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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官场，如何管束“身边人”，这是个系统工程，古代有很多值得借鉴的范例。
以身作则 成为身边人的表率
历史上很多懂得“成由勤俭败由奢”道理的高官都以身作则，告诫子孙不能奢侈浪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卢承庆在唐高宗年间曾任宰相，博学有才干，临终时教育儿子：“我死后穿平常衣服就可以了，不要用牲畜祭奠，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可以了，不要搞那么高大宽广的。只用棺材，不要再弄个棺外椁，一定要简单;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不要写许多漂亮话在上头。”这不仅对亲属们是很好的表率，在号称盛世、生活富足的贞观年间，这样的高级官员俭朴平实，不尚浮华，对于世风也是一种积极倡导。
后唐名将李存审，凭着战功，官至宣武节度使，深受皇帝信任，他常对自己儿子们说：“我的家境贫寒，年轻时带剑从军，四十年来出生入死，历经艰难困苦才有今天的位置，你们看我全身上下被利箭射中的100多处伤口就知道了。”他边说还拿出箭头给儿子们看，以此来教育后代不要奢侈浪费，要积极进取，勇于吃苦。后来，他的儿子们都成为当时颇有作为的大臣。
后周的大臣李昉在朝代更迭后，深得宋太祖、宋太宗的器重，原因是其人品好、为人忠厚朴实。他持家教育后代“家法尤严”，在经济上实行平均配给制，要求在京城当官的子孙，所得薪俸不许私自动用，连同老家庄田的收入一起存放入家族的库房里，再向家族各房平均分配生活津贴。在李昉的管束下，家族团结和睦，深得时人称颂。
严抓对“身边人”的教育
古代有见识的官员平时就很注重对身边亲属的教育。李晟是唐德宗时期的大将，被称为“万人敌”，虽然行伍出身，却从未忽视对子女的教育。
一次，李晟做寿，其女从婆家赶来为父亲庆贺。酒宴中，有人来通报说她的婆婆生病了，她自己不回去只是敷衍地派了个人回家照料。李晟知道了，很生气，教育女儿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公婆。女儿听从父亲的训教，连忙收拾行装赶回去照料婆婆去了。随后，李晟还亲自到女儿家去看望亲家，表达了歉意。
李晟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官员，他家的家风也非常好，因其曾被封为西平郡王，所以，其家法也被时人称为“西平礼法”，成为历代家教的典范。
此外，在唐朝还出了个以治家严谨闻名的“柳氏家法”。“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光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旧唐书》）柳公绰对子女们也要求十分严格，经常教育子侄辈们要勤俭节约、尊敬长辈，同时还要求他们尊重府中的各种职员，不要因为职位低而轻视他们。在严谨家风的熏陶下，柳公绰的孙子柳玭写下了《诫子弟书》和《柳氏序训》，以此教育柳家后代。唐代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其子柳仲郢、其孙柳璧、柳玭等皆至高官，一门显贵。
众所周知的宋朝“包青天”包拯，也极其重视对子孙的品德教育，常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镶在家中墙壁上：“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三十七字，真可谓言之谆谆，用心良苦。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常与家人分隔两地，“家信”成为官员教育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方式。
明神宗时的“宰相”沈鲤在京为官，经常写信约束在商丘老家的亲属：在出行上，不许儿子“出入公门，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车”;在产业上，要求自家减少田亩，不要多积财货，不要购置太多的房产田地，“使身终之日，留下争端，自取辱名”;在衣着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他还经常写信提醒亲属“秋夏粮及早上纳，多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他不仅要求家人要遵紀守法，还要做善事：每年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孤寡者，经常接济等等。沈鲤为人正直，为官清正，被推崇为一代贤相。
出台措施 约束官员“身边人”
管束官员“身边人”关乎国家吏治，深为历史上的明君所重视，尤以明太祖较为突出。
明朝开国初年，很多功臣家的僮仆倚仗主人的权势，横行霸道，朱元璋知道了，他召集徐达等人说道：“尔等从我，起身艰难，虽成此功，非旦夕所致。比闻尔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典故纪闻》卷一）朱元璋认为要治理功勋大臣家僮的劣迹，必须“急去其根”。
洪武九年秋八月，朝廷下发文件：“凡在官者，其族属有丽于法，听其解职归乡里。”（《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意思是，现任官员，只要本族亲属中有违法犯罪的事情，那么，该官员必须自动辞职回家。
朱元璋还给自己“身边人”宦官定了很多规矩，不许宦官干预朝政，立了块三尺高的铁牌在宫中，上面刻着一行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在当时，“有内使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者，太祖即日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并且告谕群臣：“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焉，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典故纪闻》卷三）
虽然，在古代官场不乏一些廉洁官员以身作则、重视教育、严格管束“身边人”，甚至以一些制度来约束身边人的好典范，但是，古代历史上官员“身边人”的劣迹还是频出，必须有个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相对完善的制度，不容特权存在，才能制止歪风邪气，实现吏治的清明。
（摘自《文史天地》）
以身作则 成为身边人的表率
历史上很多懂得“成由勤俭败由奢”道理的高官都以身作则，告诫子孙不能奢侈浪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卢承庆在唐高宗年间曾任宰相，博学有才干，临终时教育儿子：“我死后穿平常衣服就可以了，不要用牲畜祭奠，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可以了，不要搞那么高大宽广的。只用棺材，不要再弄个棺外椁，一定要简单;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不要写许多漂亮话在上头。”这不仅对亲属们是很好的表率，在号称盛世、生活富足的贞观年间，这样的高级官员俭朴平实，不尚浮华，对于世风也是一种积极倡导。
后唐名将李存审，凭着战功，官至宣武节度使，深受皇帝信任，他常对自己儿子们说：“我的家境贫寒，年轻时带剑从军，四十年来出生入死，历经艰难困苦才有今天的位置，你们看我全身上下被利箭射中的100多处伤口就知道了。”他边说还拿出箭头给儿子们看，以此来教育后代不要奢侈浪费，要积极进取，勇于吃苦。后来，他的儿子们都成为当时颇有作为的大臣。
后周的大臣李昉在朝代更迭后，深得宋太祖、宋太宗的器重，原因是其人品好、为人忠厚朴实。他持家教育后代“家法尤严”，在经济上实行平均配给制，要求在京城当官的子孙，所得薪俸不许私自动用，连同老家庄田的收入一起存放入家族的库房里，再向家族各房平均分配生活津贴。在李昉的管束下，家族团结和睦，深得时人称颂。
严抓对“身边人”的教育
古代有见识的官员平时就很注重对身边亲属的教育。李晟是唐德宗时期的大将，被称为“万人敌”，虽然行伍出身，却从未忽视对子女的教育。
一次，李晟做寿，其女从婆家赶来为父亲庆贺。酒宴中，有人来通报说她的婆婆生病了，她自己不回去只是敷衍地派了个人回家照料。李晟知道了，很生气，教育女儿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公婆。女儿听从父亲的训教，连忙收拾行装赶回去照料婆婆去了。随后，李晟还亲自到女儿家去看望亲家，表达了歉意。
李晟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官员，他家的家风也非常好，因其曾被封为西平郡王，所以，其家法也被时人称为“西平礼法”，成为历代家教的典范。
此外，在唐朝还出了个以治家严谨闻名的“柳氏家法”。“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光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旧唐书》）柳公绰对子女们也要求十分严格，经常教育子侄辈们要勤俭节约、尊敬长辈，同时还要求他们尊重府中的各种职员，不要因为职位低而轻视他们。在严谨家风的熏陶下，柳公绰的孙子柳玭写下了《诫子弟书》和《柳氏序训》，以此教育柳家后代。唐代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其子柳仲郢、其孙柳璧、柳玭等皆至高官，一门显贵。
众所周知的宋朝“包青天”包拯，也极其重视对子孙的品德教育，常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镶在家中墙壁上：“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三十七字，真可谓言之谆谆，用心良苦。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常与家人分隔两地，“家信”成为官员教育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方式。
明神宗时的“宰相”沈鲤在京为官，经常写信约束在商丘老家的亲属：在出行上，不许儿子“出入公门，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车”;在产业上，要求自家减少田亩，不要多积财货，不要购置太多的房产田地，“使身终之日，留下争端，自取辱名”;在衣着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他还经常写信提醒亲属“秋夏粮及早上纳，多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他不仅要求家人要遵紀守法，还要做善事：每年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孤寡者，经常接济等等。沈鲤为人正直，为官清正，被推崇为一代贤相。
出台措施 约束官员“身边人”
管束官员“身边人”关乎国家吏治，深为历史上的明君所重视，尤以明太祖较为突出。
明朝开国初年，很多功臣家的僮仆倚仗主人的权势，横行霸道，朱元璋知道了，他召集徐达等人说道：“尔等从我，起身艰难，虽成此功，非旦夕所致。比闻尔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典故纪闻》卷一）朱元璋认为要治理功勋大臣家僮的劣迹，必须“急去其根”。
洪武九年秋八月，朝廷下发文件：“凡在官者，其族属有丽于法，听其解职归乡里。”（《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意思是，现任官员，只要本族亲属中有违法犯罪的事情，那么，该官员必须自动辞职回家。
朱元璋还给自己“身边人”宦官定了很多规矩，不许宦官干预朝政，立了块三尺高的铁牌在宫中，上面刻着一行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在当时，“有内使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者，太祖即日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并且告谕群臣：“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焉，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典故纪闻》卷三）
虽然，在古代官场不乏一些廉洁官员以身作则、重视教育、严格管束“身边人”，甚至以一些制度来约束身边人的好典范，但是，古代历史上官员“身边人”的劣迹还是频出，必须有个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相对完善的制度，不容特权存在，才能制止歪风邪气，实现吏治的清明。
（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