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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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的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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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逐渐泛滥开来。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曾经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这里刊发的14篇文献,反映了毛泽东当时进行纠“左”工作的一些情况。这次纠“左”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因而是不彻底的,而且在庐山会议后期中断了这次纠“左”的进程.尽管如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纠“左”提出的一些理
少奇、小平同志: 建议在北京在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并再参加若干同志的范围内,在这几天内,开三次至四次会:(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化教育卫生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
此件印发各同志。政策是对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1958年是如此,1959年及往后几年还是如此。要翻过来,变为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
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需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
少奇、小平同志,各位同志: 我建议此次会议开到明天,即三月二日散会。三日各同志回去。在各省、市区召开一次六级干部会议。会期十天。六级干部;省级、地级(三人左右),县级(三人左右),每社党级[委]书记一人,每社来一个管理区(大队)总支书记及一个生产队支书,总共六级。
湖南省委三月八日的报告,九日上午十二时收到。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二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事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分两批到省,第一批四级,第二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三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