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民问题是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农村题材的创作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现象。出于对农民问题的关心，处于不同时代的赵树理与高晓声都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的农民形象，向人们展示了历史转型时期的农村农民风貌，表达了他们对农民问题的关心。但是由于地域文化、时代风貌与个人经历的区别，在创作心理上便形成明显的差异。本文选择在农村题材创作中有重要意义的作家赵树理、高晓声进行纵向比较，探索与把握他们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不同。
　　关键词：农民问题；比较分析；异同
　　在当代农村题材这个语境中，赵树理与高晓声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也有更大的差异和不同的个性。
　　赵树理的家乡是位于太行山区的一个小村庄，由于家庭的原因，赵树理从小就深受民间文艺的熏陶，这使他自觉地去使用通俗的语言文字和民间传统的文艺形式进行创作。他的拟想读者是没有多少文化甚至不识字的广大农村听众，所以赵树理努力运用农民群众的语言进行写作，因此他的作品能受到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他明确而坚定地把做一名“文摊文学家”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目标，他的每一部作品的创作初衷，都是因为感触到现实生活农民的实际困境，都是反映了做群众工作时遇到的问题。在创作立场上，赵树理更是明确地把农民置于创作的中心，他把以质朴而实在的“劝人”作为创作的基本宗旨。虽然与赵树理一样，高晓声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但他是生活在知识文化较为发达的江南农村，他的父亲是一名具有现代意味的知识分子。他的早期教育也多是在知识分子文化中完成的，这使他在小时候所受到的乡村文化影响不是很深。他的乡村记忆中也没有特别深的文化内涵，再加上后来他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所以他的文化之根不可能同赵树理一样，也不可能像赵树理那样去做一名“文摊文学家”。在反映农民问题时，高晓声是为了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让各个阶层的人民了解农民的生活精神状况，让大家看到农民思想和习性对我国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巨大影响，甚至还能在这些农民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引起人们对民族劣根性的重新审视。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没有1930年的文艺大众化运动、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工农兵文学”话语的提出，就不会有后来赵树理的崛起和位置。1946年，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都著文介绍和推荐赵树理的创作。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赵树理的创作，认为他的创作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文联负责人陈荒煤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总结发言，正式提出了“赵树理方向”，因此赵树理登上文学舞台是农民地位与政治需要相契合的时代结果，然而时代在成就赵树理的同时，也给予了他相应的约束。例如，在当时“文艺从属政治”的思想指导下，赵树理在肯定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宣传作用的同时，过分地强调了文学创作要直接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服务。正是基于这种创作思想，赵树理的作品大多呈现着幽默诙谐的色彩，轻松快乐的调子，或者说是一种喜剧的色调，他的农民问题小说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的代言品。为了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的审美需求，达到“勸人”的目的，赵树理的小说结构有始有终，头尾齐全，都往往会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结尾。但是新时期的高晓声却自觉地坚持“鲁迅方向”，他看到了国民劣根性在新时期还仍然存在，国民性还远非完美。陈奂生们“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在“他们的性格里，多少留有阿Q的遗传因子”，陈奂生们的悲剧在于“他们生活在做主人的时代，却不是当主人的料”。对于这些人身上存在的弱点，高晓声认识远没有赵树理那么乐观。他的作品力求从多侧面、多角度来展示他们灵魂因素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表现其灵魂转变过程中的艰辛。这样，高晓声笔下的人物更多了一些纵深的历史感与严峻的现实感。他的农民问题小说也有了民族代言的意味，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也丰富了赵树理以来中国新时期农民的文学形象。
　　赵树理与高晓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题材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农民问题”这个话语中，无论他们是否持有相同的观点，但农民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对象。今天，改变广大农村的贫困落后状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适应农民的新需要，提高国民对农民的全面认识，当今的文学仍需要加大农村题材的开拓。
　　参考文献：
　　[1]黄修己.赵树理评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178.
　　[2]高晓声.且说陈奂生[J].人民文学，1980（6）：15.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市卫生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