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汪精卫作为日寇侵略中国的代言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应该不错，其实也不尽然——不管是狐假虎威，还是狼狈为奸，两种性情贪婪的动物搞在一块儿，矛盾一定不会少。实际上，汪精卫和他的日本主子之间表面和气，内心相互提防。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汪精卫及各院、部汉奸头目宣誓就职。当天，伪国民政府上空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军士兵立即鸣枪抗议，唬得汪伪汉奸立即换成带有一块黄色三角形的“国旗”。
　　在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前夕，为了装点门面，维护一点点可怜的“尊严”，汪精卫曾向日方提出将侵华日军派遣军总司令部从南京迁往他处，并要求将伪政府迁往原国民政府大院办公。日军断然拒绝，令汪伪政府一千汉奸碰了一鼻子灰。当时，上海到南京的铁路守备、南京城门的检查，皆由日军负责，汪精卫向日方交涉，请求将铁路守备权、城门检查权交还“中方”军警，并建议日军在南京逮捕中国人也应有“中方”军警协助参加。对此，日方不予理睬。直到当年10月10日，日方才勉强同意。
　　在经济方面，沦陷区一切财政税收均由日本人把持，汪伪政府“还都”南京时，穷得连开拔费都无法筹措，只好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4000万法币（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救场。在军事方面，躲在日寇卵翼下的汪伪政府虽然拼凑了一支规模不小的部队，但必须听命于各地的日军。在行政方面，汪伪政府名义上是“中央政府”，统辖除东北以外的“全国”，但管辖范围和权力极为有限，是个“政令不出南京的小朝廷”。
　　日方为了限制汪精卫的活动，在全国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直接由日本调度。即便是日军同意归汪伪政府直接管辖的华中、华南沦陷区，由于日军的直接干涉，汪精卫也无从插手——伪江苏省主席、伪浙江省主席、伪安徽省主席、伪上海市市长等人，皆是直接听命于日本人的铁杆汉奸。只有伪广东省省长一职，汪精卫坚持委派其妻弟担任，但实际权力仍由日本人把持。
　　汪精卫自出道以来，领袖欲望强烈，他虽然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但仍不时幻想不要事事听命日方，故而汪、日之间的矛盾日趋加剧。
　　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日本的战争资源已经接近枯竭，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影佐祯昭要求汪伪政府抽调500万壮丁支援日本，并达成口头协议。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各战场兵员不足，补给困难，重提500万壮丁的事情。此时的汪伪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故无法答应。日本政府就把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召到东京施压，周佛海声辩说“口头协议不能生效”。为此日本人对汪精卫怀恨在心，认为汪“背信弃义”，靠不住。
　　后来，影佐祯昭等日寇头目在南京“中日文化宫”宴请汪精卫。席间，日本人轮流灌汪精卫日本黄酒，汪大醉，导致旧伤复发，病情恶化。影佐祯昭劝汪精卫去日本治疗，汪精卫被送进日本名古屋一家医院后，一切行动皆由日本人控制，连其妻子也不能到病房陪护。汪精卫住的病房没有取暖设施，温度很低，致使汪精卫术后感冒发烧，伤口感染，于1944年11月并发肺炎而死。
　　由此可见，一个没有骨气的人不断寻找并投靠主子，主子可能用其咬人，但不会让他做人。汉奸可以用各种理由标榜自己依然是人，但人格已经被鄙视。从汪精卫打定主意卖身附敌的那天开始，其下场已经注定。
　　编辑/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