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y”翻译的学际诠释与境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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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日本学者西周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高坂史朗站在思想史视角,推导出日本脱离中国儒学,树立以西方学术为根本的思维模式与价值体系的问题,由此来论证近代日本的主体性与合理性之所在;藤田正胜站在哲学史视角,阐述西周翻译为“哲学”、中江兆民表述为“理学”,并将西田几多郎探索哲学的出发点与笛卡尔“怀疑一切”的现代性思想联系起来,论证西周创立“哲学”的最终目的可以归结为“接续西方”这一主题;而林美茂站在批判史立场,指出西周对于“Philosophy”这一概念存在着本质性的误读,陷入到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困境”之中。围绕“哲学”一语翻译研究,中日学者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与问题意识来加以阐发,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研究“境位”,亦反映出这一术语之中所潜藏的话语权或者文明选择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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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知(良知)既不是命题性知识(knowing—that),也不是能力之知(knowing—how),而是第三种知识,即动力之知(knowing-to)。动力之知具有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都没有的独特特征:具备动力之知的人会做出相应的行动,但是,无论是单独的命题性知识或能力之知,还是二者合在一起,都不会驱使具备这些知识的人做出相应的行动。上述观点有两个遭到当今学者挑战的预设:其一,赖尔对命题性知识与能力之知的区分是有道理的;其二,王阳明关于有一种既具认知功能又具情感驱动功能的心智状态的看法是正
古代“立言不朽”起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先秦时期,世人肯定臧文仲“立言”在事功层面的社会价值,这是对文人以言语参政的社会价值的认定;“立言不朽”,指其“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能令个体生命得以“不朽”延续。第二阶段,有着臧文仲“立言不朽”、扬名后世的榜样,又有解决社会大变动时代重大问题的需要,诸子“立言”盛行,且以文字的形式流传;诸子的自由、独立于体制外的身份,其“立言”也有充分的独特思考、独立意志,呈现出“成一家之言”的百家争鸣特点;“立言”由事功效益更多地转化为思想、理论的表述和论证。第三阶段,曹魏时
作为清初来华耶稣会索隐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马若瑟,在华传教期间撰写了大量诠释中国经典的汉语作品。他通过使用基督教神学资源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企图从儒家经典文本中寻找到基督教的信息。马若瑟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一方面是为开放的儒家经典文本提供新的解释,另一方面弥合了儒耶之间的张力,为清初基督教提供思想与文化合法性。其核心内容是:信经不信传,六经地位不可动摇,《易经》是六经之首;经过秦火之后,六经原义丧失,汉儒、宋儒不仅不能恢复原义,反而淆乱经典;因为人类同源异流,上帝所赋之“理义”相同,所以可以用天学(基督教神
2015年12月,《潘懋元文选》英文版由荷兰博睿出版社(Brill Press)正式出版。该书精选了潘懋元先生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关于高等教育的代表性论文20篇,共30多万字。
“大采三周”即“五采三就”,为“二王之后”所持瑞玉。大献礼第一天举行献俘仪式,由畿内诸侯协助;第二天举行禘礼,由“二王之后”协助;第三天举行飨礼,由三事大夫协助。大献礼分仪式、仪节和仪注三个层次,包括振旅、凯入、献俘、禘祖、大飨五个仪式和服酒、告禽、讯酋、折酋、献西旅、燎周庙、告功、饮至、用牲、用卜、献邦宾、纳玉、献酒、大赏等十几个仪节、数十个仪注。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大献礼的基本程序几乎没有变化。
潘知常认为,立足“价值-意义”框架,生命美学是研究进入审美关系的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之学。它不但在美学问题上立一家之言,而且具备了在美学问题的思考层面的较为广阔的理论前景与阐释空间。封孝伦认为,立足于“生命”方能对“美本质”进行普适性界定。美是人的生命追求的精神实现,生命美学可合理化解美学中的难题。林早则指出,世纪之交是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高峰期,此后生命美学应用性研究迅猛发展。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的丰硕显示了传统美学资源与现代生命美学理论建构之间的丰富可能,而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成果的薄弱
1946年,当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问世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重30吨、占地10间房的巨物最后能够走进寻常百姓家。1969年,美国"阿帕网计划"启动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今天Internet已经走进全世界的大小城市和乡村。就影响的广泛性、深刻性而言,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莫过于电脑和互联网。人类发明了电脑,同时也就扩展了人脑;人类发明了互联网,也就在现实世界之外创造了另一个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美国公共债务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然而,与绝对规模不断增长的趋势不同,美国的公共债务负担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80年呈不断下降的状态,而在1980年以后逆转为不断上升的态势。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开放的宏观经济学以及财税政策的角度,对美国债务负担率发生逆转的原因进行分析,可得出:一方面,1980年以后,GDP的增速除了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稳定外,整体呈现逐渐减缓的态势,GDP增速趋缓主要是投资率的不断下降和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所致。另一方面,1980年以后,
本文以王国维的诗词创作为主,分四个时期探讨了王国维之“我”与“人间”的较量,由此来观察他如何处理与时代的关系。晚清时期,王国维的“我”与“人间”对立关系在时间性维度上表现为“我”之短暂与“人间”之永恒的对立共存;在德性维度上表现为“人间”不可信任。只是这“人间”为王国维心中的人间,与现实并无多大关系,因此他的“自我”还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整体。民国初年,这个“人间”开始分裂为二:一是以失去政权的清皇朝为中心的小人间,一是以革命共和为中心的大人间。王国维的取舍非常鲜明,亲前者,恶后者。他身在日本,生活稳定,远离
关于“翻译”对于一般哲学研究的意义,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西田几多郎一直抱有着浓厚兴趣。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他在这方面留下的论述数量并不太多,但是这些论述所蕴含的洞察却意味深长。在这些不多的讨论中,西田向我们展现了哲思在其原文表述形式与其译文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的一种“互创性”(这里所说的“互创性”,乃是笔者为了解释西田思想而自创之表达)。以西固在这一论题上的思考为基准,可将“可译性”的意义解读“创造性”,并透过“第一人称”问题之经纬,来反思哲学和翻译之间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