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一辈子为人做嫁衣的编辑，天天徜徉于文字海洋，与各路文界好汉和侠女成了朋友，便有了与作家、作品相知对晤的日日夜夜。高山仰止，鉴德知来，终身受益。退休之前，除了写发稿笺，月明星稀之时，偶尔也随手写些同作品及友人问答交谈的文字，聊以自悦，也愿悦人。
　　英国史学家爱·霍·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套用他的话，我经历的文学之路，是我与作家、作品连续不断地问答交谈的过程。
　　岁月之旅，消磨而且沉积，一切都变得淡然，唯与文学的对语或可长久地继续下去。因为此生即已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虽“一事无成人渐老”，但内心里燃烧的那簇文学之火，却依然灼灼如炬。
　　“白发书生寂寞心”，为对文学的那份坚守，为一个有良知者痴痴的精神守望。文坛的朋友说，你与那么多作家打了一辈子交道，熟悉其作品，又熟稔其人，何不如实道来，弄成一本书，让我们与那些值得结识而并不相识的作家，变为有一面之识，你功莫大焉。况且，你的私人话语，或可为文学史提供一份证词。受到鼓励，我就真的弄成这本小书。但它带有那段历史时期的话语痕迹，或让年轻读者感到陌生。

　　我有幸亲历并参与了新时期改革开放语境下的文学变迁。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眺望文坛和参与新时期文学建设的平台。
　　我把新时期文学视为中国文学长河中，最为汹涌澎湃的流段。有人也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域名。新时期文学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乐章，一开始它就呈现了悲壮苍凉的情怀，而拉开的却是辉煌的序幕。接下来，便是一出出好戏粉墨登场，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
　　所谓伤痕文学是“诉说历史伤痛”，写的是阶级斗争给民族和国家心灵深处留下的巨大伤痛。作为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苦难叙事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总是指向过去，又总是试图通过讲述来让人们铭记苦难，甚至避免苦难再次发生。苦难叙事也并不只是历史发生后的文字记载，它还是一种文学“追忆”。文学叙事超越于历史记录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可以以丰富的方式解释历史，还可使不同的人参与到对苦难的集体性体验之中。
　　卢新华的《伤痕》写“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刘心武的《班主任》突破政治禁区，写文化专制主义对青少年的残害。这些作品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直接呼应。《当代》发表并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将军吟》及王蒙的《恋爱的季节》《失恋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等长篇小说，应该说是这类文学的代表作。这类作品呈现个体和家庭悲剧，知识分子苦难史，老干部在苦难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的忠诚等，但多因着眼政治层面，议论多、批判多，故事简单，缺少丰盈的文学血肉，读者并不满足。
　　所谓反思文学，是利用文学作品，对中国社会进行形象回顾和总结。一个长期沉浸并咀嚼苦难的民族，是没希望的。中国作家从来不缺少思考，在他们有了话语权的时候，他们就不失时机地对中国社会进行反思。举国的作家都用文学进行反思，这是历史的独特风景，是本该成为代表民族精神和灵魂的作家的觉醒，是作家的责任和担当。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是反思文学的收获。1981年在《当代》发表并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以及在1986年第五期《当代》上发表的张炜的《古船》，更是被视为新时期文学重要成果。
　　经历了回眸民族的伤痛，又经历了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一部分敏感的作家把目光投向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大变革，于是催生了“改革文学”。改革文学的浩然正气，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种宏大气象。首开风气之先者，是天津工人作家蒋子龙，他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系列工业题材小说，揭示了改革大潮下都市工业群落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和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生存景观，并较深刻地反映了工业建设中的种种矛盾。这些作品还塑造了一群有高度历史责任感、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形象，拉开了改革文学的大幕。蒋子龙的《锅碗瓢盆交响曲》、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苏叔阳的《故土》、张锲的《改革者》及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京都纪事》等小说，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但我们重新审视这些所谓的“改革文学”时，会发现有些以改革示人的作品多抓住生活的表象，来充当生活的本来面貌，以暗度陈仓，故不久，“改革文学”风光不再。
　　有意思的是，“改革文学”与“伤痕文学”都产生过极大的社会性轰动效应。但轰动是因读者关注社会变革而不是文学本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作家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文化的寻根问题，如韩少功写《文学的根》，郑万隆写《我的根》，阿城作《文化制约人类》，郑义作《跨越文化断裂带》，李杭育写《理一理我们的根》。他们与不少作家、批评家关于文学寻根的论述，掀起一股文化寻根的浪潮，尽管文化“寻根”没有宣言，但提出文学继承并重建民族传统文化的倡议，却得到作家们的广泛支持。
　　陈忠实创作了《白鹿原》，为传统文化的失守，唱了一曲挽歌，以毁灭的方式，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文学想要发展，必须接上传统的文化源流，并将文学之根深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
　　除陈忠实外，在文学的文化寻根潮流中，还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像王安忆的《小鲍庄》、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莫言的《红高粱》系列、陆天明的《泥日》等。他们的作品，突破了文学作品只局限于“社会”意义的话语，使文化语境走进文学更广阔的天空。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到西方留学的诗人作家，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施蛰存等，借鉴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创作了不少与中国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诗和小说，人们称这类舶来作品为现代派或先锋派。其实，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20世纪初出现的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精神，如意象、象征、反讽、意识流动、黑色幽默等，其真正的源头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当然，新时期文学之王蒙的《蝴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小说，所具有的现代主义写作形态及所表现的浓重现代性，是与当代世界文学接轨的。
　　就小说而言，又可分为新写实、新乡土、新现实主义，它们曾依次亮相。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特别是第十届获奖的作品看，现实主义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随着中国社会变化，中国社会和人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文学也发生了嬗变。这种变化动摇了文学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于是文学加快了“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分流，逐步形成雅俗共享文坛的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主流文学话语权受到挑战，精英文学表现出文学的生命力，大众文学满足文学的消費性。人道主义的悲悯，人性精神的张扬，书写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已是中国文学不可逆转的潮流。我的这种表述是否科学，待考，但大体脉络，自以为是清楚的，自知水平有限，做不到“世事洞明”，却有“亲临现场”的真实经历和切身体验。我的只言片语、鸡零狗碎，或可给“新时期文学”留下一种可资参考的证词。毕竟，多人阐述的历史，才有可能最接近历史的真相。
　　这本小书，力求呈现我熟稔的作家朋友给中国文学奉献厚重文学画卷其间创作悲欢的点点滴滴，及他们在透视世道人心，探索人的灵魂时所表现的文心和人格。他们的作品折射复兴中的古老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动中的种种面容，构成了一部宏大的叙事。我的这些朋友都是“高居塔顶”，风吹草动就叮当有响（张中行语）的人物。这本小书如能使读者与这些值得结识而并不相识的人变为有一面之识，就让我有大喜过望的成就感，而欢呼雀跃了，然而或因我的水平有限，达不到这一目的，只好说声惭愧，抱歉了。
　　（作者系著名作家、编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