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审批与监管的关系是“放管服”改革推进过程中的主要关系.它反映了“政府一市场”关系的调整,具有优化营商政务环境与推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双重功能.在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过程中,对于审批与监管两大环节的合理有效对接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与现实经验.由于审管关系的演进一直主要表现为围绕着审批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所以对监管问题的探索相对薄弱.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终实现,应由监管能否有效承接来决定.审管关系应以“规范—协同”作为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总体来看,今后在认识上应将创新监管方式提至更重要的地位;要基于
【机 构】
：
南开大学中国政府与政策研究中心 天津300350;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审批与监管的关系是“放管服”改革推进过程中的主要关系.它反映了“政府一市场”关系的调整,具有优化营商政务环境与推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双重功能.在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过程中,对于审批与监管两大环节的合理有效对接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与现实经验.由于审管关系的演进一直主要表现为围绕着审批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所以对监管问题的探索相对薄弱.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终实现,应由监管能否有效承接来决定.审管关系应以“规范—协同”作为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总体来看,今后在认识上应将创新监管方式提至更重要的地位;要基于对权责的梳理,实现审管之间的功能耦合;将审批事项与流程的标准化作为监管工作协同开展的基础,并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实现行使过程规范化;尝试在传统审管关系结构中引入多元参与主体,优化政务服务;探索失信惩戒与大数据技术的实践应用,为优化营商政务环境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其他文献
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再解读"和"重写文学史"的观念和实践所依据的后现代主义观念今天得到一些学者的反思,而它们所依据的"新历史主义"的"想象史学"的方法论则尚未得到深入系统的思考.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指导下对它们进行细读,可看出它们都建立在后现代主义"历史文本化"的方法论预设上.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我们需要将其转变为"文本的历史化"的阐释学实践,从而对海内外学界流行的"如何现代、怎样文学"的研究颠倒其思路,从不同的"现代性"的竞争如何带来作家在不同的"政治无意识"限定之下的创作,以及社会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城市文化史研究成果颇丰,既有宏观视域下理论与方法的探究,又有微观视角下对问题的细致解读.然而,有关其研究范畴、研究主线与主题以及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尚待理清与明晰.中国近代城市文化史研究内容主要为1840—1949年中国城市文化空间史、城市群体史、城市居民生活史等动静并存的城市文化史.这不仅彰显了城市文化功能的变迁及其蕴含的文化意义,而且衍生出更为详尽细微的研究对象.城市文化史研究主线是从中国城市近代化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去诠释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动力、变迁轨迹、内在的
借助于分析一种新的第三地方——移动社区,本研究力图从移动来理解社区,翻转传统的社区与移动的关系,构建基于新游牧主义的社区传播框架.移动社区的概念拓展了我们对于传播的理解:将移动视为一种社区传播,突出其特殊的形态与尺度,发掘"非再现式交流""流动式观看""并行式信息处理"等移动传播形式在构成社区中的作用.进而我们从"错杂交叠的社区版图""多轨并置的社区时间""陌生的熟人圈""再生产的物质层"等方面总结移动社区的沟通性状况,阐述了新游牧主义的构成性社区观念.
对世界永无止境地思考与探索才能达到人类认识的目的.语言出现后,人们通过语言刻画和认知世界,语言便成了世界的逻辑图像.在语言实践中,或者通过命名或描述将事物或事况转化为语言,或者用语言指示事物或事况,这就是语言的"描述约定"和"指示约定".符合真理论与其说是语句与事实间的符合关系,倒不如说是语言的"指示约定"和"描述约定"之间的相符与契合关系.在人类迈向数字文明的时代,语言实践日益丰富,场景更为丰富多元,如何通过语言这一主体认知工具新的提升,为人类文明注入新动能,构成了数字文明时代发展的重要课题.从机器语言
随着自动化新闻、智能语音助手、社交机器人等在平台界面中的兴盛,携带算法技术的机器智能体在传播活动中已不仅是充当媒介,而是被设计为传播主体,承担传播任务,产生社会行动.算法作为全新的技术奇点,也是人机关系的奇点,正成为建设人机共生社会的新兴力量.在此基础上,人机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以技术为主体的传播类型,它打破了既往的人类传播范式,产生一系列颠覆性变革,并成为人类传播历程中的"奇点假说".奇点命题下的人机传播研究需要挑战长期以来传播学研究的本体论假设,开展以机器作为传播者的传播现象、传播过程和传播规律的研究,并
从规范性文件的描述本身,或是基于学术研究角度考量,包税条款的概念内涵与基本法理均都不能满足和给予类型化或统一性的结论,司法实践中包税条款法律效力的认定上也呈现出有效性与无效性两类不同的裁判路径.理论与实践双重困惑及问题的事实性存在需要学术界提供一定的思维逻辑和理论支撑.本文提出通过借鉴双阶理论,以效力反思为引导、类型化分析为方法,在坚持意思自治和实质课税的前提下,明确界分包税条款的责任主体与义务范畴,以期通过税务立法、节点控制等形式重构包税条款法律适用路径.
土地征收补偿条款的第一次功能转向的目的是要破除财产权价值与财产利用方式之间的关联,但此次转向并不彻底.为了弥补第一次功能转向的不足,民法典时代土地征收补偿条款的功能出现了第二次转向——去除了以年产值作为征收补偿标准的规定,并将保障被征收人的生活作为征收补偿的基本目的.这种对被征收人居住条件与生活状态的考虑,已经超出了价值保障的范畴,形成了征收补偿条款的第三种功能——生活保障功能.生活保障功能要求国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被征收人也因此能够获得被征收的财产权价值以外的社会保障.两次功能转向后的土地征收补偿条款仍
战后以来尤其进入世纪之交,日本国内不但"大和民族优秀论"沉渣泛起、"靖国史观论"迅速蔓延、"重新染指台湾论"甚嚣尘上,而且"修宪"逆流来势汹汹.对此,我们需对日本右翼势力兜售的有违科学研究结论的日本人"大脑构造特殊""日本文化优秀""大和民族种族高贵"等谬论的危害性,有充分的认识;需对其兜售的当年被处决的战犯是"为国殉难者"、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国家功臣和民族英雄"、降日"汉奸"是"日本的战友"等"靖国史观论"的阴险性,有清醒的认识;需对其"重新染指台湾论"的威胁性尤其变本加厉支持"台独"的种种行径,保
以数字媒介为中介的育儿实践在国际学术界被称为"数字育儿"或"育儿的中介化",然而,这在中国社会语境下并未能准确描述育儿实践与数字媒介互动的实质.结合中国社会语境,本研究尝试提出和建构"媒介化育儿"这一分析概念,"媒介化育儿"是媒介化理论在育儿实践中的"理论旅行"."媒介化育儿"认为,媒介作为一种育儿手段与资源的同时,强调"媒介逻辑"对育儿实践的再造."媒介化育儿"以新生代父母为主体,以育儿疑惑与焦虑为客体,以媒介知识与媒介逻辑为本体.育儿实践中"驯化"媒介与媒介的"反向驯化"构成"媒介化育儿"的两个发生维
日本右翼势力的核心思想伴随着"传统右翼""革新右翼""战后派右翼""新右翼"的代际嬗递,而相应留下了天皇中心主义、法西斯主义、反美反体制主义、历史修正主义的清晰演变轨迹.如果说北一辉等右翼知识分子是日本走上侵略战争不归路的思想元凶,那么中村粲等右翼知识精英就是今天日本向军国主义老路回归的思想导引人.惟有对其思想结构加以深入解剖并就其百年流变进行系统梳理,方能触及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的根本,也才能够掌握其行动规律并从源头上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鉴于日本右翼思想仍在毒害日本社会并正导引日本向战前回归,因此有必要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