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李辉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1定价:58.00元
　　
　　胡风问题,几十年来一直牵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本书作者历20年之功,采访了胡风集团的众多当事人:路翎、鲁藜、曾卓、罗洛、梅志、王戎、耿庸、贾植芳、何满子、绿原等等,以史实为依托,并根据不断发现的史料,对引文、特别是上层往来批示与通信作了适当调整,以期更为准确地勾画历史原貌。
　　
　　胡风的一切,对于知识分子毕竟是很重要的,对胡风进行理性重评,不能不在知识分子心中激起波澜。80年代中,有的知识分子,早已想到自己的良知责任,例如巴金所写的《怀念胡风》,就襟怀坦白地承认自己良知上欠了胡风的债,他写怀念的文章,是为了还债而写的。这种文章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它仍然具有道义力量面对自己良知上的缺陷,并有道义力量来弥补这种缺陷。可惜的是,却有真正欠了债的“战士”,并没有打算还账,而且觉得他们永远正确,无可忏悔。当然,从更多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是震惊,而是不能不思考:为什么胡风的问题会变得那么尖锐,那么“你死我活”?为什么一个作家对文艺问题坦率地发表些意见会造成这么大的历史冤狱?三四十年来,不说别的,仅仅胡风问题,不知道耗费掉我们民族多少精神能量,也不知道耗费了中国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多少精神能量!经历过内耗性斗争的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两代人,常常感到心灵上疲倦,不就是精神能量几乎被耗尽了吗?除了无谓的精神浪费之外,对胡风的错误处理,还深刻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品格,使这种品格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危机。胡风问题在法律上解放了,但受到胡风问题震惊的心灵并不是一下子能够随之解放的,我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品格也不是立即能够恢复它的光辉和活力的。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病态心理自然也不是可以立即治愈的。我们可以尽可能不回头看,但历史既然付出重大代价并造成精神创伤,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索回代价,治好创伤,以使我们的心灵安静一些,健康一些。
　　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所做的正是这种工作。胡风在30年代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信奉马克思主义,而且追随鲁迅。他作为鲁迅的自觉的、坚定的追随者,最早发现机械决定论将导致革命文学走入死胡同。照理,他走入新社会后是会很愉快的,但是他却遭到空前的痛苦。这除了社会的原因外,还有他个人的原因,他太认真、太执着、太热切了。他对革命文学总是那么关注,那么热情,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竟然写出了30万言的意见书。且不说内容如何,能写出30万言的意见书,而且是充满着建设性的意见,这要花费多少心思呵。既有敏锐的“革命文学”危机感,又有切实的建设革命文学的责任感,这是多么可贵呵。但这种危机感与责任感,却使他遭到不幸。胡风的人格是很特别的(其实正是很正常、很健康的)。无论是从知、还是从情、还是从意的角度来看,他的人格都很有光辉。从“知”上说,他提出“到处都有生活”的问题,可见他对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这与某些闹腾了一辈子文学而不知文学为何物的“文学理论家”相比,实在是高明很多。从“情”来看,他确信,他的“精神奴役创伤”的命题,包含着最深挚的爱和同情。从“意”来讲,他的坚忍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正是一种意志力量所激发的韧性精神。他总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心理构成显得比我们正常、健康、成熟。
　　记得布哈林在最后的遗嘱中对他的夫人说过这样的话:“阿纽达,你不要过于悲伤,历史总是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毕竟是胜利。”真理的胜利是否是一种必然,还当讨论,但是,说历史总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却是很正确很深刻的。历史的错误令人遗憾,但是,敢于面对历史的错误却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