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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不太自负的传记作家迟早都会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珍尼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对记者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我们这群有强烈窥私欲、穿着毛衫坐在开着冷气的档案室里翻阅私人信件和日记的人。虽然我曾探究过T.S.艾略特和亨利·詹姆斯这两位对传记尤为抵触的作家的生平，但直到我亲眼见到詹姆斯的死亡面具的那天，这个问题才开始令我不安。
那是1997年6月，哈佛庭院郁郁葱葱的榆树冠下，人们正搭建着毕业典礼的大帐篷。在前往霍顿珍善本馆的途中，我脑海里浮现出1910年艾略特在轻摇手扇的波士顿贵妇间毕业的场景，还有那位同意被塑造成“沉默的圣女”的波士顿演讲教师。在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与艾略特的关系。随后，我又将想象的时间轴倒退半个世纪，想到住在珍善本馆对面昆西街20号的亨利·詹姆斯。1867年，二十五岁的他依然跟父母和妹妹爱丽丝住在一起。这位在家中备受保护的儿子正在创作他第一批以美国内战为背景的小说。这些作品刻画了那些找到不同于战士的一类英雄精神的男性。故事中，他们展开的是远离野蛮兽性的心理斗争，而此时他参加内战的两个弟弟——病弱的威尔金森和颤颤巍巍的鲍勃——被派遣到了西部战场，践行着当时流行的行动派（参战派）男性气质。
那是我在霍顿珍善本馆的最后一天，也是我最后一次有机会见到许多未公开的詹姆斯的信件，其中一些还挂着“留给埃德尔先生”四十年禁启的标签。由于那条禁令当时已经失效，我才有机会研究詹姆斯与两位女性神秘而难以界定的关系。这两位女性，一位是他挚爱的表妹米妮·坦普尔（Minny Temple），一位是被他称为隐居作家的康斯坦斯·费尼莫尔·伍尔森（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后者也是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的外甥孙女。这两位英年惜逝的前卫女性，成为后来詹姆斯小说中“贵族女子”形象的经典原型。面对珍善本馆的手稿，当时的我想要弄清楚一些新的、其实也有些尴尬的问题——当病榻上的米妮乞求詹姆斯允许她去欧洲见他一面，并强调这能够让她“活下去”时，为什么詹姆斯没有回信？当费尼莫尔在威尼斯跳窗自杀后，为什么詹姆斯火速从伦敦赶往费尼莫尔的住处，翻箱倒柜之后把他写给她的信决然焚毁？
晚年的詹姆斯多次烧毁他的私人信件。最后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发生在1915年10月，也就是中风夺走他生命的六周前：这次他在英国肯特的家中点起一把大火，把许多信件都付之一炬。而我，则试图绕开信件燃烧的灰烬，通过这两位曾被詹姆斯极具穿透力的眼神凝视过的、拥有非凡经历和性格的女性，接近他作为艺术家的私密的一面。在生活中她们是什么样子的？詹姆斯的艺术创作是美化了她们还是扭曲了她们？通过在未被公开过的信件中寻找线索，我逐渐将米妮和费尼莫尔当作独立的传记主体而不是大师笔下被动的艺术女神来看待——因为她们两人都有足够的胆量去跨越私密生活的界限。
我原本以为阅读书信会导致我没有时间去看詹姆斯的死亡面具，但在出发去机场前竟多出了一个小时。我几乎没有多想就提交了申请，然后就到旁边的过道里检索目录。当我回到阅览室时，看到桌子上放了一个白色的盒子——那个盒子很高，以至于我必须站起来才能揭开它的盖子。
那是一张苍白而比真人稍瘦的脸，但它栩栩如生的程度令人震惊，仿佛那双眼睛随时都可能睁开看到你。那种体验，就宛若凝视一座坟墓。他有一双朋友们看到他时会最先注意到的眼睛——浅灰色瞳孔，（在没有闭上时）会投射出灼热的眼神，似乎可以看透任何人心中私密的一面。他嘴唇的线条特别宽，几乎横跨下半张脸，边缘延伸到了和眼角同一竖直线的位置。没有人曾见到他的嘴唇停下来，它总是处于活动的状态——作为大文豪，他不是在口述创作小说，就是在跟仰慕他的人滔滔不绝地谈话，又或是在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为七十岁的他创作的伟大肖像中噘起，仿佛真的观看一般地注视着，那种注视让“看”这一动作变成了一场智慧的暗流汹涌的詹姆斯式戏剧。他用热切而友善的眼神鼓励朋友们说话;但艾略特也曾说过，他的目光“捕食活人”，这些他认识的人物到了他笔下就成了他“洞悉一切的冷酷目光的猎物”。
这两位允许詹姆斯了解她们的女性的经历让我相信艾略特对詹姆斯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詹姆斯被允许进入她们的私人生活，是因为她们想要世上一切女人都最想要的东西：让别人了解她们感受到的那个自我。因为詹姆斯能无惧地面对对方的真实，一种比性更亲密、比亲情和友情更亲近的关系，故而女性对他是没有抵抗力的。不知米妮和费尼莫尔是否知道，这种亲密关系在她们死后会变得愈加深刻，她们的死亡也会释放出人在生时不可能实现的强烈情感。
一个局外人如何冒昧地进入这种比詹姆斯公开表露的对男性的喜爱还要私密的关系呢？当我出神地望着那张可以一览无余的脸庞时，一阵可怕的唐突之感向我袭来。我自然明白，詹姆斯曾经说过，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是一种需要被抵制的“诱惑”。因为逝去的传主没办法控制他的信件是否被公开，也无法决定他财迷心窍的遗嘱执行人是否会授权发行一套作品全集——詹姆斯有着十分坚定的“宁缺毋滥”的态度。他表达这种想法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他的作品，通过一个“面色苍白，预先知道未來的受害人”的口吻，来挑战未来的隐私入侵者的良知。当我想到他的后期小说《真正正确的事》时，我更加感到不安了。因为这部作品正是讲述了一位叫做维瑟默（这个名字就十分诡异）的传记作家在路上被一位作家传主的鬼魂拦住的故事。
一年多以后，我搭乘火车前往莱伊镇（Rey）参加文化节，我每年都会在这个文化节上做一次关于亨利·詹姆斯的讲座。那次讲座被安排在晚上。讲座结束后，文化节还在兰姆庄园（Lamb House）中举办酒会和晚宴。这座具有乔治王朝早期风格的建筑，恰好是詹姆斯在一个世纪之前的1898年定居的地方。文化节组委会还很贴心地邀请我在曾经是他卧室的房间里住上一晚。 在那次讲座之前，我是来过兰姆庄园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秋日午后，柔和的阳光洒在红砖上。当时，旅游旺季已过，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游客在另一间玻璃门朝着院子打开的客厅里踱步。他说他拍过电视版的《故园风雨后》，现在在考虑把詹姆斯的《梅西所知道的》也拍成电视剧。他还说由玛吉·史密斯出演小说中的家庭教师一角再合适不过了。这位家庭教师一直在那个被离异父母抛弃的女孩身边不离不弃。这是詹姆斯典型的探索道德可能性的叙事模式——他经常将单纯的人物安排在误食知识树禁果的情节中，以检验他们是否会堕落。
回到讲座那天。当我在九月的肯特田野上漫步的时候，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想着即将在兰姆庄园度过的一晚。在这座现在已是英国信托协会资产的庄园中，游客们是不允许进入到太私密的空间中去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厅楼梯的上面是什么样子。楼上究竟有什么？一想到詹姆斯在此居住多年，并且还在此专心写了很多人鬼相遇的故事（有些相遇没有产生什么可怕的后果，有些则没那么幸运了），让我对那些未知房间的阴森氛围感到害怕。死亡面具的印象依然在我的脑海里萦绕。同时挥之不去的，还有詹姆斯对于“传主死后的剥削者”的憎恨之情，以及他那些会令传记作家深感羞愧的话。我打开了我带来的一本詹姆斯小说集，翻到了他定居兰姆庄园后发表的《真正正确的事》。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是一位叫做维瑟默的传记作家。故事开头，他满怀期待地想要“用他所崇拜的大师幽灵温暖他的房子”。可随后，他逐渐感到不安。有句话说得很好，“传记艺术是伟大的，但是也要看到其他生命啊”。博斯威尔笔下的塞缪尔·约翰逊形象非常伟岸，但是读者如果细细品味的话就会发现，传记为了突出这份伟岸，会将其他人物塑造得相对渺小。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的联结提供了一种“可能比生命的联结更为紧密的关系”。在和那死去的传主面面相觑之前，维瑟默贪婪地攫取着传主的秘密。然而随着他与传主的距离越来越近，他越发认识到那些他不能知道的事。
“他从黑暗中挣脱出来”，维瑟默对传主的遗孀讲道，“他从他的秘密中向我们走来;他让我们变成了他恐惧的灰暗注解……他来到那里是为了拯救他的生命……他就是个诅咒！”
所以，虽然维瑟默有一个不太吉利的名字，但他却做了“正确的事”。他改了行，不再做传记作家。而我，虽然也有与詹姆斯面对面的经历，但还没有这么做。
讲座结束之后，到场的听众沿着鹅卵石街走向兰姆庄园，庄园一楼也摆上了饮料。我给几本我新出版的书签了字，暗暗庆幸没有坏事发生。但该来的还是来了。和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坏事没有发生在暗处，没有发生在我一个人待在詹姆斯卧室的时候。恰恰相反，在酒会友好的聊天和觥筹交错间，在灯火通明的大厅里，在脚步比较慢的老年客人往九尺高的大门走去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东西从我的臀部滑下。莫非是鬼魂的手指在用亲密的方式抚摸我？当我在一群目光敏锐的莱伊镇杰出居民面前把一杯红酒举到嘴边时——我这么说是因为主持人正微笑着对我说，“莱伊镇是退休间谍的温床”，突然间他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我的裙子开始滑落到地板上。
避開主持人的微笑后，我一只手抓住了米兰达·格兰特，她是一位非常友好的组织者，另一只手紧紧拖住我那滑落的裙子。那是我在1980年代中叶买的黑色山本耀司套装，我一直觉得它是我最值得信赖的讲座服装。我能看得出来，今晚这个对米兰达临危不乱的能力提出挑战的危机，竟让她有些开心。她迅速带我走上楼去，我们便在房间里的四柱大床上大笑了起来。随后我们发现，裙子腰部的松紧带因为老旧磨损而断裂，实在无法修补。米兰达便做了个安全别针，为这个已经大口敞开的“漏斗”施加了神奇的魔法，让我可以继续穿一会儿。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用胸针把内衣钉在一起，”她安慰我道。
这荒唐的一幕仿佛驱赶了维瑟默的幽灵。在用完晚餐回到房间之后，我睡得很沉，并没有奇怪的声音靠近我的床，据我所知也并没有什么邪事发生。第二天当我睁开眼时，我看到米兰达·格兰特，穿着干净的夹克衫和休闲裤，手里拿着新的松紧带，进屋坐下后便开始穿针引线。这个像詹姆斯小说一样微妙的鬼魂报复的故事就是这样。其实并没有什么鬼，只是我自己造成的一场闹剧而已。不过你也可能会说，正义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伸张。
那是1997年6月，哈佛庭院郁郁葱葱的榆树冠下，人们正搭建着毕业典礼的大帐篷。在前往霍顿珍善本馆的途中，我脑海里浮现出1910年艾略特在轻摇手扇的波士顿贵妇间毕业的场景，还有那位同意被塑造成“沉默的圣女”的波士顿演讲教师。在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与艾略特的关系。随后，我又将想象的时间轴倒退半个世纪，想到住在珍善本馆对面昆西街20号的亨利·詹姆斯。1867年，二十五岁的他依然跟父母和妹妹爱丽丝住在一起。这位在家中备受保护的儿子正在创作他第一批以美国内战为背景的小说。这些作品刻画了那些找到不同于战士的一类英雄精神的男性。故事中，他们展开的是远离野蛮兽性的心理斗争，而此时他参加内战的两个弟弟——病弱的威尔金森和颤颤巍巍的鲍勃——被派遣到了西部战场，践行着当时流行的行动派（参战派）男性气质。
那是我在霍顿珍善本馆的最后一天，也是我最后一次有机会见到许多未公开的詹姆斯的信件，其中一些还挂着“留给埃德尔先生”四十年禁启的标签。由于那条禁令当时已经失效，我才有机会研究詹姆斯与两位女性神秘而难以界定的关系。这两位女性，一位是他挚爱的表妹米妮·坦普尔（Minny Temple），一位是被他称为隐居作家的康斯坦斯·费尼莫尔·伍尔森（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后者也是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的外甥孙女。这两位英年惜逝的前卫女性，成为后来詹姆斯小说中“贵族女子”形象的经典原型。面对珍善本馆的手稿，当时的我想要弄清楚一些新的、其实也有些尴尬的问题——当病榻上的米妮乞求詹姆斯允许她去欧洲见他一面，并强调这能够让她“活下去”时，为什么詹姆斯没有回信？当费尼莫尔在威尼斯跳窗自杀后，为什么詹姆斯火速从伦敦赶往费尼莫尔的住处，翻箱倒柜之后把他写给她的信决然焚毁？
晚年的詹姆斯多次烧毁他的私人信件。最后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发生在1915年10月，也就是中风夺走他生命的六周前：这次他在英国肯特的家中点起一把大火，把许多信件都付之一炬。而我，则试图绕开信件燃烧的灰烬，通过这两位曾被詹姆斯极具穿透力的眼神凝视过的、拥有非凡经历和性格的女性，接近他作为艺术家的私密的一面。在生活中她们是什么样子的？詹姆斯的艺术创作是美化了她们还是扭曲了她们？通过在未被公开过的信件中寻找线索，我逐渐将米妮和费尼莫尔当作独立的传记主体而不是大师笔下被动的艺术女神来看待——因为她们两人都有足够的胆量去跨越私密生活的界限。
我原本以为阅读书信会导致我没有时间去看詹姆斯的死亡面具，但在出发去机场前竟多出了一个小时。我几乎没有多想就提交了申请，然后就到旁边的过道里检索目录。当我回到阅览室时，看到桌子上放了一个白色的盒子——那个盒子很高，以至于我必须站起来才能揭开它的盖子。
那是一张苍白而比真人稍瘦的脸，但它栩栩如生的程度令人震惊，仿佛那双眼睛随时都可能睁开看到你。那种体验，就宛若凝视一座坟墓。他有一双朋友们看到他时会最先注意到的眼睛——浅灰色瞳孔，（在没有闭上时）会投射出灼热的眼神，似乎可以看透任何人心中私密的一面。他嘴唇的线条特别宽，几乎横跨下半张脸，边缘延伸到了和眼角同一竖直线的位置。没有人曾见到他的嘴唇停下来，它总是处于活动的状态——作为大文豪，他不是在口述创作小说，就是在跟仰慕他的人滔滔不绝地谈话，又或是在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为七十岁的他创作的伟大肖像中噘起，仿佛真的观看一般地注视着，那种注视让“看”这一动作变成了一场智慧的暗流汹涌的詹姆斯式戏剧。他用热切而友善的眼神鼓励朋友们说话;但艾略特也曾说过，他的目光“捕食活人”，这些他认识的人物到了他笔下就成了他“洞悉一切的冷酷目光的猎物”。
这两位允许詹姆斯了解她们的女性的经历让我相信艾略特对詹姆斯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詹姆斯被允许进入她们的私人生活，是因为她们想要世上一切女人都最想要的东西：让别人了解她们感受到的那个自我。因为詹姆斯能无惧地面对对方的真实，一种比性更亲密、比亲情和友情更亲近的关系，故而女性对他是没有抵抗力的。不知米妮和费尼莫尔是否知道，这种亲密关系在她们死后会变得愈加深刻，她们的死亡也会释放出人在生时不可能实现的强烈情感。
一个局外人如何冒昧地进入这种比詹姆斯公开表露的对男性的喜爱还要私密的关系呢？当我出神地望着那张可以一览无余的脸庞时，一阵可怕的唐突之感向我袭来。我自然明白，詹姆斯曾经说过，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是一种需要被抵制的“诱惑”。因为逝去的传主没办法控制他的信件是否被公开，也无法决定他财迷心窍的遗嘱执行人是否会授权发行一套作品全集——詹姆斯有着十分坚定的“宁缺毋滥”的态度。他表达这种想法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他的作品，通过一个“面色苍白，预先知道未來的受害人”的口吻，来挑战未来的隐私入侵者的良知。当我想到他的后期小说《真正正确的事》时，我更加感到不安了。因为这部作品正是讲述了一位叫做维瑟默（这个名字就十分诡异）的传记作家在路上被一位作家传主的鬼魂拦住的故事。
一年多以后，我搭乘火车前往莱伊镇（Rey）参加文化节，我每年都会在这个文化节上做一次关于亨利·詹姆斯的讲座。那次讲座被安排在晚上。讲座结束后，文化节还在兰姆庄园（Lamb House）中举办酒会和晚宴。这座具有乔治王朝早期风格的建筑，恰好是詹姆斯在一个世纪之前的1898年定居的地方。文化节组委会还很贴心地邀请我在曾经是他卧室的房间里住上一晚。 在那次讲座之前，我是来过兰姆庄园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秋日午后，柔和的阳光洒在红砖上。当时，旅游旺季已过，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游客在另一间玻璃门朝着院子打开的客厅里踱步。他说他拍过电视版的《故园风雨后》，现在在考虑把詹姆斯的《梅西所知道的》也拍成电视剧。他还说由玛吉·史密斯出演小说中的家庭教师一角再合适不过了。这位家庭教师一直在那个被离异父母抛弃的女孩身边不离不弃。这是詹姆斯典型的探索道德可能性的叙事模式——他经常将单纯的人物安排在误食知识树禁果的情节中，以检验他们是否会堕落。
回到讲座那天。当我在九月的肯特田野上漫步的时候，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想着即将在兰姆庄园度过的一晚。在这座现在已是英国信托协会资产的庄园中，游客们是不允许进入到太私密的空间中去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厅楼梯的上面是什么样子。楼上究竟有什么？一想到詹姆斯在此居住多年，并且还在此专心写了很多人鬼相遇的故事（有些相遇没有产生什么可怕的后果，有些则没那么幸运了），让我对那些未知房间的阴森氛围感到害怕。死亡面具的印象依然在我的脑海里萦绕。同时挥之不去的，还有詹姆斯对于“传主死后的剥削者”的憎恨之情，以及他那些会令传记作家深感羞愧的话。我打开了我带来的一本詹姆斯小说集，翻到了他定居兰姆庄园后发表的《真正正确的事》。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是一位叫做维瑟默的传记作家。故事开头，他满怀期待地想要“用他所崇拜的大师幽灵温暖他的房子”。可随后，他逐渐感到不安。有句话说得很好，“传记艺术是伟大的，但是也要看到其他生命啊”。博斯威尔笔下的塞缪尔·约翰逊形象非常伟岸，但是读者如果细细品味的话就会发现，传记为了突出这份伟岸，会将其他人物塑造得相对渺小。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的联结提供了一种“可能比生命的联结更为紧密的关系”。在和那死去的传主面面相觑之前，维瑟默贪婪地攫取着传主的秘密。然而随着他与传主的距离越来越近，他越发认识到那些他不能知道的事。
“他从黑暗中挣脱出来”，维瑟默对传主的遗孀讲道，“他从他的秘密中向我们走来;他让我们变成了他恐惧的灰暗注解……他来到那里是为了拯救他的生命……他就是个诅咒！”
所以，虽然维瑟默有一个不太吉利的名字，但他却做了“正确的事”。他改了行，不再做传记作家。而我，虽然也有与詹姆斯面对面的经历，但还没有这么做。
讲座结束之后，到场的听众沿着鹅卵石街走向兰姆庄园，庄园一楼也摆上了饮料。我给几本我新出版的书签了字，暗暗庆幸没有坏事发生。但该来的还是来了。和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坏事没有发生在暗处，没有发生在我一个人待在詹姆斯卧室的时候。恰恰相反，在酒会友好的聊天和觥筹交错间，在灯火通明的大厅里，在脚步比较慢的老年客人往九尺高的大门走去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东西从我的臀部滑下。莫非是鬼魂的手指在用亲密的方式抚摸我？当我在一群目光敏锐的莱伊镇杰出居民面前把一杯红酒举到嘴边时——我这么说是因为主持人正微笑着对我说，“莱伊镇是退休间谍的温床”，突然间他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我的裙子开始滑落到地板上。
避開主持人的微笑后，我一只手抓住了米兰达·格兰特，她是一位非常友好的组织者，另一只手紧紧拖住我那滑落的裙子。那是我在1980年代中叶买的黑色山本耀司套装，我一直觉得它是我最值得信赖的讲座服装。我能看得出来，今晚这个对米兰达临危不乱的能力提出挑战的危机，竟让她有些开心。她迅速带我走上楼去，我们便在房间里的四柱大床上大笑了起来。随后我们发现，裙子腰部的松紧带因为老旧磨损而断裂，实在无法修补。米兰达便做了个安全别针，为这个已经大口敞开的“漏斗”施加了神奇的魔法，让我可以继续穿一会儿。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用胸针把内衣钉在一起，”她安慰我道。
这荒唐的一幕仿佛驱赶了维瑟默的幽灵。在用完晚餐回到房间之后，我睡得很沉，并没有奇怪的声音靠近我的床，据我所知也并没有什么邪事发生。第二天当我睁开眼时，我看到米兰达·格兰特，穿着干净的夹克衫和休闲裤，手里拿着新的松紧带，进屋坐下后便开始穿针引线。这个像詹姆斯小说一样微妙的鬼魂报复的故事就是这样。其实并没有什么鬼，只是我自己造成的一场闹剧而已。不过你也可能会说，正义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