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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秦城监狱有中国“第一监狱”的称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曾关押过国民党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文革”中关押着不少当时所谓的重要“政治犯”，包括由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由第二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军队系统的相关人员，由第三专案办公室审查的中央委员、省部级领导。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后来也被关在秦城监狱。
曾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的阎明复，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文革后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
84岁的阎明复近期出版了95万字的回忆录，本文是其中的一部分。
代号：“67124”
1967年11月17日夜，我这个被“公审”、“逮捕”的“苏修特务”，坐在两名军人的中间，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轿车开向哪里……走了很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夜灯的照明下，看到马路北侧有一大排平房，当中有一个紧闭的大门，外表看上去同农村地区的政府大院没什么两样。押送我的军人把我带进一间平房，交给了那里的军人，他们就走了。
值班的军人叫我把衣服脱光，换上他们发的白色粗布的衬衣衬裤、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没有裤带，只在上端缝了两根短短的窄布条，用以系扎裤子，棉裤根本扎不紧，走路时要用手提着。值班的军人叫我把鞋袜都脱下来，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发报机吧。
接着，一名军人带着我走过庭院，来到一座设有电网的高墙院子，高大的铁门紧闭着，旁边的哨兵接过通行证，打开了小门，放我们进去。高墙院子里有几座院落，每个院子都有大墙围着，从一个小门进去，就是关押犯人的楼房了。
在楼里，押送我的军人把我交给了管理员。管理员领着我走过很长的过道，其一侧是灰墙，一侧是一间一间的牢房。走到一间牢房的门口，他用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锁，打开外面的铁门，接着又打开里面的木门，让我进去，对我说，你的代号是“67124”，在这里不允许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号。他还接着宣布了其他几条纪律：一、不许大声说话、唱歌；二、不许在墙上乱画；三、按哨声起床和就寝，有事报告；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谈。他发给我两个搪瓷饭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脸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纸。他说，每次开饭的时候发开水。说完他就走了，先关上木门，后关上铁门，最后听见了上锁的声音。
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多步，竖向有五六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
我正在观察，突然听到门上传来声音催我睡觉。我抬头一看，原来门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门，此时小门打开了，只能看见哨兵的脸。我赶快脱下棉衣，钻进被窝。这时才发现，好像室内没暖气，被褥又太薄，又没枕头，当晚冻得我彻夜未眠。
次日清晨，我听见哨声立即起床——我始终没搞清楚几点钟起床，可能是六时或六时半，也可能是七时。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小车的轮声。小车很快到我门前停了下来，突然看见木门下端的小门打开了，管理员说，开饭了，把饭碗、水杯拿出来。于是，我连忙把两个碗和水杯放在小门外面，管理员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饭放在一只碗里，另一只碗里则放了一个窝窝头和一点咸菜，又用大勺舀了开水倒在水杯里，说一天就三杯开水，省着点儿喝。我把饭碗和水杯拿进来后，小门就关上了。昨夜彻夜未眠，早饭后困劲上来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没等合眼，木门上端的小门打开了，哨兵厉声地说，白天不准睡觉！我立刻爬了起来，坐在床上。
“秦城人”的特征
我们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员的眼皮底下被“牢规”管制的。
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员、看守。我不知道他们应怎样称呼。
所谓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们的牢门外是一道长长的走廊，一个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他们在走廊里巡视，从每间囚室门上的窥孔监视犯人，发现有违规时，如白天卧床、大声说话，等等，当即纠正，或报告管理员处理。每天起床哨一响，就得迅速地爬起来，谁起来得慢或起不来，他们就来干涉。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会命令你站起来。睡觉时如果不面向门，他们也会立刻踢门。晚上睡着了，不慎翻身脸向墙，那可不得了了，只听见哨兵用大皮靴使劲踢铁门，直到把人吵醒，再翻过身来，或身体正卧或朝向铁门。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发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单侧睡眠，不少犯人的脸的一侧都变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个特征。
他们不能随意开门进入囚室。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换新的。
管理员是不常换的，通常少言寡语。管理员做的事情，据我看到的，则是处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务，如放风、洗澡、发饭、发报、押送犯人去审讯室、去门诊室、去探访室（如有亲属来探监），等等。犯人有事都要向他们讲。同他们讲话要先说“报告”。管理员有权打开囚室的门，进入囚室，对犯人进行管制。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他们之手。
秦城的伙食
入狱后的大半年，的确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质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饭、一个小窝头，就是一顿早饭；中饭或晚饭，有时是两个小窝头或一碗糙米饭和半碗菜。我们吃的菜可能是劳改农场供应的。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来了就吃菠菜，一吃就连续吃上个二十多天，然后就是小白菜、萝卜，等等。这些蔬菜看来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锅煮一下，盛到碗里上面是菜叶，下面是泥汤，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 最难熬的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一天只给两顿饭，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来早饭，大都是两个窝头，下午两三点钟就开中饭，也是两个窝头。这样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饭吃，这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心里发慌。而遇到五一、十一节日连续放两天假时，更是难上加难。
1968年夏天以后，伙食有明显改善。我获释后了解到，当时有几位老同志在狱中死去，周总理闻讯后特地到秦城视察，指示要认真改善审查对象的生活。于是，每个星期菜里也出现一两小块肉，或菜汤里有一点点儿的油花。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
而每次过春节，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饼，我们要几个，管理员给几个，而且还来回地打开每个囚室的小门问，还要不要……记得一次，我吃过十多个包子、八九个大油饼，吃完以后，胃胀得难受。
囚徒生活
独牢中孤独漫长的七年半（前六年不许探监）是一天天熬过去的。每天的生活是机械的：看报、读书、吃饭、睡觉、自言自语、唱歌、转圈散步，还有隔三岔五的放风，以及每月一次的洗澡，理发、剪指甲……
入狱一个多月后，就允许我看《人民日报》了。每天上午，管理员把当天的报纸发给我，第二天发报时收走前一天的。当时，每三个犯人看一份报纸，第一天管理员发给我当天的报，第二天发报的同时要收回前一天的报纸，再发给邻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这份报发给第三位犯人。
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报纸。我记得，有一次管理员给我右边囚室的犯人发了报，接着他又对这位难友说，发错了，发错了，你现在没有资格看报，快退给我！这位难友可能与外界隔离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报纸，哪里肯退给管理员。管理员只好打开囚室的门，走进去把报纸抢了回来。这样我才明白，让我看报，显然是我的问题基本查清了。
入狱初期，发给我的书籍有限，只发了《毛泽东选集》，我反复通读了两三遍，有些文章还能背诵。可以说，狱中精读毛选，对我1976年参加《毛泽东选集》五卷的翻译工作时领会精神、查找出处都有极大好处。后来监狱图书室的藏书，包括《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等等，以及家属探监时送来的大量书籍，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还是王亚南译的艰涩难读的《资本论》，甚至中学几何、小学生英语自学读本，只要我到手的书，一律通读。
读书之余，为了休息眼睛，打发时间，我常常在囚室里一边散步一边小声地唱歌。先从中国歌唱起，从《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唱起，把我学过的革命歌曲都唱遍了，又唱起孩提时代学的童歌，什么《采菱歌》呀、《小放牛》呀，唱完了童歌又唱起了抗战歌曲，什么《松花江上》呀、《游击队之歌》呀，最后又唱起了《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情歌。唱着中国歌曲熬过了大半年，接着又哼起了学生时代学的苏联歌曲。
唱歌之外，我还常常在牢内散步时自己跟自己说话，小声地用俄文自言自语；有时还大段大段地背诵《毛泽东选集》的文章……既可以避免因长期不讲话而失声，又能多一种度日的“游戏”。
不知不觉地，打发了漫长的狱中岁月。
单人独浴
“文革”初始，公安系统受到极大冲击，军队进行接管，秦城监狱也不例外，原来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坏了。比如说，我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放风，整天憋在囚室里。幸亏是冬天，牢房又大，没感到空气污浊。头几个月一直没理发，头发长得长长的，这倒也能忍受。最难受的是头几个月无法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指甲不仅长得老长老长的，而且向肉里长，我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手指甲。当然，更谈不上洗澡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对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轨。每个月管理员给犯人剪一次头。剪头的时候，管理员叫犯人到走廊里，坐在凳子上，披一块布，就动手推起来了。当然剃成光头，而且是快速的，咔嚓咔嚓几下就完工，推子钝有时免不了连推带拔。剪指甲当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员打开囚室的门，走进来，说剪指甲啦，然后递给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让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严肃地监视，一言不发，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
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节前后，开始安排犯人洗澡。因为是隔离性的监狱，每个犯人住独牢，不能让彼此有任何接触，所以不论是洗澡、放风或提审，都要严守犯人彼此不见面的监规。浴室就在这座楼内的北边，有五间淋浴间排成一排，每间有门，对面的墙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一个管理员，在第一个拐角处有第二个管理员，以此类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
洗澡时，第一个犯人在走廊里走过拐角，才让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个犯人走过第二个拐角，才让第二个犯人转弯走到第二个走廊，此时才让第三个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处，以此类推。在浴室，第一个犯人走进最里面的淋浴间，管理员从外面把门闩上，才让第二个犯人走进浴室，进到倒数第二个淋浴间，如此类推……从第一名犯人走进淋浴室起，就有一个管理员在只砌了一半的墙外走来走去地监视。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顺序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倒过来。洗浴的时间大概不到十分钟，动作慢了，管理员就会大声催促，快一点儿，快一点儿……习惯了以后，每次听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里就解开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到澡堂用热水冲几下就万事大吉了。
放风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开始的。
“U”字牢房，中间就是放风场，由长方形的格子间组成，东西两侧各十间。每个格子间都是露天的，有个小门，进去三面是墙，放风就是在格子间里“坐井观天”。
放风场上面有一“天桥”，哨兵在上面来回巡视，监视每个格子间里犯人的动静。犯人从囚室到放风场的押送办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办法相同，只不过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罢了。
放风的时间大概是四十分钟。一开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后，放风的时间多了，一周至少有一两次。每次放风，都走进不同的格子间，地上总是有扫帚扫过的痕迹，后来才猜到，这是防范犯人们在地上留下什么暗号，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后，哨兵们赶快扫一遍。
父子同狱
在牢房里，与我同在的唯一大个儿的动物是蜘蛛。
我常常坐在床上仔细观望这些长着长短不一的毛茸茸的腿、鼓鼓囊囊的肚子、畸形脑袋的黑灰色的小动物，默默地看着它们如何在屋顶墙角编织网罗食物的大网。当小虫被网粘住而拼命挣扎时，它们又怎样迅速地扑上去，用黏黏的蛛丝把猎物缠得严严实实，把针尖似的嘴插进它的躯干，从容地吸干它的汁液。有时，我在想，多亏这些蜘蛛吞噬小虫，否则自己肯定会遭到更多蚊虫的叮咬。
1968年四五月，我偶尔听到十分熟悉的咳嗽声，像我父亲的声音。但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久后一天，我突然发现从门底下的缝隙中钻出来一只蜘蛛，径直朝着我的床爬来，我马上联想到，是不是老父亲出了什么事，它来预示什么？我默默地说，蜘蛛呀，你如果想告诉我什么的话，我知道了，你就转身走吧，我不会伤害你。说也奇怪，它果然向左边的墙壁爬去，爬上墙后却掉进了墙边的洗脸池里，怎么也爬不出来。我连忙走过去，用手纸把它拨拉出来。之后，它又慢慢地爬向门口，从门缝里钻了出去。
后来，一连几天我一直心神不宁，为父亲的安危而担忧，又为自己的迷信想法而自嘲。
谁能想到，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父亲竟然也被关进秦城监狱。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人：父亲代号67100，而我的代号是67124。
“文革”后我才知道，就在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过了没几天，备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了我们。■
曾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的阎明复，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文革后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
84岁的阎明复近期出版了95万字的回忆录，本文是其中的一部分。
代号：“67124”
1967年11月17日夜，我这个被“公审”、“逮捕”的“苏修特务”，坐在两名军人的中间，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轿车开向哪里……走了很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夜灯的照明下，看到马路北侧有一大排平房，当中有一个紧闭的大门，外表看上去同农村地区的政府大院没什么两样。押送我的军人把我带进一间平房，交给了那里的军人，他们就走了。
值班的军人叫我把衣服脱光，换上他们发的白色粗布的衬衣衬裤、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没有裤带，只在上端缝了两根短短的窄布条，用以系扎裤子，棉裤根本扎不紧，走路时要用手提着。值班的军人叫我把鞋袜都脱下来，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发报机吧。
接着，一名军人带着我走过庭院，来到一座设有电网的高墙院子，高大的铁门紧闭着，旁边的哨兵接过通行证，打开了小门，放我们进去。高墙院子里有几座院落，每个院子都有大墙围着，从一个小门进去，就是关押犯人的楼房了。
在楼里，押送我的军人把我交给了管理员。管理员领着我走过很长的过道，其一侧是灰墙，一侧是一间一间的牢房。走到一间牢房的门口，他用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锁，打开外面的铁门，接着又打开里面的木门，让我进去，对我说，你的代号是“67124”，在这里不允许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号。他还接着宣布了其他几条纪律：一、不许大声说话、唱歌；二、不许在墙上乱画；三、按哨声起床和就寝，有事报告；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谈。他发给我两个搪瓷饭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脸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纸。他说，每次开饭的时候发开水。说完他就走了，先关上木门，后关上铁门，最后听见了上锁的声音。
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多步，竖向有五六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
我正在观察，突然听到门上传来声音催我睡觉。我抬头一看，原来门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门，此时小门打开了，只能看见哨兵的脸。我赶快脱下棉衣，钻进被窝。这时才发现，好像室内没暖气，被褥又太薄，又没枕头，当晚冻得我彻夜未眠。
次日清晨，我听见哨声立即起床——我始终没搞清楚几点钟起床，可能是六时或六时半，也可能是七时。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小车的轮声。小车很快到我门前停了下来，突然看见木门下端的小门打开了，管理员说，开饭了，把饭碗、水杯拿出来。于是，我连忙把两个碗和水杯放在小门外面，管理员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饭放在一只碗里，另一只碗里则放了一个窝窝头和一点咸菜，又用大勺舀了开水倒在水杯里，说一天就三杯开水，省着点儿喝。我把饭碗和水杯拿进来后，小门就关上了。昨夜彻夜未眠，早饭后困劲上来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没等合眼，木门上端的小门打开了，哨兵厉声地说，白天不准睡觉！我立刻爬了起来，坐在床上。
“秦城人”的特征
我们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员的眼皮底下被“牢规”管制的。
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员、看守。我不知道他们应怎样称呼。
所谓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们的牢门外是一道长长的走廊，一个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他们在走廊里巡视，从每间囚室门上的窥孔监视犯人，发现有违规时，如白天卧床、大声说话，等等，当即纠正，或报告管理员处理。每天起床哨一响，就得迅速地爬起来，谁起来得慢或起不来，他们就来干涉。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会命令你站起来。睡觉时如果不面向门，他们也会立刻踢门。晚上睡着了，不慎翻身脸向墙，那可不得了了，只听见哨兵用大皮靴使劲踢铁门，直到把人吵醒，再翻过身来，或身体正卧或朝向铁门。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发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单侧睡眠，不少犯人的脸的一侧都变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个特征。
他们不能随意开门进入囚室。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换新的。
管理员是不常换的，通常少言寡语。管理员做的事情，据我看到的，则是处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务，如放风、洗澡、发饭、发报、押送犯人去审讯室、去门诊室、去探访室（如有亲属来探监），等等。犯人有事都要向他们讲。同他们讲话要先说“报告”。管理员有权打开囚室的门，进入囚室，对犯人进行管制。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他们之手。
秦城的伙食
入狱后的大半年，的确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质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饭、一个小窝头，就是一顿早饭；中饭或晚饭，有时是两个小窝头或一碗糙米饭和半碗菜。我们吃的菜可能是劳改农场供应的。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来了就吃菠菜，一吃就连续吃上个二十多天，然后就是小白菜、萝卜，等等。这些蔬菜看来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锅煮一下，盛到碗里上面是菜叶，下面是泥汤，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 最难熬的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一天只给两顿饭，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来早饭，大都是两个窝头，下午两三点钟就开中饭，也是两个窝头。这样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饭吃，这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心里发慌。而遇到五一、十一节日连续放两天假时，更是难上加难。
1968年夏天以后，伙食有明显改善。我获释后了解到，当时有几位老同志在狱中死去，周总理闻讯后特地到秦城视察，指示要认真改善审查对象的生活。于是，每个星期菜里也出现一两小块肉，或菜汤里有一点点儿的油花。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
而每次过春节，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饼，我们要几个，管理员给几个，而且还来回地打开每个囚室的小门问，还要不要……记得一次，我吃过十多个包子、八九个大油饼，吃完以后，胃胀得难受。
囚徒生活
独牢中孤独漫长的七年半（前六年不许探监）是一天天熬过去的。每天的生活是机械的：看报、读书、吃饭、睡觉、自言自语、唱歌、转圈散步，还有隔三岔五的放风，以及每月一次的洗澡，理发、剪指甲……
入狱一个多月后，就允许我看《人民日报》了。每天上午，管理员把当天的报纸发给我，第二天发报时收走前一天的。当时，每三个犯人看一份报纸，第一天管理员发给我当天的报，第二天发报的同时要收回前一天的报纸，再发给邻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这份报发给第三位犯人。
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报纸。我记得，有一次管理员给我右边囚室的犯人发了报，接着他又对这位难友说，发错了，发错了，你现在没有资格看报，快退给我！这位难友可能与外界隔离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报纸，哪里肯退给管理员。管理员只好打开囚室的门，走进去把报纸抢了回来。这样我才明白，让我看报，显然是我的问题基本查清了。
入狱初期，发给我的书籍有限，只发了《毛泽东选集》，我反复通读了两三遍，有些文章还能背诵。可以说，狱中精读毛选，对我1976年参加《毛泽东选集》五卷的翻译工作时领会精神、查找出处都有极大好处。后来监狱图书室的藏书，包括《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等等，以及家属探监时送来的大量书籍，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还是王亚南译的艰涩难读的《资本论》，甚至中学几何、小学生英语自学读本，只要我到手的书，一律通读。
读书之余，为了休息眼睛，打发时间，我常常在囚室里一边散步一边小声地唱歌。先从中国歌唱起，从《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唱起，把我学过的革命歌曲都唱遍了，又唱起孩提时代学的童歌，什么《采菱歌》呀、《小放牛》呀，唱完了童歌又唱起了抗战歌曲，什么《松花江上》呀、《游击队之歌》呀，最后又唱起了《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情歌。唱着中国歌曲熬过了大半年，接着又哼起了学生时代学的苏联歌曲。
唱歌之外，我还常常在牢内散步时自己跟自己说话，小声地用俄文自言自语；有时还大段大段地背诵《毛泽东选集》的文章……既可以避免因长期不讲话而失声，又能多一种度日的“游戏”。
不知不觉地，打发了漫长的狱中岁月。
单人独浴
“文革”初始，公安系统受到极大冲击，军队进行接管，秦城监狱也不例外，原来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坏了。比如说，我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放风，整天憋在囚室里。幸亏是冬天，牢房又大，没感到空气污浊。头几个月一直没理发，头发长得长长的，这倒也能忍受。最难受的是头几个月无法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指甲不仅长得老长老长的，而且向肉里长，我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手指甲。当然，更谈不上洗澡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对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轨。每个月管理员给犯人剪一次头。剪头的时候，管理员叫犯人到走廊里，坐在凳子上，披一块布，就动手推起来了。当然剃成光头，而且是快速的，咔嚓咔嚓几下就完工，推子钝有时免不了连推带拔。剪指甲当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员打开囚室的门，走进来，说剪指甲啦，然后递给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让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严肃地监视，一言不发，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
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节前后，开始安排犯人洗澡。因为是隔离性的监狱，每个犯人住独牢，不能让彼此有任何接触，所以不论是洗澡、放风或提审，都要严守犯人彼此不见面的监规。浴室就在这座楼内的北边，有五间淋浴间排成一排，每间有门，对面的墙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一个管理员，在第一个拐角处有第二个管理员，以此类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
洗澡时，第一个犯人在走廊里走过拐角，才让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个犯人走过第二个拐角，才让第二个犯人转弯走到第二个走廊，此时才让第三个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处，以此类推。在浴室，第一个犯人走进最里面的淋浴间，管理员从外面把门闩上，才让第二个犯人走进浴室，进到倒数第二个淋浴间，如此类推……从第一名犯人走进淋浴室起，就有一个管理员在只砌了一半的墙外走来走去地监视。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顺序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倒过来。洗浴的时间大概不到十分钟，动作慢了，管理员就会大声催促，快一点儿，快一点儿……习惯了以后，每次听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里就解开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到澡堂用热水冲几下就万事大吉了。
放风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开始的。
“U”字牢房，中间就是放风场，由长方形的格子间组成，东西两侧各十间。每个格子间都是露天的，有个小门，进去三面是墙，放风就是在格子间里“坐井观天”。
放风场上面有一“天桥”，哨兵在上面来回巡视，监视每个格子间里犯人的动静。犯人从囚室到放风场的押送办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办法相同，只不过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罢了。
放风的时间大概是四十分钟。一开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后，放风的时间多了，一周至少有一两次。每次放风，都走进不同的格子间，地上总是有扫帚扫过的痕迹，后来才猜到，这是防范犯人们在地上留下什么暗号，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后，哨兵们赶快扫一遍。
父子同狱
在牢房里，与我同在的唯一大个儿的动物是蜘蛛。
我常常坐在床上仔细观望这些长着长短不一的毛茸茸的腿、鼓鼓囊囊的肚子、畸形脑袋的黑灰色的小动物，默默地看着它们如何在屋顶墙角编织网罗食物的大网。当小虫被网粘住而拼命挣扎时，它们又怎样迅速地扑上去，用黏黏的蛛丝把猎物缠得严严实实，把针尖似的嘴插进它的躯干，从容地吸干它的汁液。有时，我在想，多亏这些蜘蛛吞噬小虫，否则自己肯定会遭到更多蚊虫的叮咬。
1968年四五月，我偶尔听到十分熟悉的咳嗽声，像我父亲的声音。但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久后一天，我突然发现从门底下的缝隙中钻出来一只蜘蛛，径直朝着我的床爬来，我马上联想到，是不是老父亲出了什么事，它来预示什么？我默默地说，蜘蛛呀，你如果想告诉我什么的话，我知道了，你就转身走吧，我不会伤害你。说也奇怪，它果然向左边的墙壁爬去，爬上墙后却掉进了墙边的洗脸池里，怎么也爬不出来。我连忙走过去，用手纸把它拨拉出来。之后，它又慢慢地爬向门口，从门缝里钻了出去。
后来，一连几天我一直心神不宁，为父亲的安危而担忧，又为自己的迷信想法而自嘲。
谁能想到，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父亲竟然也被关进秦城监狱。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人：父亲代号67100，而我的代号是67124。
“文革”后我才知道，就在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过了没几天，备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