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庐隐是中国二十世纪第一代女作家群的杰出代表，她凭借“问题小说”与冰心齐名。庐隐的作品总是透出悲哀的意味，是一位悲哀的叹美者。本文试图从情与理、爱情与婚姻、传统与现代等几个方面，结合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女性性别立场来探究庐隐笔下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并以此为视点来探视庐隐的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
关键词： 庐隐小说 知识女性 生存困境
茅盾曾言：“她（庐隐）是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觉醒了的女性。”［1］“五四”时期伴随着“人”的发现，人们也发现了女性。女性的觉醒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的，一方面女性对所处的边缘地位的反抗，主要是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争取，另一方面女性对被压抑的个性精神的释放，表现在对爱情婚姻的自由平等追求上。庐隐以其叛逆的性格和怀疑精神更接近于那个时代，她不仅不拘于自身生活的局限，将视野开拓到底层妇女身上，如《一封信》、《灵魂可以卖吗？》，而且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备受关注的“犯了哲学病的知识女性”的群体形象，这足见庐隐不一般的写作才情。本文走进这些时代知识女性的内心，体会她们歧路彷徨的困境，以及庐隐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一、情与理的悖论
庐隐小说中的知识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理处在极度的矛盾当中，受时代的感召，露莎们个个都渴望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生活，但又很难走出自身的局限。这种矛盾的心态，庐隐借助她笔下女儿的自白表达出来：“心印昨天有信来，说她现在十分苦闷，知与情常常起剧烈的战争！知战胜了，便要沉于不得究竟的苦海，永劫难回！情战胜了，便要沉沦于情的苦海，也是永劫不回！”［2］（《或人的悲哀》）即使在她后期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中，素璞也坦言道：“我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女人，我脑子里还有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能忍受那些冷讽热骂，我不能贯彻我自己的梦想……”［3］有情、渴望释放是她们共同的时代诉求，而传统社会赋予的道德伦理则成为无所不在的束缚。因而作品中的知识女性一方面歌颂爱情的伟大，将爱情视为一种精神的信仰，另一方面又看到女性在这条情感之路上的苦涩，有的压制自己的情感，有的精神上一病不起，甚至牺牲生命，如露莎和梓青柏拉图式的恋爱，沁珠和曹在感情的煎熬中付出了生命。
而庐隐的敏锐远不止于此，她还沉痛地发现，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的口号声，正在滋长一种新形式的两性之间不平等关系。美好的爱情并没能像期待的那样结出美丽的果实，动听的口号只是某些男性玩弄欺骗女性的理由和自己放纵情欲的借口。在《沦落》、《歧路》和《象牙戒指》等多部作品中，庐隐向我们展示了纯情儿女遭受“多情”男子抛弃后的悲剧命运，松文孤独终老，张兰沦为暗娼，沁珠再也不敢相信所谓的爱情。天真、热情的新式女子在杂乱的社会中被冠以新青年假象的男人蹂躏，沦为男性时尚的玩物。正向白薇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老朽将死的社会里，男性中心的色彩还浓厚的万恶社会中，女性是没有真相的！什么真相、假相、假到牺牲了女子一切。各色各相，全由社会、环境、男人、奖誉、诽谤或谣传，去决定她们！”［4］
二、爱情和婚姻的延宕
“五四”是个“弑父”的时代，觉醒的娜拉们发出了“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的反抗父权制家庭的精神觉醒宣言，娜拉式的逃离构成整整一代人的行为方式。但正是由于这一行为方式本身契合了“五四”反封建的主潮，才被男性历史所容纳，并大加倡导。但出逃后的娜拉会有怎样的结局，鲁迅曾大胆地作出断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但庐隐作品中的知识女性们有所不同，她们没有倒在父权的门下，而是选择了夫权的水坑。而这种转移，于女性的“他者”地位是没有差别的，庐隐笔下的蓝田清醒地认识到：“我果然的走了，果然的战胜了这种不自由的婚姻。但无情的社会，残酷的人类，正是出了火坑又沉溺了水坑了。”［5］走出了大门的蓝田依旧没能像想象中那样寻得理想的归宿。鲁迅先生将子君命运的一切根源指向了“爱是有所附丽的”。对于几千年男性附庸的女性，这的确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症结所在。而蓝田是个每月有三四十块钱进款的通信员，最后也依然没能走出娜拉的怪圈。女性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对于庐隐来说，似乎也没能找到答案，但是她却窥见了隐藏在两性之间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另一现实。
婚姻和爱情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知识女性的命题，婚姻和爱情的关系，要么在婚姻来临之前，爱情就已经结束，要么就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婚姻成为爱情的最终归宿。没能走进婚姻的蓝田们、亚侠们感受到爱情的悲苦，然而走进婚姻殿堂里的其他姐妹们是否就通向了甜蜜呢？婚姻是什么，纷歧路上的沙侣在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后，作出了回答：“结婚、生子、作母亲……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业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整理家务，抚养孩子，哦!侍候丈夫，这些琐碎的事情真够消磨人了。”［6］婚姻生活对于她们的规范是“善持家政，好和夫婿”，索性像沙侣姑姑那样，抱定事业，不谈感情，却只能落得个“准政客”的刻薄名词。追求爱情也好，结婚也好，不结婚也罢，庐隐笔下的女性徘徊在两扇大门之间，犹豫不知所终，一次次戴着脚镣前行。
从昔日懵懂的少女，到历经沧桑成熟了的女性；从追求爱情，到拒绝爱情；从渴望新式婚姻，到对婚姻生活的绝望，庐隐笔下的女儿们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艰难，“五四”的新思想并没有带给她们渴盼的生机，每次的出逃只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就像张爱玲曾幽默地比喻一样，女性的出走好比跑到楼上，一听到吃饭的声音立马下楼来。女性在强烈的男权中心意识和几千年封建道德的荼毒中，在“为人”和“为女”的矛盾中，始终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有识之士大力倡导女性走出家庭、追求经济的独立，另一方面“酒食衣服”等家庭琐事仍被看作女性责无旁贷的职责。庐隐正是凭着一双灰色的眼睛，站在“人生究竟是什么”，“女性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个直指女性命运的高度，将爱情和婚姻指向虚无，将男性处在被放逐的位置。
三、传统和现代的交织
生于“五四”时代的女儿们一边沐浴着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给她们带来的新思想和前所未有的个性解放的气息，而一边又背负着传统文化的沉重负荷。不论是处于情感漩涡不能自拔的沁珠、松文，走进家庭而困守于为人和为女矛盾中的伊、沙侣，还是苦苦思索“人生究竟是什么”的亚侠、露莎，我们从她们的身上都可以找到致命的共同点：她们都是从家私塾到本地读初级女子师范学校或教会女中，再到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和新文化发源地读大学。传统和现代交织的双重教育模式都在她们的文化心理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不会因为一方的作用而向另一方转化。庐隐通过塑造新时代知识女性的形象告诉我们，企图用短暂的的新式教育来抗衡自小耳濡目染的家教意识，是带着虚妄的。鲁迅曾借吕纬甫之口说出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蜂子或蝇子给什么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露莎们在一个个陷入愁海之后，而只会发出“十年读书，得来只是烦恼和悲愁，究竟是知识误我，还是我误知识”［7］的感叹。
虽然庐隐尽可能在作品中让父亲的角色缺席，代之以慈母的角色，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几千年“家天下”的封建文化。随着现代文明的推进，得到改变的只是父权建立的方式。女性通过进入校园获得获取新知识的渠道，但同时这种渠道的获得又是依靠家庭的支持，父母送女儿进校园接受教育无非是增加日后嫁入好人家的砝码，但因为新思想的介入，新式女儿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心安理得地接受父权的安排——结婚、生子，完成历史赋予女性的职责。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交织成为知识女性难以跨越的鸿沟。期间虽然发出了“若果始终要为父母牺牲，我何必念书进学校”［8］的不平之音，但更加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知识女性的心态：“云自幼既受礼教之熏染。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汩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况父母对云又飞恶意，云又安忍与抗乎？”［9］由受过传统文化影响的封建大家庭的女儿到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就像是在身体里注入两股文化血脉，互相渗透和交战，使得她们一直在歧路上徘徊犹豫，找不到出路，反复在困境中打着滚。
庐隐笔下的知识女性在情和理的冲突、爱情和婚姻的延宕、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终免不了陷入绝望的境地，这也是让我们在阅读庐隐作品的过程中，内心不免有些许的隐痛。而这种隐痛既是时代赋予庐隐那一代“五四”女作家群的独特气质，又和女性文学诞生在中国妇女解放的特殊情态分不开。中国的妇女解放不像西方那样是来自于一次次独立的女权运动，而是始终是作为社会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在“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是被当作人的问题来解释的，这无疑意味着女性的主体性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但同时女性人格的独立自主却被某种程度地忽视。“五四”的人权学说说到底是依附于西方的天赋人权理念的启蒙思想的框架，而启蒙的“同一性逻辑”是排斥差异的，作为“五四”妇女解放话语的重要思想资源的西方自由女权主义思想，其本身就是漠视性别差异的。周作人曾对此有最精辟的论述：“现代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怪圈，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10］中国妇女解放的这种特质，致使女性很难认清自身的特质，而只是徘徊于外部的社会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庐隐笔下的知识女性总是生活在困境中，却找不到根源的重要原因。生活在“五四”时代的庐隐凭借着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为我们开启了对知识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虽然这种女性意识还仅仅停留在表面，但其思想的光辉并不因此而受到质疑，茅盾在评价庐隐的创作时，认为庐隐的作品题材狭仄，后期创作进入“停滞”阶段，但就女性文学的开端来说，庐隐无疑是一个拓荒者。
参考文献：
［1］茅盾.庐隐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2.
［2］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庐隐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8：11.
［3］现代文学名家名作文库.庐隐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364.
［4］白薇.悲剧生涯·序.上海文学出版社，转引自乔以刚《多彩的旋律》南开大学出版社：34.
［5］［6］［7］［8］［9］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庐隐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8：121，129，38，36，43.
［10］周作人.周作人书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78.
关键词： 庐隐小说 知识女性 生存困境
茅盾曾言：“她（庐隐）是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觉醒了的女性。”［1］“五四”时期伴随着“人”的发现，人们也发现了女性。女性的觉醒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的，一方面女性对所处的边缘地位的反抗，主要是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争取，另一方面女性对被压抑的个性精神的释放，表现在对爱情婚姻的自由平等追求上。庐隐以其叛逆的性格和怀疑精神更接近于那个时代，她不仅不拘于自身生活的局限，将视野开拓到底层妇女身上，如《一封信》、《灵魂可以卖吗？》，而且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备受关注的“犯了哲学病的知识女性”的群体形象，这足见庐隐不一般的写作才情。本文走进这些时代知识女性的内心，体会她们歧路彷徨的困境，以及庐隐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一、情与理的悖论
庐隐小说中的知识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理处在极度的矛盾当中，受时代的感召，露莎们个个都渴望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生活，但又很难走出自身的局限。这种矛盾的心态，庐隐借助她笔下女儿的自白表达出来：“心印昨天有信来，说她现在十分苦闷，知与情常常起剧烈的战争！知战胜了，便要沉于不得究竟的苦海，永劫难回！情战胜了，便要沉沦于情的苦海，也是永劫不回！”［2］（《或人的悲哀》）即使在她后期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中，素璞也坦言道：“我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女人，我脑子里还有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能忍受那些冷讽热骂，我不能贯彻我自己的梦想……”［3］有情、渴望释放是她们共同的时代诉求，而传统社会赋予的道德伦理则成为无所不在的束缚。因而作品中的知识女性一方面歌颂爱情的伟大，将爱情视为一种精神的信仰，另一方面又看到女性在这条情感之路上的苦涩，有的压制自己的情感，有的精神上一病不起，甚至牺牲生命，如露莎和梓青柏拉图式的恋爱，沁珠和曹在感情的煎熬中付出了生命。
而庐隐的敏锐远不止于此，她还沉痛地发现，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的口号声，正在滋长一种新形式的两性之间不平等关系。美好的爱情并没能像期待的那样结出美丽的果实，动听的口号只是某些男性玩弄欺骗女性的理由和自己放纵情欲的借口。在《沦落》、《歧路》和《象牙戒指》等多部作品中，庐隐向我们展示了纯情儿女遭受“多情”男子抛弃后的悲剧命运，松文孤独终老，张兰沦为暗娼，沁珠再也不敢相信所谓的爱情。天真、热情的新式女子在杂乱的社会中被冠以新青年假象的男人蹂躏，沦为男性时尚的玩物。正向白薇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老朽将死的社会里，男性中心的色彩还浓厚的万恶社会中，女性是没有真相的！什么真相、假相、假到牺牲了女子一切。各色各相，全由社会、环境、男人、奖誉、诽谤或谣传，去决定她们！”［4］
二、爱情和婚姻的延宕
“五四”是个“弑父”的时代，觉醒的娜拉们发出了“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的反抗父权制家庭的精神觉醒宣言，娜拉式的逃离构成整整一代人的行为方式。但正是由于这一行为方式本身契合了“五四”反封建的主潮，才被男性历史所容纳，并大加倡导。但出逃后的娜拉会有怎样的结局，鲁迅曾大胆地作出断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但庐隐作品中的知识女性们有所不同，她们没有倒在父权的门下，而是选择了夫权的水坑。而这种转移，于女性的“他者”地位是没有差别的，庐隐笔下的蓝田清醒地认识到：“我果然的走了，果然的战胜了这种不自由的婚姻。但无情的社会，残酷的人类，正是出了火坑又沉溺了水坑了。”［5］走出了大门的蓝田依旧没能像想象中那样寻得理想的归宿。鲁迅先生将子君命运的一切根源指向了“爱是有所附丽的”。对于几千年男性附庸的女性，这的确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症结所在。而蓝田是个每月有三四十块钱进款的通信员，最后也依然没能走出娜拉的怪圈。女性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对于庐隐来说，似乎也没能找到答案，但是她却窥见了隐藏在两性之间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另一现实。
婚姻和爱情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知识女性的命题，婚姻和爱情的关系，要么在婚姻来临之前，爱情就已经结束，要么就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婚姻成为爱情的最终归宿。没能走进婚姻的蓝田们、亚侠们感受到爱情的悲苦，然而走进婚姻殿堂里的其他姐妹们是否就通向了甜蜜呢？婚姻是什么，纷歧路上的沙侣在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后，作出了回答：“结婚、生子、作母亲……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业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整理家务，抚养孩子，哦!侍候丈夫，这些琐碎的事情真够消磨人了。”［6］婚姻生活对于她们的规范是“善持家政，好和夫婿”，索性像沙侣姑姑那样，抱定事业，不谈感情，却只能落得个“准政客”的刻薄名词。追求爱情也好，结婚也好，不结婚也罢，庐隐笔下的女性徘徊在两扇大门之间，犹豫不知所终，一次次戴着脚镣前行。
从昔日懵懂的少女，到历经沧桑成熟了的女性；从追求爱情，到拒绝爱情；从渴望新式婚姻，到对婚姻生活的绝望，庐隐笔下的女儿们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艰难，“五四”的新思想并没有带给她们渴盼的生机，每次的出逃只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就像张爱玲曾幽默地比喻一样，女性的出走好比跑到楼上，一听到吃饭的声音立马下楼来。女性在强烈的男权中心意识和几千年封建道德的荼毒中，在“为人”和“为女”的矛盾中，始终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有识之士大力倡导女性走出家庭、追求经济的独立，另一方面“酒食衣服”等家庭琐事仍被看作女性责无旁贷的职责。庐隐正是凭着一双灰色的眼睛，站在“人生究竟是什么”，“女性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个直指女性命运的高度，将爱情和婚姻指向虚无，将男性处在被放逐的位置。
三、传统和现代的交织
生于“五四”时代的女儿们一边沐浴着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给她们带来的新思想和前所未有的个性解放的气息，而一边又背负着传统文化的沉重负荷。不论是处于情感漩涡不能自拔的沁珠、松文，走进家庭而困守于为人和为女矛盾中的伊、沙侣，还是苦苦思索“人生究竟是什么”的亚侠、露莎，我们从她们的身上都可以找到致命的共同点：她们都是从家私塾到本地读初级女子师范学校或教会女中，再到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和新文化发源地读大学。传统和现代交织的双重教育模式都在她们的文化心理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不会因为一方的作用而向另一方转化。庐隐通过塑造新时代知识女性的形象告诉我们，企图用短暂的的新式教育来抗衡自小耳濡目染的家教意识，是带着虚妄的。鲁迅曾借吕纬甫之口说出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蜂子或蝇子给什么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露莎们在一个个陷入愁海之后，而只会发出“十年读书，得来只是烦恼和悲愁，究竟是知识误我，还是我误知识”［7］的感叹。
虽然庐隐尽可能在作品中让父亲的角色缺席，代之以慈母的角色，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几千年“家天下”的封建文化。随着现代文明的推进，得到改变的只是父权建立的方式。女性通过进入校园获得获取新知识的渠道，但同时这种渠道的获得又是依靠家庭的支持，父母送女儿进校园接受教育无非是增加日后嫁入好人家的砝码，但因为新思想的介入，新式女儿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心安理得地接受父权的安排——结婚、生子，完成历史赋予女性的职责。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交织成为知识女性难以跨越的鸿沟。期间虽然发出了“若果始终要为父母牺牲，我何必念书进学校”［8］的不平之音，但更加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知识女性的心态：“云自幼既受礼教之熏染。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汩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况父母对云又飞恶意，云又安忍与抗乎？”［9］由受过传统文化影响的封建大家庭的女儿到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就像是在身体里注入两股文化血脉，互相渗透和交战，使得她们一直在歧路上徘徊犹豫，找不到出路，反复在困境中打着滚。
庐隐笔下的知识女性在情和理的冲突、爱情和婚姻的延宕、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终免不了陷入绝望的境地，这也是让我们在阅读庐隐作品的过程中，内心不免有些许的隐痛。而这种隐痛既是时代赋予庐隐那一代“五四”女作家群的独特气质，又和女性文学诞生在中国妇女解放的特殊情态分不开。中国的妇女解放不像西方那样是来自于一次次独立的女权运动，而是始终是作为社会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在“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是被当作人的问题来解释的，这无疑意味着女性的主体性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但同时女性人格的独立自主却被某种程度地忽视。“五四”的人权学说说到底是依附于西方的天赋人权理念的启蒙思想的框架，而启蒙的“同一性逻辑”是排斥差异的，作为“五四”妇女解放话语的重要思想资源的西方自由女权主义思想，其本身就是漠视性别差异的。周作人曾对此有最精辟的论述：“现代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怪圈，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10］中国妇女解放的这种特质，致使女性很难认清自身的特质，而只是徘徊于外部的社会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庐隐笔下的知识女性总是生活在困境中，却找不到根源的重要原因。生活在“五四”时代的庐隐凭借着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为我们开启了对知识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虽然这种女性意识还仅仅停留在表面，但其思想的光辉并不因此而受到质疑，茅盾在评价庐隐的创作时，认为庐隐的作品题材狭仄，后期创作进入“停滞”阶段，但就女性文学的开端来说，庐隐无疑是一个拓荒者。
参考文献：
［1］茅盾.庐隐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2.
［2］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庐隐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8：11.
［3］现代文学名家名作文库.庐隐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364.
［4］白薇.悲剧生涯·序.上海文学出版社，转引自乔以刚《多彩的旋律》南开大学出版社：34.
［5］［6］［7］［8］［9］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庐隐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8：121，129，38，36，43.
［10］周作人.周作人书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