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一次会议期间，针对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坐经济舱来华赴任一事，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前中国驻法大使赵进军认为，简单地把美国大使和中国大使的待遇进行比较是不客观的。赵进军院长还表示自己出去当大使肯定是坐头等舱。此言一出，在网上引起了不少批评之声。而批评意见主要是将坐头等舱的待遇与中国目前急待解决的一些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并认为这种待遇有任意挥霍纳税人钱财的嫌疑。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大使坐头等舱这件事，特别是如何看待“勤俭办外交”这一原则，又应该如何看待网上这些批评意见呢？我认为，对待这些意见一方面应该虚心听取，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这些意见是有失偏颇的，出现这种看法的原因是由于对外交工作的特殊性缺乏了解。赵进军院长在上述会议上说的是：“（我国）更多地认为大使是代表国家的，因此我当大使出去肯定是头等舱。”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中国，而是自现代外交产生以来，使节就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代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荣誉。外交使节往往是由派遣国的国家元首向驻在国的国家元首直接派出的。外交使节这种身份和工作的特殊性必然决定了他们要享有相当的尊荣与待遇，这种尊荣与待遇更多地被称为外交特权与豁免。外交使节被授予尊荣与权利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国家的代表，而他们所享有的尊荣与权利是与他们行使职务、开展工作密切相关的。外交使节享有的特权与豁免不仅是现代外交几百年来的实践所形成的惯例，更是为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所确定的规则。因此，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使节，乘飞机坐头等舱，这并不为过。实际上，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使节还享有比坐头等舱更多的特权与豁免。如外交使节一般都有自己独立的官邸，而官邸具有绝对的不可侵犯性。使节的汽车上可以悬挂派遣国的国旗和国徽等等。笔者也曾在外国驻华使馆工作。在一些外交活动的场合，只要大使到场，无论参加活动的人员有成百上千，大家都要全体起立鼓掌致意。应该说，外交使节所享有的尊荣与待遇往往会超过国内级别更高的官员，而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尊崇与荣誉并不是给予个人，而是表达了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尊重。
　　在英国等保留君主制的西方国家，迎接外国新任大使到任时都仍然保留着一些隆重的国王接见、递交国书等仪式。如果只以“勤俭节约”作为标准来衡量，那么这些国家的纳税人似乎可以要求把这些繁文缛节都取消，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这就说明勤俭并不能成为安排外交工作、制定外交制度的惟一标准。我相信骆家辉大使到任之后，很多看似“讲排场”而实际上不是“讲排场”的尊荣与待遇他是不会放弃的，也是不容他放弃的。因为这些所谓“排场”并不是给他个人生活的安排，而是对美国这个大国的尊重。骆家辉大使会放弃大使官邸去住普通公寓吗，会放弃飘扬着美国国旗的豪华座驾打的去办公吗？我想他不会。
　　其次，我相信在每一位中国外交工作者的头脑中，“勤俭办外交”这根弦从来没有松懈过。老一辈领导人的率先垂范自不必说。早在30年前，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就曾经搭乘过民航班机。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礼宾制度在不断改革，而这种改革的重要取向就是简单朴素。
　　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上的批评意见是把中国大使坐头等舱与目前的一些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而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和所隐含的解决问题的模式仍然没有脱离“均贫富”、“劫富济贫”的思想窠臼。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一方面是要增加社会的财富，另一方面是要强调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偏废任何一点都是错误的。将中国大使坐头等舱与孩子上不起学、病人治不起病对立起来，就等于是把外交工作和其他工作割裂开来。而实际上，外交工作与其他工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国外交工作的核心目的是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为了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如果“勒紧裤带办外交”就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将一个社会领域内的财富削减下来赋予另一个社会领域，这种思路在社会财富分配制度还不完善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切切不可如此行事的。机械地“均贫富”不能实现有意义的社会公平，而只能阻碍社会的进步。
　　因此，对于中国大使坐头等舱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在不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中国大使乘飞机坐头等舱并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