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宣诗论及其新诗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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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宣诗坛处于中国诗歌发展史长链尾部,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也是诗歌理论的总结期。这一时期,诗派林立,“百家争鸣”,传统诗人致力于复古,中国古典诗歌呈现出回光返照式的兴盛;诗界革命派则力图革新,中国诗歌在复古与革新的浪潮中逐渐建立起新的秩序。新秩序下的中国诗歌形式、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诗的个性、气质日益凸显,光宣诗论在诗学复古中推动着中国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
其他文献
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第一部从"史料批判"角度讨论现代文学史料的论著,是运用批判性思维对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内容、规范、方法、价值等进行的一次较为完整的总结和反思,作者既注重对古典文献学传统的继承,又强调对西方和现代史料学经验的借鉴,更强调文学史料学自身的特性;既强调旧法新用,又注重吸收新的方法;既注重介绍可以言明的技艺,又提倡"默会知识"的支援,力图以"史料批判"的理论重新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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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出版ISBN978-7-5201-9064-0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革命者以及重要的国家领导人.然而,近年来学术界以及坊间对郭沫若的的认识多有偏差,将郭沫若塑造成"两面人""墙头草"等形象,诸多言论都是建立在不实之词的基础之上.本书对于一个时期以来,郭沫若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及其他问题上的种种"流言"与"抹黑",进行了深入剖析,澄清了加诸郭沫若身上的不实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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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是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末期出现的思想现象。鲁迅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转向”情况相当关注,而且在与日本友人谈话中也常用“转向”一词来描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脱离者,同时对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间的差异也有深刻的理解。可以说,在东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范畴中讨论“转向”问题时,不可忽视的是一直关注该问题的“鲁迅之眼”。鲁迅的日本友人于1936年先后发表的两篇访谈录,即原胜《紧邻鲁迅先生》与鹿地亘《跟鲁迅谈话》涉及鲁迅对“转向”问题的基本看法,它们与同时代的相关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可探讨鲁迅对“转
殷人以干支纪日,其纪日用语仅用以满足占卜所需,没有明确的线性叙事意图,也未发展出成型的历时叙事方式。周人则习惯于月相纪日法,在西周建制以后,既以干支日号承袭了殷商历制,又将月相名糅入纪日用语,建立起新的纪日范式。随着宗法制在西周早中期的建立和完善,周人产生了历史叙事的需求。为了将散落在各个时间点的事件编次为具有因果关联的历史,在西周早中期的部分铭文及传世文献中,周人以纪日用语在篇首设定时间起点,借助""字结构建立起时间连续性,以使不同性质、不同地点、不同人物的事件遵照时间逻辑相互关联。"以时系事"
诗禁哑韵这一诗学主张,立论以韵字声响为本,未能具体审视哑韵之于诗情诗境的表达作用,立论有失偏颇。韵字音声本身富有情感色彩,用于抒发性情之诗体,当随情而押,只论其在诗中与诗情诗境合与不合,其本身之或响或哑本不必多言其是非。陈三立七律是近世诗坛中多押哑韵而仍蜚声海内的创作实绩,其所押哑韵能助益于诗情诗境,有着韵可言情的艺术功效,可以佐证诗禁哑韵说之不成立。
曹寅以“楝亭图”遍征江南名家题咏,演为清初江南文坛盛事。进入文学史的“过程”来考察其内蕴有三:“图咏”自具旧京意象引发曹寅与遗民、新贵三者共鸣,唱和遂众;“图咏”最早实由曹寅亲绘“楝图”征咏而起,纳兰性德、尤侗以“甘棠”意象鼓吹之,咏歌基调遂定型;“图咏”主导精神指向曹寅内心深处的“江南记忆”,它是楝亭心史的精神底色。此举政治上默契地配合了清初康熙试图收服江南“士心”的决策;文学上,围绕“江南记忆”内在质素的递转,楝亭诗风渐由沉郁悲感趋向蕴藉风华,与之题咏的江南士人也同时完成了对晚明士风、诗风的嬗变与交接
在早期中国诗歌成篇、表演、流通与传世问题上,学界通常将各首诗歌视为彼此分离且具象化的个体、以《毛诗》中所见的那种形式存在,与此立场不同,我们建议将它们视作有限素材库的诸种特定实现。在这些素材库中,作为个体的诗歌文本仅仅是某个包含多种理念和表达之共享整体的诸多具体实现之一。这一分析源自于对写本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双向考察,也得益于在中国中古文学与其它早期及中古文学传统之间建立起的比较视野。通过强调诗歌形成乃是一种持续性的过程,我们认为应该摒弃诸如“原本”、作者以及“原作”时刻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前帝国时代的早期中
中国现代学术分科中的“文学”“艺术”“文艺”等术语,大多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过程中经日本中介移植、涵化所得,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的交错势必造成概念的叠加增殖与术语的交叉混用。其中,“文学”净化为以文字表达情感的“语言艺术”,属纯文学概念,同时又与“文章博学”的传统杂文学概念相纠缠。“艺术”最初被译为“美术”,既涵括狭义的造型艺术,又指一般的“美的艺术”,其中也包括文学。有时,日中学人又以“文艺”替换“文学”或“艺术”,或作为二者的合称。对这种“星丛”概念相互指涉以及术语“活态生成”复杂性的历史探微,有助于我们
李白在开元十五年后以鄙薄声律的姿态出现于盛唐诗坛,意在以“将复古道”为旗帜推行复古诗学理想。他对扭转当时拘忌声病的倾向,改变盛唐诗坛的品质,丰富诗歌创作的风格做出了具有诗史价值的贡献。对李白“薄声律”的诗学观应与其复古诗学实践结合起来考察,这对于揭示唐诗演变的关节,理解唐诗发展的成就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