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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深层次上增加居民实物及货币收入是中国经_济必将面临的长期挑战。2010年的通货膨胀则将中国经济失衡的矛盾全然摆上台面，考验决策者的智慧与能力。
进入2010年，通货膨胀似乎切实地来到了中国老百姓的面前，自2009年11月CPI“转正”之后他们突然发现蔬菜、食用油的价格在飞速上涨。数据显示2009年12月，中国CPI增长达1.7％，大大高于此前11月0.6％的涨幅。尽管关于部分价格上涨的原因争议颇多，但仍有分析人士认为此番部分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是2009年资产价格上涨后，通货膨胀开始向日常生活用品领域蔓延。
通胀压力并不仅仅呈现在日常领域。早前，有关部门有意调整水、电及天然气价格，但一方面老百姓有意见，另一方面价格调整又似乎势在必行，因为在一场全球性通货膨胀面前，资源价格的上涨正对中国水、电及天然气价格形成巨大的压力。
恶性通胀渐逼近?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后，一场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正在眼前，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形势尤为紧迫。2009年10月，俄罗斯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10.8％，而印度同月消費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为6.7％。
全球性通货膨胀带来的是国际性的资产价格与资源价格的上涨，这给国内生活资源价格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纵观整个2009年，中国货币增长量与CPI数据显示出巨大反差。一方面是这一年产生的巨额投资与信贷，另一方面则是国内CPI很长一段时间内负增长的现实。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2009年资产价格上涨抵消了货币增长给CPI带来的压力，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吸收了大量的增长货币供应，因而实际CPI增长数据与货币增长出现巨大的差异。
进入2010年，市场开始关注在资产价格上涨之后，货币投放的惯性增长是否会带来CPI的大幅增长。分析人士预测，2010年，全年全国信贷投放增长量依然将维持在5～7.5万亿。在此基础之上，2010年的货币投放量依然将呈现高增长的局面，市场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依然存在。
2009年末至2010年初，食品等日常消费品的价格上涨的基础原因仍然在于供需矛盾。但当前的问题则是，在2009年末出台的一系列抑制房地产行业政策背景之下，食品及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可能带动市场过剩的资金向此类行业转移，并进而带动全面的消费品价格上涨。
如果立足于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调整是收紧银根，那么对于许多行业而言，游离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是一个灾难，它们流向何处就意味着泡沫在那里滋生。
市场中围绕价格与货币增长之间的博弈正在上演，过剩的资本开始在整个社会蔓延。在此基础上，2010年中国货币政策逐步走向紧缩已成共识。但也许货币政策并不能改变通货膨胀的现实，经济学家谢国忠就认为在一个全球性通货膨胀背景之下，2012年通胀将最终导致中国资产泡沫的破裂。
产能过剩已“癌变”
无论如何，2009年末中央显然意识到在陡增的货币供应量面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依然是资产价格膨胀。准备金率及可能到来的加息都在预示着货币政策从“宽松”向“适度”的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态度。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国际资讯管理公司新近发布了一份中国产能过剩的研究报告，报告对中国一系列政策提出了批评。批评的核心在于：中国面对金融危机施行的一系列刺激性政策让产能过剩危机更加严重。
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出口和投资是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企业通过不断扩大投资提升产能进行生产，将生产出来的产品用于出口，并进而获得盈利和更多的企业储蓄，然后继续用于投资与扩大生产。这样的模式推动了2000年以后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繁荣。
在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可以延续提出质疑，欧美消费市场的萎缩导致中国的出口大幅下降。尽管2009年末到现在，各种数据显示中国出口数据在回升，但仍有分析人士认为欧美国家的进口需求是出于补充库存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欧美国家的普通家庭能够回到原来的借贷消费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欧盟商会的研究报告批评中国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并没有消减部分产能，而是通过投资继续扩大产能。
产能过剩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资金的投资萎缩。由于出口不彰，社会资金无法在受出口影响较大的制造业进行投资，更多的资金进入资产领域，抬升房地产价格。2009年末，中国部分城市的房价水平已经超过了2007年同期。资产价格泡沫重回中国。
2009年末，一系列关于抑制房地产投机的金融政策出台，无论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否，资金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势在必然，这也许将带来更为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如何避免硬着陆?
迄今并不能预测此一轮通货膨胀的程度，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货币政策会缓和通货膨胀，直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完成。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的最新报告则指出：需要警惕中国经济增长的硬着陆!该报告认为，中国经济严重放缓的程度大于20％，并将会导致2500亿至1万亿美元的损失。
这意味着中国可能重新回到2007年的局面，当时在资产价格上涨的严峻形势面前有舆论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实现硬着陆。当时，中央更早地实施了货币紧缩的政策以防止国内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但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新的刺激性政策出台，资产价格迅速回涨……
比2007年更为严峻的形势是2008年新的刺激政策使得部分项目必须跟进投入，同时鉴于整个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必须通过温和的货币政策将利率回到正常水平。有研究机构对于温和的货币政策的调整依然抱有信心，他们认为建立在温和加息和准备金率调整基础上，2010年中国通货膨胀率应该在3％～4％。中国经济在2010年接受的考验并不如境外研究机构形容的那样严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认为，欧美发达国家形成的大消费习惯并不会因为一次金融危机而彻底改变，中国出口前景不如想象当中的恶劣；2009年消费市场的表现显示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并非像理论理解的那样疲弱，“金融危机前的世界经济结构并非会因为一次金融危机就发生彻底的变革，金融危机之前的世界生存模式会逐渐恢复。而中国的高增长会持续。”
事实上，中国经济失衡的真相并非难以理解。在国家指导下的投资增长和产能扩张与居民收入增长失衡。在金融危机之前，此种失衡尚可在全球范围内的消费增长延续，但当国际社会无法承担此种失衡之后，中国经济内部结构的失衡所显现的危机浮出水面。
中国并非没有意识到此种失衡情况的发生。早在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已经做出中国经济长期战略调整的决定。从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拉动的增长模式成为数年之前中国决策者的共识。
但长期战略与现实利益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矛盾。有境外研究机构批评，直至2007年上半年，政府对于调整经济结构方面的动作并不多，仅仅是在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做出了些许调整。
原因是中国似乎已经形成了对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的惯性依赖。但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口的基础消失，抑或是短暂性地消失，这将中国长期的经济结构矛盾暴露无遗。
温和的调控措施对调控技术的把握有着极高的要求，而硬着陆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阴影迄今未能从中国老百姓眼中逝去。《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下一轮全球金融》中引用一份数据显示，二战后各国的金融危机当中，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危机是成本最高的危机之一，其财政成本超过GDP的40％。
而除此之外，上一次危机当中的社会成本同样巨大。一方面是国企改革当中大量下岗职工并没有在国企减轻包袱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保证盈利之后，其在继续投资与扩大产能之间并未找到将国有企业盈利与居民财富分配相结合的合理方式。
在更深层次上增加居民实物及货币收入是中国经济必将面临的长期挑战。2010年的通货膨胀则将中国经济失衡的矛盾全然摆上台面，考验中国决策者的智慧与能力。
进入2010年，通货膨胀似乎切实地来到了中国老百姓的面前，自2009年11月CPI“转正”之后他们突然发现蔬菜、食用油的价格在飞速上涨。数据显示2009年12月，中国CPI增长达1.7％，大大高于此前11月0.6％的涨幅。尽管关于部分价格上涨的原因争议颇多，但仍有分析人士认为此番部分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是2009年资产价格上涨后，通货膨胀开始向日常生活用品领域蔓延。
通胀压力并不仅仅呈现在日常领域。早前，有关部门有意调整水、电及天然气价格，但一方面老百姓有意见，另一方面价格调整又似乎势在必行，因为在一场全球性通货膨胀面前，资源价格的上涨正对中国水、电及天然气价格形成巨大的压力。
恶性通胀渐逼近?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后，一场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正在眼前，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形势尤为紧迫。2009年10月，俄罗斯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10.8％，而印度同月消費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为6.7％。
全球性通货膨胀带来的是国际性的资产价格与资源价格的上涨，这给国内生活资源价格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纵观整个2009年，中国货币增长量与CPI数据显示出巨大反差。一方面是这一年产生的巨额投资与信贷，另一方面则是国内CPI很长一段时间内负增长的现实。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2009年资产价格上涨抵消了货币增长给CPI带来的压力，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吸收了大量的增长货币供应，因而实际CPI增长数据与货币增长出现巨大的差异。
进入2010年，市场开始关注在资产价格上涨之后，货币投放的惯性增长是否会带来CPI的大幅增长。分析人士预测，2010年，全年全国信贷投放增长量依然将维持在5～7.5万亿。在此基础之上，2010年的货币投放量依然将呈现高增长的局面，市场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依然存在。
2009年末至2010年初，食品等日常消费品的价格上涨的基础原因仍然在于供需矛盾。但当前的问题则是，在2009年末出台的一系列抑制房地产行业政策背景之下，食品及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可能带动市场过剩的资金向此类行业转移，并进而带动全面的消费品价格上涨。
如果立足于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调整是收紧银根，那么对于许多行业而言，游离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是一个灾难，它们流向何处就意味着泡沫在那里滋生。
市场中围绕价格与货币增长之间的博弈正在上演，过剩的资本开始在整个社会蔓延。在此基础上，2010年中国货币政策逐步走向紧缩已成共识。但也许货币政策并不能改变通货膨胀的现实，经济学家谢国忠就认为在一个全球性通货膨胀背景之下，2012年通胀将最终导致中国资产泡沫的破裂。
产能过剩已“癌变”
无论如何，2009年末中央显然意识到在陡增的货币供应量面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依然是资产价格膨胀。准备金率及可能到来的加息都在预示着货币政策从“宽松”向“适度”的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态度。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国际资讯管理公司新近发布了一份中国产能过剩的研究报告，报告对中国一系列政策提出了批评。批评的核心在于：中国面对金融危机施行的一系列刺激性政策让产能过剩危机更加严重。
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出口和投资是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企业通过不断扩大投资提升产能进行生产，将生产出来的产品用于出口，并进而获得盈利和更多的企业储蓄，然后继续用于投资与扩大生产。这样的模式推动了2000年以后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繁荣。
在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可以延续提出质疑，欧美消费市场的萎缩导致中国的出口大幅下降。尽管2009年末到现在，各种数据显示中国出口数据在回升，但仍有分析人士认为欧美国家的进口需求是出于补充库存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欧美国家的普通家庭能够回到原来的借贷消费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欧盟商会的研究报告批评中国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并没有消减部分产能，而是通过投资继续扩大产能。
产能过剩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资金的投资萎缩。由于出口不彰，社会资金无法在受出口影响较大的制造业进行投资，更多的资金进入资产领域，抬升房地产价格。2009年末，中国部分城市的房价水平已经超过了2007年同期。资产价格泡沫重回中国。
2009年末，一系列关于抑制房地产投机的金融政策出台，无论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否，资金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势在必然，这也许将带来更为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如何避免硬着陆?
迄今并不能预测此一轮通货膨胀的程度，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货币政策会缓和通货膨胀，直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完成。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的最新报告则指出：需要警惕中国经济增长的硬着陆!该报告认为，中国经济严重放缓的程度大于20％，并将会导致2500亿至1万亿美元的损失。
这意味着中国可能重新回到2007年的局面，当时在资产价格上涨的严峻形势面前有舆论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实现硬着陆。当时，中央更早地实施了货币紧缩的政策以防止国内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但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新的刺激性政策出台，资产价格迅速回涨……
比2007年更为严峻的形势是2008年新的刺激政策使得部分项目必须跟进投入，同时鉴于整个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必须通过温和的货币政策将利率回到正常水平。有研究机构对于温和的货币政策的调整依然抱有信心，他们认为建立在温和加息和准备金率调整基础上，2010年中国通货膨胀率应该在3％～4％。中国经济在2010年接受的考验并不如境外研究机构形容的那样严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认为，欧美发达国家形成的大消费习惯并不会因为一次金融危机而彻底改变，中国出口前景不如想象当中的恶劣；2009年消费市场的表现显示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并非像理论理解的那样疲弱，“金融危机前的世界经济结构并非会因为一次金融危机就发生彻底的变革，金融危机之前的世界生存模式会逐渐恢复。而中国的高增长会持续。”
事实上，中国经济失衡的真相并非难以理解。在国家指导下的投资增长和产能扩张与居民收入增长失衡。在金融危机之前，此种失衡尚可在全球范围内的消费增长延续，但当国际社会无法承担此种失衡之后，中国经济内部结构的失衡所显现的危机浮出水面。
中国并非没有意识到此种失衡情况的发生。早在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已经做出中国经济长期战略调整的决定。从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拉动的增长模式成为数年之前中国决策者的共识。
但长期战略与现实利益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矛盾。有境外研究机构批评，直至2007年上半年，政府对于调整经济结构方面的动作并不多，仅仅是在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做出了些许调整。
原因是中国似乎已经形成了对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的惯性依赖。但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口的基础消失，抑或是短暂性地消失，这将中国长期的经济结构矛盾暴露无遗。
温和的调控措施对调控技术的把握有着极高的要求，而硬着陆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阴影迄今未能从中国老百姓眼中逝去。《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下一轮全球金融》中引用一份数据显示，二战后各国的金融危机当中，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危机是成本最高的危机之一，其财政成本超过GDP的40％。
而除此之外，上一次危机当中的社会成本同样巨大。一方面是国企改革当中大量下岗职工并没有在国企减轻包袱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保证盈利之后，其在继续投资与扩大产能之间并未找到将国有企业盈利与居民财富分配相结合的合理方式。
在更深层次上增加居民实物及货币收入是中国经济必将面临的长期挑战。2010年的通货膨胀则将中国经济失衡的矛盾全然摆上台面，考验中国决策者的智慧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