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叶企孙不顾朱家骅再三挽留，坚决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返滇任教。辞却的公开理由是叶“觉得长期脱离教书，不合适”，“当初离开昆明时，是向联大请的假，按当时规定不能超过两年”云云。但据叶的家人（侄女）说，其叔父在中研院的同事曾向她透露，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则是“跟傅斯年合不来”。
　　对叶企孙流露的不满情绪和消极的工作态度，时在李庄的傅斯年有所风闻但并未放在心上。他在板栗坳山中那几间土木建构的屋子里，全力经营史语所并继续遥控中央研究院各项事务的同时，仍没有忘记陈寅恪的存在，多次去信劝其离桂迁川，速到李庄共襄大业。此时的陈氏夫妇则是贫病交加，难以成行。在傅的一再催促下，陈寅恪于1943年1月20日致信傅斯年道：“弟所患为穷病，须服补品，非有钱不能愈也。奈何，奈何！”
　　次日凌晨，陈氏继续前一日因病情未能写完的信，再道“若如来示所云，弟到李庄薪津约月千七百元，不识（知）何以了之也。弟明知如此非了局，然身体关系，省则病或死，未知如正式薪水之外，有何收入可以补贴日用（弟今则卖衣物为生，可卖者将卖尽矣，因怕冷不能卖皮衣棉被，皮鞋则早卖矣）。”
　　写这封信的时候，陈寅恪尚且不知，就在他为了生计不得不被迫卖掉脚上穿的一双皮鞋时，在李庄的傅斯年也开始了卖书生涯。据时在史语所工作的屈万里与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等人回忆：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就卖书度日。面对全所人员越来越艰难的生活和生存条件，向来不可一世，“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忍辱负重，与当地政府饱暖终日的官僚交涉周旋，有时不惜打躬作揖，以求援手。
　　正是鉴于这样的生活困局，傅斯年才于一年前的8月就力劝陈寅恪迁川，并毫不客气的指出：“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目下由桂迁眷到川，其用费即等于去年由港经广湾到川，或尚不止，再过些时，更贵矣。目下钱不值钱，而有钱人对钱之观念，随之以变，然我辈之收入以及我们的机关之收入，尚未倍之。”
　　傅斯年所言不虚，战前每月支350元之教授，战后按当时生活指数折合，只相当于13.60元，而越往后其指数越少，几乎形同一堆废纸。
　　1943年夏，战火逼近长沙，桂林吃紧。迫于形势，陈寅恪只好再度携家踏上艰难而漫长的逃亡之路，向四川境内进发，总算于11月底到达重庆，住进了姻亲俞大维、陈新午家中。
　　由于李庄地处偏僻，缺医少药，生活艰苦异常，对患病在身，双目即将全部失明的陈寅恪而言，几乎无法生存。此前陈寅恪已接到燕京大学聘书，在同俞大维一家协商后，陈氏决定赴条件稍好的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于是，在1943年岁暮，身体稍有好转的陈寅恪夫妇，携家离开重庆，乘汽车沿川渝公路赶赴成都。
　　车至内江城夜宿，陈氏不顾旅途疲劳，让女儿流求带自己来到流经内江城外的沱江江边。望着夜色朦胧中的江水，陈寅恪向当地一位渔民打扮的老人打听，自内江到南溪还有多远的路程。老人说，共有一百多公里，这沱江直通泸州，泸州往西一拐就是南溪，两座城都在长江边上，走水路三四个小时可达。若走公路，只需两个多小时就可直接到达南溪。陈寅恪听罢点点头，望着雾气飘渺的江水沉默了许久。最后，似是自言自语地道了一句话：“李庄，一切都是缘分呵！”言毕，长叹一声，悄然返回下榻的旅舍。
　　第二天，陈寅恪一家人乘车离开内江，直奔成都而去。
　　许多年后，据李济之子---李光谟说：陈寅恪之女陈流求在一封信中告诉他，“寅恪先生全家由香港返回内地时，他原打算回到史语所工作（去李庄），后因得知李济两个爱女不幸夭折，说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陈先生担心自己和家人身体无法适应，乃应燕京大学之聘去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