个锤子，就算做了作用也有限，但他们可以每个人都变成一个锤子。”
这种打算，使得他的计划听上去非常玄奥，很难向一个普通人说清楚究竟要做什么。他排斥以一种外力“介入”的角色出现，去鼓动、灌输甚至代劳什么具体的事情，而是希望以一种内置的身份，悄无声息地让身在其中的人们更好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作为一个主体所享有的方方面面的权利。他把这种转变称为“自我发生”，而“自我发生”便是美学的实现。
“当这种主体真正回归，它在面对系统话语的时候，就形成一个独立的对话体，而不是一个简单被系统压制，或者堕入社会逻辑、完全放弃自我的一种状态。”
现实中，翁奋看到，因为拆迁有补偿，不少人急切地想要放弃土地，拿到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补偿金后，就去买车，开始挥霍，一两年后钱没有了，又把车拿去卖掉。这正是主体意识缺乏带来的疼痛，是他想要改变的那个问题的外在表现之一。
翁奋选择的方式是“言说”，和访问者及不同参与者一起，通过和一个个对象进行看似偶然的谈话，激发和所有中国农民一样不善于自我表达的乡亲，把自己的诉求在思维中自我整理出来，并以说话的形式发表。
先从村中最有威望的人（相当于“长老”）开始，他们拥有无形的影响力;然后是在外工作回乡的年轻人，他们思想通达，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一层一层，像一个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扩散的涟漪。“两类人我们会放在最后，一是村长，因为村长往往很容易受到话语控制，二是家里有孩子在政府任职的人，避免给他带来伤害。”
“乌托邦”
他们和一个人的谈话往往从拍照开始。拍照是为了“保存记忆”，这能快速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帮助对方进入“言说”的情境。 在人们需要的时候，艺术家们会做一些法律咨询和辅导，提供一些资料，接受一些提问，但他们不承诺也不包办任何事情，最终目的还是触动人们说出自己真正的内心诉求。比如，一些居民在经他们启发的“言说”下，很快就自己理解了土地和人的工作权的关系，并进一步延伸到生存权。
“当真正面临拆迁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完整的自我，可以保留自己的权利，这一点很关键。”翁奋说。
他们曾碰到过录像带被没收的情况，他们的工作也的确容易被误认为“别有用心”。其实他们一开始就设定了非对抗性的原则，最理想的状态是政府、居民等协商的主体们全都感觉不到艺术家的存在。
“这不是一个对抗的世界，而应该是一个协商的世界。”翁奋说，“我们不倡导他们和谁对抗，倡导的是怎样找到一种合作的方式，倡导一种合作与协商的美学。”
翁奋他们想用艺术化的行为创造一个无形的舞台，让人们用一种“自我表演”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就是这一项目的“乌托邦”色彩。他们提出，应该去想象和建立一种积极的新生活，而不是权利被斩断的那种生活，希望通过“言说”，让人们自觉认知到，要去形成“和话语的对话”。
“这样才能使这个社会，或者至少是我们这一小块世界产生新的变化—‘言说’的人多了，这个世界就产生了变化。假设整个中国都以艺术的方式来做这个工作的话，那这个社会不就从整体上发生变化了吗？”
这样想想，翁奋就会觉得“我们的工作蛮伟大的”。
等 待
以火箭发射塔为圆心，科学计算出一条安全半径，在半径扫过的扇形区域，都处于拆迁范围。
有趣的是，翁奋老家所在的泰山村，一半要拆，一半则可以保留，而他家正好处于保留部分。这就客观上把翁奋的计划推入了下一个层次，他必须思考，如何让这剩下的一半村子沿着固有的历史和文化轨道存在下去。
因为处于卫星发射中心边缘，这个村子具备了旅游业的发展条件，极有可能被商业资本看中。一旦它们到来，以一种强势的实体形态运作，那么居民就会被资本控制，本身沦为一种资源，而不是资源的掌控者和支配者。这样的话，前面几年所进行的漫漫“言说”，以及由此一点一点地唤回的主体意识，又将一朝东流。
翁奋再次回到了他出发的原点：怎样逃脱资本逻辑的掌控？
在翁奋看来，“合作与协商的美学”事实上是一种积极伦理的美学，政府、资本和居民，各有各的行事伦理，当它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找到新的伦理的平衡是翁奋倡导的这一美学的目标。他们早已了然的是，强大的系统话语和居民个体话语之间是一种压制关系，前者是不会真正关心后者的。
这个时候，《拆了旅行社》这一题目的含义得到了兑现，翁奋等艺术家通过自身影响力和各种途径，动员和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到泰山村访问，让居民们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被关注的主体，触发着主体意识的“自我发生”。
其实，对抗资本控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自己组织一个实体平台，捷足先登地抢占制高点，但翁奋无法接受这一办法。“我们的初衷，本来就是要用艺术的能力帮助他们和一个强大的实体对话，如果再植入一个实体，等于我们变成了他们要对话的那个东西。我们不要变成那个东西。”
“不能让居民变成资本的奴隶，而要让他们成为生活的主人。”他们提出的进一步计划称为“我的家园我规划”，希望以一种团结的自给自足，推动“低等的商业”发展，既让生活发生积极变化，又对抗资本的滋扰。
以翁奋为主，艺术家们把自己能拿的钱拿出来，进行一些简单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把游山小径连成一条完整的线路，在可以观景或休息的地方配备一些板凳和凉亭，而“低等的商业”是把民居、文昌鸡、咖啡等当地资源利用起来，做民宿、餐饮等旅游服务项目。在居民群体中，同时建立起不重复建设、不相互竞争等自律规范和共存伦理。
这一路，翁奋越来越像一个乡村建设实践者了。他最初的专业其实是油画，但他在1999年转向了摄影，因为“画都是想象的”，难以触发观者对现实最直接的思考;后来他又进入装置艺术领域，以立体艺术的形式进一步介入现实;再后来，他的《拆了旅行社》已经变成一种社会行动，并且已经做好了“没有结束”的准备。
“没有结束”，是因为他想看到的美学目标的实现非常艰难，他认为可能永远做不到，然而他愿意甚至喜欢等待。“等待和等候不一样，等候有一个时间限定，你肯定是来的，而等待，不知道你究竟来不来，非常有意思。”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艺术家都感觉值得 。
个人档案
翁奋
1961年生于海南省。1985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1985年至今任教于海南大学艺术学院。
他的系列《骑墙》作品作为2003年蓬皮杜中心举办的《中国怎么样？》展览的宣传画，才真正使他在国际上扬名。
2007年，翁奋用蛋壳垒了一个“三峡大坝”，取名《凯旋门》，在英国展出。
摄影系列作品《骑墙》之一
这一路，翁奋越来越像一个乡村建设实践者了。他最初的专业其实是油画，但他在1999年转向了摄影，因为“画都是想象的”，难以触发观者对现实最直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