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东亚”学术研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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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国际体系是否以及如何转型?中国和东亚各国正在形成何种互动关系?东亚共同体的前景如何?为了弄清这些足以影响当今世界秩序的重大问题,2011年10月22—23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了主题为“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东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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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缘何变天?美国起何作用?中国有何启示?由于事态仍在演进中,因此难免见仁见智,无法给出令人完全信服的结论。
从突尼斯倒下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中东乱局仍在向纵深延伸,至今看不出个端倪。国际与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交织纠结,加之原本复杂深刻的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和地缘政治背景,使得无论是大国抑或是当事国的政客、媒体,甚或是专家学者,就像无人事先预料到事件的突发那样,不但无法进一步分析出令人信服的事件可能的发展趋向,
长期以来,中东一直是世界热点地区,热得几乎不能再热了,同时也热得麻木了。除了难以调和的巴以冲突外,伊拉克已成为各类暴力活动的高发地,而伊朗核问题短期内似乎仍看不到解决的曙光。但是最近中东可以说又“着火了”,突尼斯、埃及相继动荡导致的政局剧变,利比亚国内武装冲突的持续,巴林、也门、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出现的不稳势头,以及动荡可能扩散的影响,让世界不得不再次将目光聚焦此地。
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中欧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步伐。中欧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合作有很大空间,但也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要求双方在合作路径选择上以需求导向型合作为主,战略导向型合作为辅。中欧货币合作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巨额融资”能力,充实中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同时,它对建立一个更为公平、有效、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欧美近期推出了整合双方经济的重大举措,即“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计划进一步开放彼此市场,整合规范与标准,并共同应对全球贸易面临的挑战。欧美此举既有摆脱各自经济困境、推动内部经济增长的考虑,更有联手应对新兴经济体崛起、维持国际经贸主导权,以及重振“跨大西洋联盟”的战略考虑。欧美对TTIP都寄予厚望,将全力推动谈判达成协议,但由于双方在监管理念以及技术细节等方面仍存较大差异,谈判很难一帆风顺。
奥巴马政府明确界定了美国在非洲的核心利益,即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与发展利益,并力图通过支持民主建设、拓展贸易投资、维护非洲安全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措施来实现上述利益。奥巴马政府对非外交具有鲜明的特点,如改变对非身份认知、强化美国公众对非洲重要性的认识、重视与非洲青年一代的交流、注重发挥非洲人在地区治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外交功能,等等。未来奥巴马政府的对非外交在具体政策实践上将有所变化,但会坚持其既定原则和利益追求。
近年来,关于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的问题在中美两国都引起了广泛讨论。最近,甚至有美国学者撰文说,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达到了“空前高度”,两国之间正在展开一场“新冷战”。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中美之间在许多方面是有互信的,但互信程度远低于两国之间的合作和相互依赖。现在不是过去三十多年中美互信最差的时候。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是当前互信问题突出的一个原因。加强互信需要积蓄正能量,增进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在双方利益并不重合甚至冲突的问题上两国要多沟通、探讨、妥协。若如此,则中美双方都会有所失,也都会有所得。
2012年正值世界多个主要大国的大选年和政治精英更替年。在全球经济低迷仍未呈现明显好转迹象、各国面临的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挑战加剧、大国间国际政治经济博弈走向扑朔迷离之际,大选政治与精英轮替对有关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政策趋向会带来何种影响?不同政治制度下的精英更替方式各自有何利弊得失?对政治民主的内涵和实现途径的探索又将带来哪些启示?
对中国外交而言,国际关系正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转变,中国自身及其与外部关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开创中国模式,日益与世界融合,并被视为变化着的世界中最重要的变量。身处这一历史转折期的中国外交战略,需要在自我角色定位、战略姿态和中长期目标等方面实现重大转进和提升。中国未来国际战略要把握世界发展变化大势,找准自身定位,以新观念、大思路谋篇布局、应对挑战,以宏大战略视野、超越性思维,实现具有创立中国和平发展范武意义的战略转进。
在当今网络时代,美国以新信息技术和网络新媒体为工具,通过网络公共外交和网络舆论攻击的“组合拳”方式,对华开展网络外交,其结果是一柄双刃剑,对中国社会发展、国际形象和美国自身的影响都有利有弊。透过美国对华网络外交的实践与影响可以预见:全球信息争霸战将会走向白热化;国际社会在“自由”与“安全”这一传统对立命题的博弈中将面临更为深刻的伦理困境;全球文明融合与冲突的趋势将会在虚拟空间进一步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