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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语言学家、文章学家、原首师大张寿康教授诞辰90周年，他是我的叔叔，如今已故去24周年了，教师节将至，写此文表达我深深的怀念。
我的曾祖父是清代举人，任礼部侍郎家馆（家庭教师）。祖父从事官话字母教学，与语言学家王照先生来往密切，这对叔叔后来从事语言学研究影响很大。虽然祖父去世得很早，但叔叔自小就为学上进，不满6岁就上小学，学习用功、刻苦，作文多次获奖。中学他是在很重视文言文教学的四存中学读的，这也奠定他厚实的文言基础。更幸运的是，在北平师范大学的4年中，他得到了黎锦熙、罗常培、陆宗达等名师的指导。那时我已六七岁，见他从早到晚不是背诵诗词就是和同学研讨学问。每天，他书房的灯亮得最早，晚上熄得最晚。在原女一中教学期间，他又把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中，是学生最喜爱的老师，在他的身边，总围着—群群好学的学生。
到北京师院后，正当他要发挥更大才智时，1957年被划为右派，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然而，就在这20年的逆境中，他受到叶圣陶先生、吕叔湘先生、老舍先生的教诲和鼓励，受到吴晓玲、侯宝林、张志公先生的关照，从而增强了他生活的信心。他的精神未垮，事业未衰，他夜以继日勤奋苦读，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制作了大量的学术科研卡片。有时在深夜，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学术问题，就会马上敲开我们的房门，欣喜得像个孩子似的和我们交谈……也许，正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执着与奋斗，才使他在平反后10年里写出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作为学者，他是严谨的；作为老师，他是严格的。不管是对自家的子侄还是学校的学生，他一样严肃认真、诲人不倦。对他的学生，他不仅是老师，还是长辈。只要学生有所求，他总是放下工作，尽量满足。他每天都接到很多来信，有求教的，有求作序的、求写书的，他都按时回信。1984年初，四川一个中学生写信给他请教高考复习的问题，他把信交给我：“你是搞语文教研的，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一定要好好地答复人家！别辜负了人家的一片期望！”像这样的事，他不知做了多少！他常对晚辈们说：“做人和做学问一样，都需要一种精神，那就是‘真’！做人要真诚，做学问要认真，两样缺一样都不算具备完整的人格。”他是这样说的，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呢？在他的身上，我不仅找到了自己行为的楷模，更使我看到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忠贞不渝、无私奉献的伟大人格！我将会永远铭记他在1987年赠我的那首《七绝·示子侄一书赠浩侄》：“好画流丹血作色，鲜花悦目汗入盆。浮云似物终成幻，不历艰辛不进门。”
往事如烟，如今只剩下深深的怀念了。张浩文并供图
杨汝兴老师今年99
我和老伴儿高淑清都是北京64中学的学生，1961年9月上初中时与杨汝兴老师相识，至今我们和99岁的杨老师仍保持着联系。
杨老师中等身材，大眼睛、短头发。她教我们七班数，讲课时声音清脆，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都听得格外清楚。上初二时，我的眼睛开始近视，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迹，杨老师知道后让我坐到前排抄题，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答题。杨老师是高淑清所在四班的班主任，1964年7月初中毕业时，杨老师和四班全体学生在北海公园的合影，现在还保存在我家的影集中。
杨老师大学毕业后就到学校教书，当了一辈子老师。她对昔日的学生特别关心，跟许多学生还保持着联系。记得2006年10月16日上午，在同学闰雪英的搀扶下，杨老师爬楼梯到五层我们家“家访”，与老师分别40多年，师生情不减当年。2008年5月1日，杨老师的学生铁振华的女儿结婚，92岁的杨老师亲临现场祝贺，新人的亲朋好友以掌声欢迎，不少人与杨老师合影留念。
杨老师性格开朗，始终保持心情愉悦，即使遇到困难或问题，她也乐观对待，她曾说过“要善待他人，也要善待自己”。杨老师眼不花，耳有一点背，每天都闲不住，她的儿媳佟淑兰女士告诉我，杨老师自己洗澡、洗小件的衣服；她的三餐很简单，家里人吃什么她就吃什么，不用单做饭。她的牙特别好，除个别是假牙，满嘴都是真牙。
杨老师爱旅游，前几年她独自去美国探亲；她还在儿子儿媳的陪伴下坐老年专列到南方旅游。杨老师爱动脑，对数独游戏情有独钟，孙子给她买的数独游戏机就放在她的床头，每天做数独题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乐趣。她还喜欢看排球，尤其是中国女排的比赛，电视只要直播或转播，她一场不落地观看，有时女排输了，她还偷偷掉眼泪。她在屋里能自己活动，我们推她出去转转时，她显得特别高兴。”
马仲清文并摄
高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珍藏着一张高老师当年的照片。一看到这照片，我就想起他对我的培养教育，深感他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我家祖辈扛长活出身，父亲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1947年，小伙伴们都去上学了，我也想读书，可父亲却说上学没用。我背着父亲扛着凳子，从村后偷偷去上学了。
老师是本村的高畔芝大叔。那年头没课本，大叔教我们珠算、毛笔字、识字、算术，我成了我家的“小先生”。初小毕业后，因附近没有高小，我就回家务农了。1951年春，邻庄周村成立了高小，高畔芝老师去当校长。一天晚上他来到我家，动员我去上高小。我说不去了，年岁大了，都该娶媳妇了。大叔说：“该娶媳妇才去上学呢，才会学好！你现在虽然识俩字，但干得了啥？告诉你吧，赶上了这好时代，不去上学的是傻瓜！”
初小四年，大叔对我很好，手把手地教我，见他说得动情了，我答应他去上高小。父兄整天泥里水里地干活，我总过意不去，甚至觉得对不起他们，因此我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生活。我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上下学的路上还在背书，回到家吃点东西又去小树林里“啃课本”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学习成绩上去了，还被选为学习委员。大叔对我很满意，感到给他争光了。
高小毕业后，县里招50名小学教师，初中招两个班。我问大叔报考小学教师还是考初中，他说两个都报，考上哪个去哪个，两个都考上自己挑。结果都考上了，小学教师还考了第一名。但我选择了上初中，成了我村第一个中学生。以后我又上了师范、师专，并带回了同窗的未婚妻。
我有二男一女，大儿子是博士后，二儿子是硕士研究生，现都在美国工作，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我们身边教英语。我和老伴都已退休，生活很美满。吃水不忘打井人，是恩师改变了我的命运。
张希合文并供图
我的曾祖父是清代举人，任礼部侍郎家馆（家庭教师）。祖父从事官话字母教学，与语言学家王照先生来往密切，这对叔叔后来从事语言学研究影响很大。虽然祖父去世得很早，但叔叔自小就为学上进，不满6岁就上小学，学习用功、刻苦，作文多次获奖。中学他是在很重视文言文教学的四存中学读的，这也奠定他厚实的文言基础。更幸运的是，在北平师范大学的4年中，他得到了黎锦熙、罗常培、陆宗达等名师的指导。那时我已六七岁，见他从早到晚不是背诵诗词就是和同学研讨学问。每天，他书房的灯亮得最早，晚上熄得最晚。在原女一中教学期间，他又把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中，是学生最喜爱的老师，在他的身边，总围着—群群好学的学生。
到北京师院后，正当他要发挥更大才智时，1957年被划为右派，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然而，就在这20年的逆境中，他受到叶圣陶先生、吕叔湘先生、老舍先生的教诲和鼓励，受到吴晓玲、侯宝林、张志公先生的关照，从而增强了他生活的信心。他的精神未垮，事业未衰，他夜以继日勤奋苦读，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制作了大量的学术科研卡片。有时在深夜，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学术问题，就会马上敲开我们的房门，欣喜得像个孩子似的和我们交谈……也许，正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执着与奋斗，才使他在平反后10年里写出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作为学者，他是严谨的；作为老师，他是严格的。不管是对自家的子侄还是学校的学生，他一样严肃认真、诲人不倦。对他的学生，他不仅是老师，还是长辈。只要学生有所求，他总是放下工作，尽量满足。他每天都接到很多来信，有求教的，有求作序的、求写书的，他都按时回信。1984年初，四川一个中学生写信给他请教高考复习的问题，他把信交给我：“你是搞语文教研的，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一定要好好地答复人家！别辜负了人家的一片期望！”像这样的事，他不知做了多少！他常对晚辈们说：“做人和做学问一样，都需要一种精神，那就是‘真’！做人要真诚，做学问要认真，两样缺一样都不算具备完整的人格。”他是这样说的，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呢？在他的身上，我不仅找到了自己行为的楷模，更使我看到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忠贞不渝、无私奉献的伟大人格！我将会永远铭记他在1987年赠我的那首《七绝·示子侄一书赠浩侄》：“好画流丹血作色，鲜花悦目汗入盆。浮云似物终成幻，不历艰辛不进门。”
往事如烟，如今只剩下深深的怀念了。张浩文并供图
杨汝兴老师今年99
我和老伴儿高淑清都是北京64中学的学生，1961年9月上初中时与杨汝兴老师相识，至今我们和99岁的杨老师仍保持着联系。
杨老师中等身材，大眼睛、短头发。她教我们七班数，讲课时声音清脆，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都听得格外清楚。上初二时，我的眼睛开始近视，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迹，杨老师知道后让我坐到前排抄题，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答题。杨老师是高淑清所在四班的班主任，1964年7月初中毕业时，杨老师和四班全体学生在北海公园的合影，现在还保存在我家的影集中。
杨老师大学毕业后就到学校教书，当了一辈子老师。她对昔日的学生特别关心，跟许多学生还保持着联系。记得2006年10月16日上午，在同学闰雪英的搀扶下，杨老师爬楼梯到五层我们家“家访”，与老师分别40多年，师生情不减当年。2008年5月1日，杨老师的学生铁振华的女儿结婚，92岁的杨老师亲临现场祝贺，新人的亲朋好友以掌声欢迎，不少人与杨老师合影留念。
杨老师性格开朗，始终保持心情愉悦，即使遇到困难或问题，她也乐观对待，她曾说过“要善待他人，也要善待自己”。杨老师眼不花，耳有一点背，每天都闲不住，她的儿媳佟淑兰女士告诉我，杨老师自己洗澡、洗小件的衣服；她的三餐很简单，家里人吃什么她就吃什么，不用单做饭。她的牙特别好，除个别是假牙，满嘴都是真牙。
杨老师爱旅游，前几年她独自去美国探亲；她还在儿子儿媳的陪伴下坐老年专列到南方旅游。杨老师爱动脑，对数独游戏情有独钟，孙子给她买的数独游戏机就放在她的床头，每天做数独题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乐趣。她还喜欢看排球，尤其是中国女排的比赛，电视只要直播或转播，她一场不落地观看，有时女排输了，她还偷偷掉眼泪。她在屋里能自己活动，我们推她出去转转时，她显得特别高兴。”
马仲清文并摄
高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珍藏着一张高老师当年的照片。一看到这照片，我就想起他对我的培养教育，深感他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我家祖辈扛长活出身，父亲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1947年，小伙伴们都去上学了，我也想读书，可父亲却说上学没用。我背着父亲扛着凳子，从村后偷偷去上学了。
老师是本村的高畔芝大叔。那年头没课本，大叔教我们珠算、毛笔字、识字、算术，我成了我家的“小先生”。初小毕业后，因附近没有高小，我就回家务农了。1951年春，邻庄周村成立了高小，高畔芝老师去当校长。一天晚上他来到我家，动员我去上高小。我说不去了，年岁大了，都该娶媳妇了。大叔说：“该娶媳妇才去上学呢，才会学好！你现在虽然识俩字，但干得了啥？告诉你吧，赶上了这好时代，不去上学的是傻瓜！”
初小四年，大叔对我很好，手把手地教我，见他说得动情了，我答应他去上高小。父兄整天泥里水里地干活，我总过意不去，甚至觉得对不起他们，因此我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生活。我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上下学的路上还在背书，回到家吃点东西又去小树林里“啃课本”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学习成绩上去了，还被选为学习委员。大叔对我很满意，感到给他争光了。
高小毕业后，县里招50名小学教师，初中招两个班。我问大叔报考小学教师还是考初中，他说两个都报，考上哪个去哪个，两个都考上自己挑。结果都考上了，小学教师还考了第一名。但我选择了上初中，成了我村第一个中学生。以后我又上了师范、师专，并带回了同窗的未婚妻。
我有二男一女，大儿子是博士后，二儿子是硕士研究生，现都在美国工作，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我们身边教英语。我和老伴都已退休，生活很美满。吃水不忘打井人，是恩师改变了我的命运。
张希合文并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