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词是读了《读书》一九九三年第九期上三位海外学人对萨伊德及其思想的评介文章后，在脑子里冒出的。
　　萨伊德判定，现代西方文化的主线，是为帝国霸权主义张目的。无可否认，西方人，包括西方的文化人，由于自身的优越地位，在看东方人时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这也同样表现在文艺作品中。但仅看到这一点就够了吗？《八十三天环游地球》的那位英国绅士是不是不该救那位要被殉葬的印度女子，而应对这一古老习俗脱帽致意呢？美国军人史迪威第一次来华时看到中国各方面条件极差，人口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文盲，百分之九十的工业仍为手工业，运输基本上依靠人力。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他的话至少不是太夸张。这时的中国如果给史迪威留下的印像不是愚昧，那倒是咄咄怪事。我们不能因为人家写了东方不好的东西就断定其一定别有用心。打个比方，城里人固然不该歧视乡下人，但你总不能因此要《超生游击队》的作者把弹棉花的农民写得具有绅士风度吧？(倒也有人对此提出过批评，但可惜未能上升到“城市文化霸权主义”的理论高度。)何况，有偏见的艺术家依旧是艺术家，康拉德尽管蔑视黑人，但他会因此把《黑暗的心》写成一份隐晦的宣传品吗？享有盛名的康拉德会堕落到搞“阴谋文艺”的地步吗？至于奥斯丁，她当然不会反对自己的国家的政策及其生活方式，但稍有常识或愿设身处地想想的人对此都不难理解。如果硬说她在为日不落帝国的利益服务，这位英国妇女地下有知也会吓一大跳。况且，西方文明养育了众多作家学者，谁也不可能用一顶大帽子将其一网打尽。萨伊德法官的判决证据不足，因而也就是不公正的。不带任何偏见和情绪地进行学术探讨，这一点不仅西方知识分子要铭记，像蔡奴娃、亚其比这样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要牢记。萨伊德的以及其他与之相似的思想，固然会对西方中心话具有很大的冲击力，但其意义也仅此而已。
　　当今这个一切都在变化或可能变化的时代，东方人尤其是东方的知识分子，千万不要因为西方文明的危机和东方的某些成就而沾沾自喜。路还很长，美好的预言还只是预言。
　　世界不是西方中心，但也不是东方中心。未来的世界是多元的，但决不应是文明与愚昧并存的多元。该消亡的谁也无法挽留，不该消亡的自会生存下去。批判的哲学永远无法形成哲学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