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5.12”大地震的前两天，我们有幸在省城兰州交大礼堂参加了由甘肃省教育协会主办的“全国著名教育专家甘肃省中小学课堂教学研讨会”，并倾听了韩先生为交大附中初二年级（很遗憾没记清班级）学生讲的公开课《大堰河，我的保姆》和报告，目睹了韩先生潇洒自如、激情昂然、娴熟成诵、厚积薄发的演讲风采，让人耳目一新。特别值得赞誉的是交大附中聆听韩先生授课的初二年级的学生，他们那默契的配合和深厚的语文素养令人叹服。
　　然而就如何上好引领示范课笔者心存些许疑惑，想借此机会与韩先生及同行们探讨探讨。
　　其一，韩先生给初二年级上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课，选自高中教材，适不适合在初中讲？当然从语文的学科特点来讲，知识性的内在联系不是十分严密，同一篇文学作品，可以纳入大学教材，也可以选进初高中甚至小学教材，只存在讲深讲浅和理解接受层次问题，别的也没什么可说。显然，根据韩先生给初二年级讲的效果和学生理解掌握的情况来看，似乎高中教材完全可以在初中上。但是这里有一个导向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公开课也好，平时上课也罢，只要老师愿意，都可以脱离教材上其他自己爱讲的内容。如果是这样的话，适合本年级的教材好像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
　　其二，现在的岗位练兵、教学评优讲公开课，一篇文章这儿讲那儿讲，讲了班级讲学校，讲了学区讲联评，讲了县上讲市上……甚至成了家上了屏还在讲，讲得自己都能倒背如流，别人耳朵生茧还在讲，难道讲不厌听不烦？我想只要有思想有头脑的人都可能认为有作秀之嫌。据韩先生讲，2006年就曾来甘肃讲学，同样讲的是《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次本来想讲点别的但没来得及。我想韩先生不至于在全国各地都讲艾青的这首诗，那未免有点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尴尬和遗憾。作为一名著名大师、重量级的顶尖专家，到下面讲学送经，应该了解当地的现行教材，针对不同版本的教材，给同行们茅塞顿开的引领示范。当然韩先生可能忙于应酬，疏于研究，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会觉得某一篇文章好讲，某一篇不好讲，但专家应该没有好讲与难讲之说，每一篇课文只要讲好一个题目或讲清一个疑点、词语、细节就是成功，就是执教能力、才华的充分展示，不必刻意地反复装潢、打造，我们不可能把每一课都讲得十分精彩，但我们完全可以把每一课都讲得实在。
　　其三，现在甘肃大部分地区使用的北师版初中《语文》教材值得探究的地方不少。比如七年级《语文》下册第三单元所选老舍名著《四世同堂》中的片段，编者加的题目是《第一堂课》（第82页），这个题目就值得执教者斟酌一番，因为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祁瑞宣老师上的第一堂课，而是最后一堂课，相关资料表明，祁瑞宣老师上完这一言没发的别开生面的一堂课后，就投笔从戎去打鬼子了，这怎么能说是“第一堂课”呢？编者是否出于同都德的《最后一课》区别而为之，还是别的什么缘由不得而知，这的确让人费解。又如，八年级《语文》下册第四单元所选讲读课文《与朱元思书》（第127页），这个题目也让人有些困惑，因为就其内容而言，纯属写富春江秀丽景色的片断，恐怕就是神仙来了也从文中找不到有关书信的一丁点蛛丝马迹，如果是书信就要讲究书信的格式，编者没有必要加上这样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行头，哪怕它真正就是吴均写给朱元思的信中的情节，也没有这个命题法。既然是节选，就应该根据所选内容重新考虑定位题目才对，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盲目适从。再如，七年级《语文》下册第六单元所选课文《老翁捕虎》（第219页）一文中，将“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一句中的“巧者”注释为“能工巧匠”有望文生义之嫌，因为“能工巧匠”没有不敢在技艺熟练的人门前经过的理由，而且称得上“能工巧匠”的一定要比“技艺熟练者”本领更高强些，根本没有“怕”的必要。如果把“巧者”解释为“投机取巧、滥竽充数”者更妥帖，因为只有投机取巧、没有真才实学的无名鼠辈才怕在技艺熟练者面前出丑，所以才“不过习者之门”。又再如，八年级《语文》下册第四单元所选余秋雨的《三峡》第六自然段﹙139页﹚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清晨刚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接刘备们的马蹄。”这段文字大概由于作者为了照应李白的“朝发白帝”，而犯了一个知识性的错误，好像李白在刘备的前朝，其实刘备生活的时代要比李白至少早五个世纪。如果略微调整语序﹙即：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夜晚，刚刚迎接了刘备们的马蹄，清晨还得送走李白们的轻舟。﹚就会妙不可言，使之符合严密的逻辑性。诸如此类的疑难还不少，我们还期盼着韩先生给予精辟点拨。
　　其四，韩先生在报告中曾提到“新语文教育”就是通过“语文”奠定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真实自由的个性精神”。用韩先生在公开课教学时风趣幽默的自我介绍来阐释上述观点似乎更为妙趣横生。记得韩先生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同学们认不认识韩军，就是美式装备的韩军，在网上发表过两万多条信息……”我想如果韩先生能在其中适当提到“志愿军”的话，那会更超然脱俗了，因为这在张扬“真实自由的个性精神”的同时，也弘扬了“民族文化精神”，这样二者就会相得益彰，谁都知道是“志愿军”打败了美式装备的“韩军”，这样爱国精神教育就在谈笑间得到最完美的凸显。这里面还蕴含着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有效渗透思想教育的问题。这就要看执教者是否善于把握好契机。其实，韩军先生的大名就是一个难得的典范，可惜韩先生忽略了这一优势。因为韩先生在自我介绍时，只强调了自己是“美式装备的韩军”，而没有提到“志愿军”，更没有把学生看做“志愿军”从而激发他们的“民族文化精神”和超越自我的精神。此外，韩先生还在报告中多次提及大陆文化不如台湾的危机。我想，我们应该承认地区差距，呼吁重视是应该的，但绝不是哀叹。我们应该共同寻求缩短差距的方法，应该研讨不同版本教材的特点、难点及疑点，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比如，韩先生所举清华大学校长不认识自己给台湾宋楚瑜先生所赠字画上的篆字事例，值得我们深思，因为中国文字浩如烟海，不管多有学问的人，哪怕就是专门研究语言文字的学者也难免有不认识的个把字，更不要说是篆字了。韩先生如果开玩笑说人家只知道跑官也还可以，但不能郑重其事地作为笑柄。
　　总之，不论是引领示范课还是公开课教学都应该讲求实效。应尽可能地紧密联系教材进度，选择多样化的课型，切忌做官样文章一文多讲。特别是高层次的引领示范课，更应注重上档次，避免庸俗化，并结合当地教材实际真正起到引领同仁全面提高教育教学教研水平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