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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1983年对于美国作家卡佛而言,无疑是幸运的一年,这年春天,他获得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凭此他辞掉了大学教职,成为职业作家,第一次不为生计发愁。同年秋,他的小说集《大教堂》出版,旋即被提名普利策奖。5年后,他因癌症逝世,终年五十岁。也许是他的笔耕不辍感动了上帝,让他的生命中有了最后十分之一的安稳。
卡佛19岁时就和自己16岁的女友结婚,20岁已经成为一个四口之家的男主人。生活的压力随后便像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紧紧追在他身后。而这之前他的生活也乏善可陈:父亲是锯木工兼酒鬼;母亲在饭馆里做招待员兼零售推销员;他18岁高中毕业即进入锯木工厂与重病的父亲一起工作。卡佛曾说:“亨利·米勒40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谈到,他要在一间租来的房间写作,随时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也许会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会被人移走。一年又一年。我爱人和我整日奔波,努力保住自己头上的屋顶。我们曾有过梦想。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弯下脖子,尽力工作,做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想错了。”诚如此言,处于一种“一直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会被抽走”的状态,卡佛从事的工作都是为了“努力保住自己头上的屋顶”,即为生存而辛勤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卡佛的创作均为短篇小说和诗歌也便不足为奇:他需要一种能坐下来一次写完的东西。他曾在酒精中沉溺了13年,酗酒毁了他的家庭,他回忆说:“显然,我酗酒的经历对于我写那些关于酗酒的小说起到了帮助,可是,我经历了那段日子,然后写出了那些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我不觉得酗酒这段经历有什么意义,它只造成了浪费,带来了痛苦。”因而他笔下大量的酒鬼人物的出现便不难理解。他曾两次破产,为了生活他做过各种工作:看门人,清洁工,加油站工人,为别人摘郁金香……所以他笔下的生活也都是一幅幅底层生活的画面。他笔下的人物,也同样面对着和他一样的生活的紧逼,并被生活打得遍体鳞伤。“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含义,这是可以做到的。”
二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有任何栅栏。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这类事物的人,我替他们感到羞耻。”
《大教堂》是卡佛的成熟之作。他自己对这部短篇小说集的评语是:“慷慨”。生活压力的减轻令他有些许喘息的机会。但这部作品依旧是“卡佛式”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初读小说给人一种平淡、刻板的感觉。作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描述,让人体味不出文字背后的起伏。然而继续读下去,会越发感觉到前文中他所说的“冷彻骨髓的寒意”。我想也许真正让人感到战栗的是生活的真实,生活的苦难。如果说小说仅仅是一种模仿与表达,那么震慑我们的便是其所传达的一切:我们因苦难而流泪,因伤痛而悲哀,因无茫的生活而迷惑。卡佛用他极简的语言所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
作为“极简主义”的代表作家,卡佛的文字显得朴实,朴实得瘦削。他的小说全部用平淡的语言展开,平淡的开头,不见异彩的结尾。这对于习惯了经典小说形式的读者来说,开始很难适应。尤其他小说的结尾,似乎是作家的写作忽然被打断,便就此搁笔。如果读者要追问后来发生了什么,我想这个问题作家自己也无法给出。卡佛所写是生活的片段,生活不断继续下去,直到生命河流的尽头。他所给我们展现的只是他所截取的一个部分,如果将这一部分置于生活当中,我想结尾依旧是随着时光之流向前淌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如此的结尾也不难理解。比如《大教堂》中经常被人讨论的经典《好事一小件》。结尾处失去儿子的夫妇与和他们发生误会的面包师开始交谈。他们会说些什么,面包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会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安慰这一对可怜的夫妇呢?作家没有交代。我们知道的只是一个延续下去的行为:交谈。我们可以给这交谈填充自己想要的内容。也许正是惜墨如金的作家想要的效果——用空白说话,让读者“说话”。
卡佛生前很讨厌批评家给他贴的“极简主义”的标签。所谓“极简主义”是从海明威的文学风格发展而来的,即写作时遵从“减法法则”:删除多余的描写,尽量少用形容词,尽量以最少的词把要写的事交代清楚。尽管卡佛不喜欢这一标签,但他依旧是“极简主义大师”。从他小说中简单直线的情节,描述环境精确简短的语言,人物之间的对话以及大量空白对时间的推动,都可以感到一种“极简”的味道迎面而来。卡佛曾在谈到写作时说,他毫不吝惜对文字的删减,他的手稿经删减后往往剩下一半甚至四分之三。这样的小说给人一种破碎感,不同片段的粘合感。而小说中空白的运用又让这种破碎的感觉更加明显。反观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是诸如此类的片段连结而成:家,学校,单位,朋友,亲戚……所有片段的存在是将人割裂为一个个角色,而越趋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则将这些片段越加细化,越紧密地填塞给了人。
卡佛笔下的人物是生活中的失败者,他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有种种恶习,其中最致命的是酗酒。这群人作为最广大的社会底层,支撑着社会的中层,上层的繁华和光辉。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国会,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不是中东问题,他们所关心的是薪水、工作、食品价格等等这些眼前的、时时威胁着他们的东西。他们被生存的问题所烦恼,似乎在泥淖中做着迫不得已的挣扎。这只是挣扎,无谓反抗。卡佛笔下的人物之间似乎永远充斥着无尽的冷漠,朋友间的冷漠,亲人间的冷漠,夫妻间的冷漠,人对自己的冷漠。这些冷漠往往同时出现,而其中夫妻间的冷漠是作家着墨最多的。这似乎也来自作家的经历。卡佛曾说过,他笔下的人物是对自己的描摹。如何体味这种冷漠背后的冰冷?我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对生活的麻木,一种深层的疲惫。他们已经为生存耗尽了力气。这是一种生活真相的冰冷。当然,评论家认为,在《大教堂》这部小说中,这样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从《好事一小件》和《大教堂》这两篇小说中人们嗅到一种不同以往的温暖。这也许正是前文所提到的“慷慨”。
三
“是什么创造出一篇小说中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食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
《大教堂》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我”妻子的一位盲人朋友要来“我”家拜访,“我”对此心存抵牾,但也无奈地接受了。盲人来后“我”对此始终不适,觉得好奇而又无奈。在酒足饭饱后“我们”三人交谈,看电视,后来妻子睡着了。盲人让“我”为他描述电视里出现的大教堂,当“我”觉得无法描述的时候,他提议“我们”一起画大教堂:我用笔画,他用手握着我的手,感觉教堂的形象。小说的结尾写道:“我的眼睛还闭着。我坐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知道这个。但我觉得无拘无束,什么东西也裹不住我了。我说:‘真是不错。’”
可以看到,在这篇小说中,“我”逐渐改变了“我”的冷漠,“我”逐渐放下了对这位盲人的偏见,开始同他交流,并且感到“这真不错”。我们可以将“我”的手带着盲人的手画教堂这一行为看做是“我”对自我藩篱的突破。“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将“我”的世界传递到盲人的世界中。并且我也闭上了眼睛,感觉用盲人的角度来体验、感觉这个世界。这样的方式消融了冷漠的坚冰。这与之前卡佛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是不同的。比如在《羽毛》中:“我”和妻子去朋友家吃饭,尽管“我们”坐在一起交谈,但我们的语言充斥着无聊,交谈的表面下是无法交流的真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尽力找话头,但话一说出口又觉得这句话似乎有无皆可。而且从那次聚会之后,“我”与妻子之间的交谈越来越少,“我”与朋友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我想这种改变的出现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我们”之间存在的冷漠,然而又只能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比较可见《大教堂》这个短篇中卡佛在创作态度和生活态度上的变化。
《大教堂》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我”妻子的盲人朋友,也是一位很有意思的角色。小说中,“我”对盲人的一贯印象也代表了大多数人对盲人的印象:“我对失明的印象都来自于电影。在那些电影里,瞎子们行动缓慢,永远板着脸。有时还得靠导盲犬引路。”但这位盲人朋友却颠覆了这样的印象(或者说偏见)。他声音洪亮,穿着利落,没有拄拐,也不戴墨镜。“我”印象中盲人不抽烟,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突出的烟,但他却非常能抽。他食量惊人,刀叉使用得非常利索。他甚至可以“听”出电视是彩色还是黑白的。而且他在同“我”妻子的交谈时怕“我”无聊,不时转过脸来对“我”问一些问题。最后则要求“我”为他画教堂,“我们”一起体验教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盲人的生活态度:一种积极向上,一种努力经营。具有这样的生活态度的人物在卡佛之前的小说中几乎是没有的。虽然他是个盲人,但他用心去体验一切,用自己可以利用的感觉来丰富自己的世界。内心的五彩斑斓远远胜过了眼前的黑暗。从他身上可以发现,强大的内心是生活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好的向导。所以当“我”用手引着他的手一起画教堂时,“我”所感触到的,不仅仅是前文所说的一种消除了冷漠的温暖,还有“我”从盲人那里感到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振奋,让我欣喜。“我”从一个“不同世界”的人身上体验到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孜孜以求。这种力量像是一束微暗的火光,让我温暖。
虽然卡佛没有在最后喊出一句“热爱生活”这样的口号,但我想每个读者在读完小说后都会明白他的用意。这的确和卡佛之前的作品大大不同。他之前的作品像是一张满是残羹冷汁的餐桌,而这次,他给我们一张不错的菜单,还为桌子配上了蜡烛。也许这样理解卡佛的这篇小说显得过于积极,也许。但是我坚信,文学更大的意义在于给人以美、爱、善、温暖和自由。■
“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1983年对于美国作家卡佛而言,无疑是幸运的一年,这年春天,他获得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凭此他辞掉了大学教职,成为职业作家,第一次不为生计发愁。同年秋,他的小说集《大教堂》出版,旋即被提名普利策奖。5年后,他因癌症逝世,终年五十岁。也许是他的笔耕不辍感动了上帝,让他的生命中有了最后十分之一的安稳。
卡佛19岁时就和自己16岁的女友结婚,20岁已经成为一个四口之家的男主人。生活的压力随后便像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紧紧追在他身后。而这之前他的生活也乏善可陈:父亲是锯木工兼酒鬼;母亲在饭馆里做招待员兼零售推销员;他18岁高中毕业即进入锯木工厂与重病的父亲一起工作。卡佛曾说:“亨利·米勒40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谈到,他要在一间租来的房间写作,随时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也许会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会被人移走。一年又一年。我爱人和我整日奔波,努力保住自己头上的屋顶。我们曾有过梦想。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弯下脖子,尽力工作,做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想错了。”诚如此言,处于一种“一直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会被抽走”的状态,卡佛从事的工作都是为了“努力保住自己头上的屋顶”,即为生存而辛勤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卡佛的创作均为短篇小说和诗歌也便不足为奇:他需要一种能坐下来一次写完的东西。他曾在酒精中沉溺了13年,酗酒毁了他的家庭,他回忆说:“显然,我酗酒的经历对于我写那些关于酗酒的小说起到了帮助,可是,我经历了那段日子,然后写出了那些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我不觉得酗酒这段经历有什么意义,它只造成了浪费,带来了痛苦。”因而他笔下大量的酒鬼人物的出现便不难理解。他曾两次破产,为了生活他做过各种工作:看门人,清洁工,加油站工人,为别人摘郁金香……所以他笔下的生活也都是一幅幅底层生活的画面。他笔下的人物,也同样面对着和他一样的生活的紧逼,并被生活打得遍体鳞伤。“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含义,这是可以做到的。”
二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有任何栅栏。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这类事物的人,我替他们感到羞耻。”
《大教堂》是卡佛的成熟之作。他自己对这部短篇小说集的评语是:“慷慨”。生活压力的减轻令他有些许喘息的机会。但这部作品依旧是“卡佛式”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初读小说给人一种平淡、刻板的感觉。作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描述,让人体味不出文字背后的起伏。然而继续读下去,会越发感觉到前文中他所说的“冷彻骨髓的寒意”。我想也许真正让人感到战栗的是生活的真实,生活的苦难。如果说小说仅仅是一种模仿与表达,那么震慑我们的便是其所传达的一切:我们因苦难而流泪,因伤痛而悲哀,因无茫的生活而迷惑。卡佛用他极简的语言所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
作为“极简主义”的代表作家,卡佛的文字显得朴实,朴实得瘦削。他的小说全部用平淡的语言展开,平淡的开头,不见异彩的结尾。这对于习惯了经典小说形式的读者来说,开始很难适应。尤其他小说的结尾,似乎是作家的写作忽然被打断,便就此搁笔。如果读者要追问后来发生了什么,我想这个问题作家自己也无法给出。卡佛所写是生活的片段,生活不断继续下去,直到生命河流的尽头。他所给我们展现的只是他所截取的一个部分,如果将这一部分置于生活当中,我想结尾依旧是随着时光之流向前淌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如此的结尾也不难理解。比如《大教堂》中经常被人讨论的经典《好事一小件》。结尾处失去儿子的夫妇与和他们发生误会的面包师开始交谈。他们会说些什么,面包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会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安慰这一对可怜的夫妇呢?作家没有交代。我们知道的只是一个延续下去的行为:交谈。我们可以给这交谈填充自己想要的内容。也许正是惜墨如金的作家想要的效果——用空白说话,让读者“说话”。
卡佛生前很讨厌批评家给他贴的“极简主义”的标签。所谓“极简主义”是从海明威的文学风格发展而来的,即写作时遵从“减法法则”:删除多余的描写,尽量少用形容词,尽量以最少的词把要写的事交代清楚。尽管卡佛不喜欢这一标签,但他依旧是“极简主义大师”。从他小说中简单直线的情节,描述环境精确简短的语言,人物之间的对话以及大量空白对时间的推动,都可以感到一种“极简”的味道迎面而来。卡佛曾在谈到写作时说,他毫不吝惜对文字的删减,他的手稿经删减后往往剩下一半甚至四分之三。这样的小说给人一种破碎感,不同片段的粘合感。而小说中空白的运用又让这种破碎的感觉更加明显。反观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是诸如此类的片段连结而成:家,学校,单位,朋友,亲戚……所有片段的存在是将人割裂为一个个角色,而越趋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则将这些片段越加细化,越紧密地填塞给了人。
卡佛笔下的人物是生活中的失败者,他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有种种恶习,其中最致命的是酗酒。这群人作为最广大的社会底层,支撑着社会的中层,上层的繁华和光辉。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国会,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不是中东问题,他们所关心的是薪水、工作、食品价格等等这些眼前的、时时威胁着他们的东西。他们被生存的问题所烦恼,似乎在泥淖中做着迫不得已的挣扎。这只是挣扎,无谓反抗。卡佛笔下的人物之间似乎永远充斥着无尽的冷漠,朋友间的冷漠,亲人间的冷漠,夫妻间的冷漠,人对自己的冷漠。这些冷漠往往同时出现,而其中夫妻间的冷漠是作家着墨最多的。这似乎也来自作家的经历。卡佛曾说过,他笔下的人物是对自己的描摹。如何体味这种冷漠背后的冰冷?我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对生活的麻木,一种深层的疲惫。他们已经为生存耗尽了力气。这是一种生活真相的冰冷。当然,评论家认为,在《大教堂》这部小说中,这样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从《好事一小件》和《大教堂》这两篇小说中人们嗅到一种不同以往的温暖。这也许正是前文所提到的“慷慨”。
三
“是什么创造出一篇小说中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食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
《大教堂》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我”妻子的一位盲人朋友要来“我”家拜访,“我”对此心存抵牾,但也无奈地接受了。盲人来后“我”对此始终不适,觉得好奇而又无奈。在酒足饭饱后“我们”三人交谈,看电视,后来妻子睡着了。盲人让“我”为他描述电视里出现的大教堂,当“我”觉得无法描述的时候,他提议“我们”一起画大教堂:我用笔画,他用手握着我的手,感觉教堂的形象。小说的结尾写道:“我的眼睛还闭着。我坐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知道这个。但我觉得无拘无束,什么东西也裹不住我了。我说:‘真是不错。’”
可以看到,在这篇小说中,“我”逐渐改变了“我”的冷漠,“我”逐渐放下了对这位盲人的偏见,开始同他交流,并且感到“这真不错”。我们可以将“我”的手带着盲人的手画教堂这一行为看做是“我”对自我藩篱的突破。“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将“我”的世界传递到盲人的世界中。并且我也闭上了眼睛,感觉用盲人的角度来体验、感觉这个世界。这样的方式消融了冷漠的坚冰。这与之前卡佛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是不同的。比如在《羽毛》中:“我”和妻子去朋友家吃饭,尽管“我们”坐在一起交谈,但我们的语言充斥着无聊,交谈的表面下是无法交流的真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尽力找话头,但话一说出口又觉得这句话似乎有无皆可。而且从那次聚会之后,“我”与妻子之间的交谈越来越少,“我”与朋友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我想这种改变的出现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我们”之间存在的冷漠,然而又只能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比较可见《大教堂》这个短篇中卡佛在创作态度和生活态度上的变化。
《大教堂》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我”妻子的盲人朋友,也是一位很有意思的角色。小说中,“我”对盲人的一贯印象也代表了大多数人对盲人的印象:“我对失明的印象都来自于电影。在那些电影里,瞎子们行动缓慢,永远板着脸。有时还得靠导盲犬引路。”但这位盲人朋友却颠覆了这样的印象(或者说偏见)。他声音洪亮,穿着利落,没有拄拐,也不戴墨镜。“我”印象中盲人不抽烟,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突出的烟,但他却非常能抽。他食量惊人,刀叉使用得非常利索。他甚至可以“听”出电视是彩色还是黑白的。而且他在同“我”妻子的交谈时怕“我”无聊,不时转过脸来对“我”问一些问题。最后则要求“我”为他画教堂,“我们”一起体验教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盲人的生活态度:一种积极向上,一种努力经营。具有这样的生活态度的人物在卡佛之前的小说中几乎是没有的。虽然他是个盲人,但他用心去体验一切,用自己可以利用的感觉来丰富自己的世界。内心的五彩斑斓远远胜过了眼前的黑暗。从他身上可以发现,强大的内心是生活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好的向导。所以当“我”用手引着他的手一起画教堂时,“我”所感触到的,不仅仅是前文所说的一种消除了冷漠的温暖,还有“我”从盲人那里感到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振奋,让我欣喜。“我”从一个“不同世界”的人身上体验到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孜孜以求。这种力量像是一束微暗的火光,让我温暖。
虽然卡佛没有在最后喊出一句“热爱生活”这样的口号,但我想每个读者在读完小说后都会明白他的用意。这的确和卡佛之前的作品大大不同。他之前的作品像是一张满是残羹冷汁的餐桌,而这次,他给我们一张不错的菜单,还为桌子配上了蜡烛。也许这样理解卡佛的这篇小说显得过于积极,也许。但是我坚信,文学更大的意义在于给人以美、爱、善、温暖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