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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用译者创造性叛逆理论阐释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文化意象的翻译，进而利用东方主义化的概念阐述辜氏《论语》英译本的文化倾向和翻译效果。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 《论语》 东方主义化 文化层面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论语》是儒家思想核心价值的体现，其内容博大精深。在儒家典籍研究的长河中，传教士和外译汉学家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而“文化怪杰”辜鸿铭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人翻译传统文献的被动局面，而且他还是历史上完整翻译《论语》的第一人。本文将在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理论指导下，评析辜氏《论语》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传递。
一 创造性叛逆理论
上世纪90年代，谢天振教授曾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也是译介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这是因为文学翻译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因此借用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的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受到既定翻译目的的制约，由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价值取向而产生的文化冲击和误译。由于译者的世界观、立场、以及对所译作家、作品的态度的不同，其译作的效果也不同。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两种：有意型和无意型。无意误译是由于译者对他文化的错误解读而造成，在文学研究中，有意误译具有实际意义，是指译者有意识将源语文化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重新解释，一种是顺应译入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价值观，改变原文的文学意象和表达手法；一种是加入源语文化内涵，迫使译入语国家读者接受与审美。
二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文化意象创造性叛逆的表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文化使得不同民族的语言表达各不相同，其文化又与当地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民俗风情有直接关系。不同民族对于同一事物的理解也会掺杂自身头脑中既定的事物形象与文化形态，这就构成了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辜鸿铭的《论语》翻译掩盖了其作品的文化意象专属性，抹煞了民族文化的精髓。
1 人名地名术语翻译简化的创造性叛逆表现
在辜鸿铭《论语》英译文中，几乎略去所有的地名和除孔子以外的人名，颜回和子路是两个例外，其余的孔门弟子都一概用“一个弟子”（a disciple）一语取代。书中提到的地名，主要是当时各诸侯国的名字，辜氏一般用“某国”（a certain State）“外国”（a foreign State）带过。只有孔子的“鲁国”，他特地译成“孔子的国家”（the native State of Confucius）以示区别。辜氏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弟子和孔子所讨论的问题，而不是那些烦琐的名字，不如干脆省去，免除发音的麻烦，使读者专注于《论语》传达的思想。但殊不知，《论语》的一大吸引之处则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辜氏这种“省略译法”使整部作品的人物个性大打折扣。虽然整体理解难度对西方读者而言降低了，但也掩盖了中国经典传统的独特信息。
2 姓名艺术术语翻译转化的创造性叛逆表现
辜鸿铭阐释的内容和方法也别具一格，他常用基督教和西方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来比拟《论语》中的一些人，我们称他为“以西喻中”。
例如，在《为政》篇第十章译文的脚注中，他将“颜回”比喻成The St.John of the Confucius gospel”，即“孔门福音中的圣·约翰”。约翰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基督教的卫道者，他在基督教中的地位仅次于耶稣本人。辜氏以“圣·约翰”喻“颜回”，实际是将孔子最宠爱的弟子比作耶稣最宠爱的圣徒或将子路比作“孔门福音中的圣·约翰”。辜氏把儒家学说视为基督教式的思想体系，他多次将儒家典籍称为“中国的《圣经》”。
除了用《圣经》中的人物以外，辜鸿铭还用西方政治家来比喻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如在《论语·八佾》第二十二章的译文注释中将管仲比喻为古代中国之俾斯麦，因为管仲和这位现代德意志帝国的奠基者有着通用的至理名言“欲取之故与之”。另外，为了让欧洲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的夏商两代，辜氏在注释中说：“夏朝（公元前2205-前1818年）之与孔子时代的中国人，犹如古希腊之与当今的欧洲人；同理，殷朝（公元前1776-前1154年）则相当于欧洲历史上的罗马时代”。除此以外，他用基督教文化中的所罗门王指代武王，用“Abraham，Isaac，Jacob”指代中国的“尧、舜、禹”。另外，辜氏引西方思想家的言论来注释《论语》是其译本最大的特色之一。我们称他为“以西释中”。
辜鸿铭为了达到使西方读者理解《论语》的翻译目的还将其中表示诗歌体裁的词汇翻译成具有基督特色的词汇，如把《诗》阐释为“The Book of Ballads，Songs and Psalms”。其中，Ballads是英国文学史上熟悉的歌谣体裁，而Psalms来自《圣经·旧约》，带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这些译名都会使英国读者感受到亲切和自然，但却给中国独特文化烙上了基督教的印记，使读者感觉不到中国智慧的博大魅力。整体与原文表达的概念相去甚远。若不是不时见到孔子（Confucius）的名字，不经意的读者似乎有一种在阅读外国哲学或宗教作品的感觉。
3 物质生活术语翻译替换的创造性叛逆表现
《论语》中包含了方方面面具有中国传统特色词汇名称的表达，有关于中国特有计数单位的量词术语，有具有中国古代特有的器皿，有关于当地习俗的民风土语。但因为其不同的文化意象、不同的生活思维，使得译者对其会有自我不同的理解与概念，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他加入了自我认知来架构中西文化的桥梁，必然会产生不准确或误读的结果。 例如，辜鸿铭用意译的方式将“釜”、“庾”和“秉”几个计量词翻译成笼统的概念“a quantity”等，虽然这些中国古代单位计量词如今已不再使用，但它毕竟纪录了中国历代计量单位的发展历程。根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的解释：“釜为当时的六斗四升，约合今天的一斗二升八合，庾为当时的二斗四升，约合今天的四升八合。秉为十六斛，五秉则为八十斛。古代以十斗为斛，因此译为八十石。”辜氏的翻译无形中抹去了西方读者探寻中国古时计算单位的兴趣。
在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一句中，“觚”被辜鸿铭译成了“goblet”高脚玻璃杯。其实，觚是古代喝酒用的器皿，上部作四条棱角，底部也作四条棱角。在古代人心目中，觚有棱角才能叫做觚。但一个形状完全不同的喝酒器皿也被叫做觚，在孔子看来不伦不类，名不符实。辜氏译文没有传达出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饮酒器皿。
在“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一句中，“木铎”被辜鸿铭用作了比喻义，译为“a tocsin”，他把孔子比作警醒世界的警钟，其真正古代特有含义没有翻译出来。其实，中国古代的“木铎”为铜质木舌的铃子，它起官家召集大家宣布重要之事的作用，这层意思被辜氏用挑明象形方式掩盖过去，会带给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以不同的感受，对于想了解中国文化的欧洲读者而言，多少有些惆怅遗憾。
4 社会意识形态专有名词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表现
各个民族有其独有的风土人情，对社会和世界的认识也有不同的信仰与寄托，中国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必然沉淀了大量的独具中国特色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价值观。但在辜鸿铭英译的《论语》中，我们却很难捕捉到任何具有中国风格的迹象。
例如，“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一句中的“傩”是古代的一种风俗，用于迎神驱逐疫鬼。而辜氏将此概念翻译为“Purification Festival”这一有浓重西方宗教涤罪色彩的词。
又如，在“雍也可使南面”一句的翻译中，辜氏将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意译了出来，说明冉雍这个人能做大官，其关键词“南面”一词的原始意义没有说明。“南面”是表示社会文化的词，古代坐北朝南的方向是最好的，因此也以这个方向的位置最为尊贵，无论天子、诸侯、卿大夫，当他作为长官出现的时候，总是南面而坐的。
再如，在处理中国古代特有的官职名称时，为了让读者更确切地理解，辜氏也同样采用了直接意译的翻译策略，如：太宰译为minister；令尹译为Prime Minister；司败译为Minister of justice；相译为Prime Minister；上大夫译为The senior officers，等等。丝毫没有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阶层意识。
另外，辜鸿铭把“命”译为“God’s will”或“the will of God”，把“天命”译为“the truth in religion”或“the Laws of God”，把“性与天道”译为“subjects of metaphysics or theology”，辜氏使用西方形而上学，尤其是基督教神学中的概念来阐释《论语》中稍带形而上学意义的核心词汇。
辜氏扩大概念内涵和以英文中文化意蕴较深的西方概念翻译《论语》中的术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译文与原文的误差。这与辜氏翻译《论语》的目的和原则有关系。另外，他在多处借用西方人熟悉的术语和典故进行解释，过于在意译文的畅通感，造成了文化趋同性。
因此说，同构异质未必会导致相同的读者反应，这种翻译方式虽然可以扫清语言和文化差异给读者所造成的阅读障碍，但同时在文化交流方面又造成了另一种障碍。
三 译本的文化意向
19世纪，宗主国蔑视东方民族、强调东西文化优劣差异的东方主义盛行于西方学术界，构成了肆意扭曲和解毒东方文化的潮流。在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中，作者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欧洲学术界、思想界长期以来戴着有色眼镜有意无意地歪曲东方文明，虽然萨义德讨论的东方主要指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但东方主义的学术心态却存在于更为广泛的领域和地域，其共同特征是强调东西文明、宗教、文化、学文、道德之间的差异和高低优劣之分。
20世纪以来，东方主义化带有了明显歧视东方、拥戴西方价值观的倾向，只用高傲的欧洲之上的意识形态来看待东方社会，对东方文化及世界进行贬损的偏见理念。
辜鸿铭在翻译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精髓的文学著作时，以西方视角为镜像的评价体系，表现出了其“东方化”的价值取向。在他看来，要想证明东方文化的高贵身份就要以西方人评价体系来判断，因此在他的译文中，任何概念和阐释都是以这一目标为出发点的。反映了在当时中国处于任人宰割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奋起志士们在下意识思想中的“东方主义”倾向。虽然辜鸿铭翻译《论语》的最初目的是要让欧洲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广博与丰富，但他过于关注中国文化是否能被西方人认同而借用西方文化的意象理解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意象，因此抹杀了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的思想独特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辜氏《论语》译作没有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与他最初的翻译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注：本文系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汉文化热”背景下《论语》的英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青年课题，课题编号：201204058。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
[3] 谢天振：《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Ku Hong-ming.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 of Confucius.Shanghai：Kelly and walsh，Limited，1898.
[5] 萨义德，王语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
[6] 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7]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版。
作者简介：
富苏苏，女，1980—，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与翻译理论，工作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宋玮，女，1976—，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与翻译理论，工作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 《论语》 东方主义化 文化层面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论语》是儒家思想核心价值的体现，其内容博大精深。在儒家典籍研究的长河中，传教士和外译汉学家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而“文化怪杰”辜鸿铭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人翻译传统文献的被动局面，而且他还是历史上完整翻译《论语》的第一人。本文将在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理论指导下，评析辜氏《论语》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传递。
一 创造性叛逆理论
上世纪90年代，谢天振教授曾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也是译介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这是因为文学翻译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因此借用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的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受到既定翻译目的的制约，由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价值取向而产生的文化冲击和误译。由于译者的世界观、立场、以及对所译作家、作品的态度的不同，其译作的效果也不同。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两种：有意型和无意型。无意误译是由于译者对他文化的错误解读而造成，在文学研究中，有意误译具有实际意义，是指译者有意识将源语文化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重新解释，一种是顺应译入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价值观，改变原文的文学意象和表达手法；一种是加入源语文化内涵，迫使译入语国家读者接受与审美。
二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文化意象创造性叛逆的表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文化使得不同民族的语言表达各不相同，其文化又与当地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民俗风情有直接关系。不同民族对于同一事物的理解也会掺杂自身头脑中既定的事物形象与文化形态，这就构成了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辜鸿铭的《论语》翻译掩盖了其作品的文化意象专属性，抹煞了民族文化的精髓。
1 人名地名术语翻译简化的创造性叛逆表现
在辜鸿铭《论语》英译文中，几乎略去所有的地名和除孔子以外的人名，颜回和子路是两个例外，其余的孔门弟子都一概用“一个弟子”（a disciple）一语取代。书中提到的地名，主要是当时各诸侯国的名字，辜氏一般用“某国”（a certain State）“外国”（a foreign State）带过。只有孔子的“鲁国”，他特地译成“孔子的国家”（the native State of Confucius）以示区别。辜氏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弟子和孔子所讨论的问题，而不是那些烦琐的名字，不如干脆省去，免除发音的麻烦，使读者专注于《论语》传达的思想。但殊不知，《论语》的一大吸引之处则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辜氏这种“省略译法”使整部作品的人物个性大打折扣。虽然整体理解难度对西方读者而言降低了，但也掩盖了中国经典传统的独特信息。
2 姓名艺术术语翻译转化的创造性叛逆表现
辜鸿铭阐释的内容和方法也别具一格，他常用基督教和西方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来比拟《论语》中的一些人，我们称他为“以西喻中”。
例如，在《为政》篇第十章译文的脚注中，他将“颜回”比喻成The St.John of the Confucius gospel”，即“孔门福音中的圣·约翰”。约翰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基督教的卫道者，他在基督教中的地位仅次于耶稣本人。辜氏以“圣·约翰”喻“颜回”，实际是将孔子最宠爱的弟子比作耶稣最宠爱的圣徒或将子路比作“孔门福音中的圣·约翰”。辜氏把儒家学说视为基督教式的思想体系，他多次将儒家典籍称为“中国的《圣经》”。
除了用《圣经》中的人物以外，辜鸿铭还用西方政治家来比喻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如在《论语·八佾》第二十二章的译文注释中将管仲比喻为古代中国之俾斯麦，因为管仲和这位现代德意志帝国的奠基者有着通用的至理名言“欲取之故与之”。另外，为了让欧洲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的夏商两代，辜氏在注释中说：“夏朝（公元前2205-前1818年）之与孔子时代的中国人，犹如古希腊之与当今的欧洲人；同理，殷朝（公元前1776-前1154年）则相当于欧洲历史上的罗马时代”。除此以外，他用基督教文化中的所罗门王指代武王，用“Abraham，Isaac，Jacob”指代中国的“尧、舜、禹”。另外，辜氏引西方思想家的言论来注释《论语》是其译本最大的特色之一。我们称他为“以西释中”。
辜鸿铭为了达到使西方读者理解《论语》的翻译目的还将其中表示诗歌体裁的词汇翻译成具有基督特色的词汇，如把《诗》阐释为“The Book of Ballads，Songs and Psalms”。其中，Ballads是英国文学史上熟悉的歌谣体裁，而Psalms来自《圣经·旧约》，带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这些译名都会使英国读者感受到亲切和自然，但却给中国独特文化烙上了基督教的印记，使读者感觉不到中国智慧的博大魅力。整体与原文表达的概念相去甚远。若不是不时见到孔子（Confucius）的名字，不经意的读者似乎有一种在阅读外国哲学或宗教作品的感觉。
3 物质生活术语翻译替换的创造性叛逆表现
《论语》中包含了方方面面具有中国传统特色词汇名称的表达，有关于中国特有计数单位的量词术语，有具有中国古代特有的器皿，有关于当地习俗的民风土语。但因为其不同的文化意象、不同的生活思维，使得译者对其会有自我不同的理解与概念，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他加入了自我认知来架构中西文化的桥梁，必然会产生不准确或误读的结果。 例如，辜鸿铭用意译的方式将“釜”、“庾”和“秉”几个计量词翻译成笼统的概念“a quantity”等，虽然这些中国古代单位计量词如今已不再使用，但它毕竟纪录了中国历代计量单位的发展历程。根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的解释：“釜为当时的六斗四升，约合今天的一斗二升八合，庾为当时的二斗四升，约合今天的四升八合。秉为十六斛，五秉则为八十斛。古代以十斗为斛，因此译为八十石。”辜氏的翻译无形中抹去了西方读者探寻中国古时计算单位的兴趣。
在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一句中，“觚”被辜鸿铭译成了“goblet”高脚玻璃杯。其实，觚是古代喝酒用的器皿，上部作四条棱角，底部也作四条棱角。在古代人心目中，觚有棱角才能叫做觚。但一个形状完全不同的喝酒器皿也被叫做觚，在孔子看来不伦不类，名不符实。辜氏译文没有传达出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饮酒器皿。
在“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一句中，“木铎”被辜鸿铭用作了比喻义，译为“a tocsin”，他把孔子比作警醒世界的警钟，其真正古代特有含义没有翻译出来。其实，中国古代的“木铎”为铜质木舌的铃子，它起官家召集大家宣布重要之事的作用，这层意思被辜氏用挑明象形方式掩盖过去，会带给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以不同的感受，对于想了解中国文化的欧洲读者而言，多少有些惆怅遗憾。
4 社会意识形态专有名词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表现
各个民族有其独有的风土人情，对社会和世界的认识也有不同的信仰与寄托，中国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必然沉淀了大量的独具中国特色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价值观。但在辜鸿铭英译的《论语》中，我们却很难捕捉到任何具有中国风格的迹象。
例如，“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一句中的“傩”是古代的一种风俗，用于迎神驱逐疫鬼。而辜氏将此概念翻译为“Purification Festival”这一有浓重西方宗教涤罪色彩的词。
又如，在“雍也可使南面”一句的翻译中，辜氏将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意译了出来，说明冉雍这个人能做大官，其关键词“南面”一词的原始意义没有说明。“南面”是表示社会文化的词，古代坐北朝南的方向是最好的，因此也以这个方向的位置最为尊贵，无论天子、诸侯、卿大夫，当他作为长官出现的时候，总是南面而坐的。
再如，在处理中国古代特有的官职名称时，为了让读者更确切地理解，辜氏也同样采用了直接意译的翻译策略，如：太宰译为minister；令尹译为Prime Minister；司败译为Minister of justice；相译为Prime Minister；上大夫译为The senior officers，等等。丝毫没有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阶层意识。
另外，辜鸿铭把“命”译为“God’s will”或“the will of God”，把“天命”译为“the truth in religion”或“the Laws of God”，把“性与天道”译为“subjects of metaphysics or theology”，辜氏使用西方形而上学，尤其是基督教神学中的概念来阐释《论语》中稍带形而上学意义的核心词汇。
辜氏扩大概念内涵和以英文中文化意蕴较深的西方概念翻译《论语》中的术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译文与原文的误差。这与辜氏翻译《论语》的目的和原则有关系。另外，他在多处借用西方人熟悉的术语和典故进行解释，过于在意译文的畅通感，造成了文化趋同性。
因此说，同构异质未必会导致相同的读者反应，这种翻译方式虽然可以扫清语言和文化差异给读者所造成的阅读障碍，但同时在文化交流方面又造成了另一种障碍。
三 译本的文化意向
19世纪，宗主国蔑视东方民族、强调东西文化优劣差异的东方主义盛行于西方学术界，构成了肆意扭曲和解毒东方文化的潮流。在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中，作者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欧洲学术界、思想界长期以来戴着有色眼镜有意无意地歪曲东方文明，虽然萨义德讨论的东方主要指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但东方主义的学术心态却存在于更为广泛的领域和地域，其共同特征是强调东西文明、宗教、文化、学文、道德之间的差异和高低优劣之分。
20世纪以来，东方主义化带有了明显歧视东方、拥戴西方价值观的倾向，只用高傲的欧洲之上的意识形态来看待东方社会，对东方文化及世界进行贬损的偏见理念。
辜鸿铭在翻译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精髓的文学著作时，以西方视角为镜像的评价体系，表现出了其“东方化”的价值取向。在他看来，要想证明东方文化的高贵身份就要以西方人评价体系来判断，因此在他的译文中，任何概念和阐释都是以这一目标为出发点的。反映了在当时中国处于任人宰割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奋起志士们在下意识思想中的“东方主义”倾向。虽然辜鸿铭翻译《论语》的最初目的是要让欧洲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广博与丰富，但他过于关注中国文化是否能被西方人认同而借用西方文化的意象理解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意象，因此抹杀了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的思想独特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辜氏《论语》译作没有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与他最初的翻译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注：本文系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汉文化热”背景下《论语》的英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青年课题，课题编号：201204058。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
[3] 谢天振：《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Ku Hong-ming.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 of Confucius.Shanghai：Kelly and walsh，Limited，1898.
[5] 萨义德，王语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
[6] 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7]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版。
作者简介：
富苏苏，女，1980—，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与翻译理论，工作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宋玮，女，1976—，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与翻译理论，工作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