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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为自由民主辩护到批判美国的政治衰朽，福山的这一转变在民主的拥趸和反对者之间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虽然福山本人一再重申“民主在观念领域尚无对手”，甚至在其新著中依旧将民主问责制视为现代国家构建的应有之义，但也必须承认，他的论述重心已转向对当代民主实践危机的诊治。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福山开出的“有效国家”的药方有助于巩固现代民主，但是停留于民主外围的关注视角也使他对传统的民主理论缺乏反思，这进而导致其未能触及因时代转变而激荡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也正因此，当二○一一年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时，福山以略带不屑的口吻谈到这只是由一群不知道如何组织自己的左派小青年搞起来的事件，虽然他们成功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因为缺乏清晰的目标、有力的领导和对大众的广泛动员，不可能对决策产生什么实质影响。轰轰烈烈的全球占领运动如今已作鸟兽散，似乎正印证了当初福山等人的判断。但是如果仅仅将占领运动视为一场无组织无纪律的反资本主义狂欢，进而无视其试图回应的时代焦虑及其对新的民主实践形式的探索，却有失片面。例如在被福山视为典范的丹麦，即使拥有高福利、政治清明和全球快乐指数最高这些令世人艳羡的成就，也依然无法避免占领运动的发生。此外，左翼政党也并没有因此得到复兴，其在多数发达国家的颓势一如既往。而在占领运动发生时，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试图与占领者实现联合的策略也多未获得响应，相反，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尽量避免使用阶级话语，刻意与传统左翼的话语与组织保持距离。
当然，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衰弱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毋宁是表征了新的政治危机。在有关代议制民主的讨论中，这一危机近年来日益被冠之以代表性危机抑或是代表性断裂。遗憾的是，在当下很多讨论中虽然代表性危机屡屡被提及，但是关于代表本身的含义及其与民主的关联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反思。例如在传统左翼那里，当今的代表性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逻辑侵蚀政治领域的必然后果。在他们看来，作为代议制民主的核心代表机制的政党正日益丧失其阶级代表性，与此同时技术官僚的地位日渐上升，这一系列去政治化的趋势加深了政治体系与社会大众在代表性上的断裂。而虽然同样是批判代表性危机，福山却认为在美国恰是种种扩展民主参与的改革措施加剧了这一危机。依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的分析，美国的分权制衡和不信任政府的政治传统，导致法院和议会权力过度扩张以至于侵蚀了本应享有自主性的行政权力，这进而造成政治体系实际上被各种利益集团绑架，使其无法做出能代表多数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决策。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虽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根本上而言，无论是像传统左翼那样呼吁强化政党的阶级代表性，还是如福山所说建构一种更具自主性和代表性的行政体系，都不足以化解当下的代表性危机。这是因为，虽然同样是抗议主流政治缺乏足够的代表性，但是与之前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相比，占领运动既不想推出新的更能代表大众的领导人，也不寻求一种更具代表性的政治体制，其矛头更多是指向代表制本身。这样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何占领运动宁愿采取一种看上去影响效率的水平化的组织模式，其中既无卡里斯马气质的领袖充当运动的代言人，也不存在科层化和等级化的决策结构，而运动的开展也有意与议会、政党和工会这些传统的代表性机构保持距离。
或许有人会说这种对代表制的拒斥只是年轻人的一次心血来潮的反叛，我们不必为代议制民主的命运纠结。但问题是，占领运动背后是否折射出新时代的结构性转变？是否意味着对民主实践形式的新探索乃至于预示了未来民主的发展方向？而我们之所以未能准确地研判当今民主的症候，又是否因为受到了旧有的民主观念的束缚？针对这些问题，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政治学者西蒙·托米（Simon Tomey）在二○一五年出版了一本著作，书名直接就叫《代表制政治的终结》。他在该书中指出，随着现代社会逐步跨入日益强调个人主义的后福特时代和后工业社会，建立在十九世纪工业时代的劳动分工和科层化管理原则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已经无法有效代表日趋多样化和个体化的社会。尤其是对于那些社交媒体时代的年轻人来说，像议会、政党和工会这样传统的代表性机制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而与此同时，网络时代的到来导致人们直接参与政治的门槛大为降低，从而为一种全新的去代表的民主实践提供了可能。托米最后引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宣称新时代的到来使得作为范式的代表制已然失效，范式的转换需要我们在超越传统的民主理念的基础上构想和实践一种新型的直接民主。
一面是社会的日益个体化使其变得不可代表，一面是直接参与政治的渠道的多样化，在托米描绘的当代民主的图景里，代议制民主可谓是腹背受敌。这里暂且不论托米的论断是否过于夸张，他至少提醒我们应该关注当今时代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对传统的代议制民主造成的冲击。在主流的民主理论观照下，我们通常是基于一种委托代理的模式来理解代表的功能。换言之，代表的职责就是根据人民的委托来行使其权力。在这里，代表只是人民的代理人，通过其身份或行动再现不在场的人民。当代代表理论的创立者皮特金就认为代表本身的含义是“再现，即将缺席之物呈现出来”，而民主的代表则是指“以一种回应的方式促进被代表者的利益”。可见，这种委托代理模式预设了一个先于代表存在的能够进行明确授权的人民，代表就是要致力于对其的真实再现和回应，以此实现代表与人民的同一。 显然，这种同一性的实现需要以某种程度的同质性为前提。如果作为委托人的人民内部过于分裂以致无法形成一个统一体，作为代理人的代表就会无所适从，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与人民的同一了。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代表观，托米认为如今频繁的自由流动和多元的身份认同所造成的分裂和差异，正在瓦解传统的代议制民主的根基。在他看来，随着当代公共领域的日益碎片化，当今社会已不再有一个明确的多数，而是分裂为很多个少数。在以前，“少数”是一个相对于“多数”的概念，对于“少数”的特殊权利的辩护也主要是基于对“多数”的霸权地位的指认。但是现在人人都在说自己是“少数”，以致连文化多元主义都陷入了尴尬的理论处境。 例如，在全球范围内，单一政党赢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的情况都在减少。在号称“富裕国家俱乐部”的经合组织的三十四个成员国中，二○一二年也只有四个国家有绝对多数的议会，其他国家都无法产生一个清晰的多数和明确的政策授权者。除了议会，选民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同样对政党和作为个人的代表造成了冲击。传统上左翼政党一向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天然代表，但现在右翼政党也能吸引不少工人选民的支持，以致人们怀疑是否还存在一个拥有共同利益和本质的工人阶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左翼政党的代表性危机并不能简单地归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对工人阶级的疏离，抑或是寡头政治铁律下精英与大众的断裂，其深层原因恰在于工人阶级或者社会大众本身的分化。同样，美国的茶党运动和川普的崛起也表明右翼政党遭遇了类似的代表性危机。而至于个体的代表，无论是作为某一选区还是某一特定群体的代表，其建基于同一性之上的代表性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例如，在人们的利益与其所居住的地域日渐脱离的时代，一个由几十万人选上的国会议员如何能够代表内部愈发多元和分裂的地理选区？而即使将代表的对象从地理选区转向似乎更具同质性的特定群体，也依然无法避免差异化带来的挑战。试问当女性群体内部因种族、阶层、地域等身份导致更复杂多元的分化，我们凭什么认为一位女性议员就天然是女性群体的代表？
当然，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全球的代表性危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含义和指向有着很大的差别。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危机主要是缘于代议制民主发展的滞后，这也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占领运动的诉求更多是要建构或激活一种更具代表性的政治体制，而非对代表制的否定。但是，高度个人化的后现代社会对成熟代议制民主国家的冲击却可能预示了未来民主的普遍趋势。而接下来的问题是，传统的代议制民主所遭受的深刻危机，是否意味着民主本身的危机？以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为代表的“后民主”论者就认为，诸如投票率、政党成员的数量以及人们对政治代表的信任的日渐下降，表明发达国家的民主运作已日益空心化。而以约翰·基恩（John Keane）为代表的乐观派则认为，代议制民主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恰在于各种新型的监督式民主的发展。在他们看来，随着参与式预算、公民陪审团等新的民主实践形式的不断涌现，人民的权力在最近三十年得到了实质性的增长。
托米同样反对“后民主”论者的悲观判断，认为他们其实是受到了传统民主观念的误导，也即依然是从主流的代议制民主的机制（例如议会和政党）来衡量民主。事实上当代的代表性危机并不等同于民主的危机，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会发现代表的危机已经激发出了很多新颖的民主实践形式，这些形式不仅表明人们正从被动的政治决策的消费者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公民，而且进一步预示了未来民主的潜力和生机。
托米在书中就详细地为我们描述了发达民主国家涌现出的各种新型政党和社会运动模式。例如与追求体制性权力的传统政党不同，西班牙的cup政党承诺其成员至多只能参加两次选举并且不可寻求连任，white seats党则更为另类，甚至想出“即使当选也不上任履职”的方式来羞辱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德国的“海盗党”和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虽然成功地打入体制甚至能够与传统政党分庭抗礼，但是在内部的组织运作上采取的是一种更平等的带有直接民主含义的政党架构，其突出的表现是通过技术软件让所有成员在网上讨论和投票决定政纲和候选人。而在澳大利亚，相较于只拥有四五万成员的自由党和劳工党这些主要的政党组织，像get up这样一个致力于鼓励年轻人参与政治的在线网络却能拥有七十万人的支持者。至于跨国家的层面，以反全球化闻名的“世界社会论坛”则直接拒斥代表制的原则，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他人代言，因此不把自己视为任何反全球化的公民社会的代表，在具体的运作上也有意采取一种去中心化的开放式运作模式，以此区别于传统的社会运动。
可见，与传统政党的衰弱并行不悖的是，诸如“反政党的政党”“街头式政党”和“单一议题式政党”这样的新型政党和摒弃代表制的社会运动却在日益增多。这些新的民主实践形式的出现，使托米相信二○一一年发生的占领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其实反映了发达民主社会日益平等和个体化的发展趋势。在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一书里，这种个人主义的发展被认为损害了美国长久以来的结社传统，进而削弱了民主赖以有效运转的社会资本。但托米认为“独自打保龄球”也可能意味着个体的反思，是个人有意与传统的集体身份保持距离，同时这种个体借助于新的技术和组织形式依然能够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
代议制民主死了，但民主依然生机勃勃。这就是托米为我们展示的未来民主的美好前景。但是相较于“后民主”论的悲观想象，托米的观点似乎显得又过于乐观了。就目前而论，议会和政党在当代民主中的主导性地位并未改变。而更反讽的是，即使是宣称要抛弃代表制的占领运动，其口号“我们是99%”也依然是一种代表的话语。此外大多数代议制民主的批评者如约翰·基恩都没有根本否定代表制的作用，有些甚至还明确表达出对直接民主的拒绝。不过在托米看来，虽然现在就宣称代表制政治的终结还为时过早，但那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变化往往是重大历史变革的预兆，包括占领运动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民主形式折射的是当代社会日益个体化的必然趋势。
不得不承认，托米所揭示的这种结构性变迁确实在根本上挑战了传统的以同一性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代议制民主曾经极大地扩展了民主的范围，如今却似乎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虽然托米本人欢呼这一历史性转变，但是鉴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代表制政治的终结是否会导向一种失序的民主甚至是极权主义。而在精英民主论者看来，这种比“后民主”还要糟糕的前景恰恰反证了代议制民主的价值，即通过对民主的节制来建构一种更加稳定和自由的民主体制。换言之，代表的功能并不在于对民意的亦步亦趋，而是以理性和美德来制衡民主，因此那种认为日益个体化的社会冲击了代议制民主的根基的观点，反映的只是大众民主对于代表的错误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代议制民主实际上是代表制与民主的矛盾组合体，精英民主理论认为这正是现代民主能够实现自由与民主的平衡的关键所在，而在大众民主那里，这恰恰表明西方代议制民主是一种不彻底的有缺陷的民主。 应该说，自代议制民主创立以来，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这种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当然也必须承认，现代民主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受精英民主的影响更大。但问题是，根据精英民主对代表的理解，代议制民主实际上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矛盾体。我们同样可以在自由民主、立宪民主和法治民主这些不同的现代民主的别称上发现这种张力。虽然这种矛盾的组合有助于在自由与民主、法治与民主乃至精英与大众之间维持一个恰当的平衡，但是这同时也使得现代民主一直处在某种内在的紧张之中，其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自由与民主这两种价值甚至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博弈和平衡。而随着现代社会日益平等化的发展趋势，民主相对于自由及其他价值的优势地位似乎越来越明显。事实上当我们以一种广义的“民主”概念来指称自由民主体制的时候就已经变相承认了民主话语在当代社会的支配性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将代表视为民主的对立面将越来越难以为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提供有说服力的辩护。
可见，无论是精英民主还是大众民主都不足以对治当下的代表性危机。也正因此，包括罗桑瓦龙（ Pierre Rosanvalon ）、扬（Iris Marion Young）和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在内的诸多民主理论家开始重新反思代表制及其与民主的关联，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从建构论的视角将代表制论证为民主本身赖以实现的必要机制。虽然这些理论家的论证进路各有不同，例如作为政治史大家的法国思想家罗桑瓦龙更多是基于对法国民主曲折历程的分析，被誉为皮特金之后最重要的代表理论家的美国学者乌尔碧娜缇则致力于对卢梭、西耶斯和孔多塞等思想家的深入解读，但是总体上都试图通过对代表的建构论阐释超越传统的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二分法，即不仅反对精英民主对于代表的寡头式理解，而且揭示大众民主与人民主权观念的内在冲突，以此对代议制民主的价值予以重新定位。简要而言，建构论的代表观认为，作为现代政治合法性来源的人民并不是独立于代表而存在，其本身恰是在代表中被建构的，而且正如representation一词的词根re所暗示的，这种建构是一个代表与民众之间不断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
显然，与传统的同一性的代表观相反，代表在这里被视为是一种差异的关系。一方面在事实上代表与人民之间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同一，另一方面在规范上强求同一还可能导致极权。但是，正如扬所指出的，那种视直接民主为最真实的民主的主张却倾向于将代表视为某种同一性的关系，认为代表应该完全等同于那些被代表者，因而视任何代表与人民之间的差异都是对民主的违背。这种民主理论通常会假定一个理想的情境，其中人民是在一个原初的时刻集会并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而代表只是代替人民出场以再现这个原初性的人民意志。但问题是，随着当今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个体化，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超越选民多元利益和观念的共同利益或本质了。甚至就个体而言，一个人的所有方面也不可能通过其代表完全呈现出来。不过吊诡的是，正是因为大众民主提出了这样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导致他们误认为主张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的直接民主才是唯一真实的民主。可见根据这种模式，代表其实永远是派生性的、次要的甚至是可疑的。事实上无论是卢梭、皮特金，还是托米，他们最终之所以都走向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甚至是否定，也根源于这种同一性的代表观。
看来要真正破解当下的代表性危机，首先就要抛弃这种基于同一性假设的代表观。正如罗桑瓦龙所言，我们必须承认，在作为“多”的民主社会与作为“一”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一个永远无法消除的矛盾，即现实中的民主社会是纷繁多样和去实体化的，但同时民主政治又需要一个虚拟的代表人格来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换言之，在民主体制下人民其实也有两个身体，一个是内部充满差异的现实的人民，一个是掌握主权的抽象的人民，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和差异是永恒的。因此，政治代表必然带有某种建构性和虚拟性。显然，由这种差异所引发的代表的危机并不是因为代表体制的失灵抑或是代表个人的背叛，而恰恰是民主本身的必然后果。在罗桑瓦龙看来，如果基于同一性的代表观试图彻底消除这一差异，结局很可能就是代表以人民化身的名义攫取无限的权力。
可见，虽然托米提醒我们超越代议制民主的框架去发现更多的新的民主实践形式，但是他对于代表本身的理解却非常传统。根据建构论的代表观，他所担忧的日益个体化的社会对代议制民主根基的冲击并非必然。相反，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的基于同一性的代表观导致和加剧了当下的代表性危机。同样，虽然福山和传统左翼试图在不否定代议制民主的前提下重建政治的代表性，但是由于他们也没有对这种传统的代表观予以深切的反思，导致其主张也未能有效诊治当下的代表性危机。
毋庸置疑，代表理论的建构论转向是最近二十年来民主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以致当今主要的代表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建构论的色彩。虽然也面临诸多争议，但是这一理论转向至少启发我们超越传统的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二分法去重新理解代表和民主，从而为当下的代表性危机的破解提供新的思路和资源。而正要搁笔之际，恰听闻法国又爆发了类似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黑暗站立运动”，其深层诉求依然是指向对代议制民主的反对。看来确如托米所料，占领运动并非昙花一现，在一个日益个体化的社会里这种直接民主的运动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但是正如罗桑瓦龙等人所揭示的，这种看似前卫的运动背后依然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民主想象，若不同时对其予以反思和修正，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当下的危机。因此，在这个时刻重温罗桑瓦龙等人的论述，也许正合时宜。
（The End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Simon Tormey， Polity，2015； Democracy Past and Future， Pierre Rosanval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Principles and Genealogy， Nadia Urbinat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也正因此，当二○一一年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时，福山以略带不屑的口吻谈到这只是由一群不知道如何组织自己的左派小青年搞起来的事件，虽然他们成功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因为缺乏清晰的目标、有力的领导和对大众的广泛动员，不可能对决策产生什么实质影响。轰轰烈烈的全球占领运动如今已作鸟兽散，似乎正印证了当初福山等人的判断。但是如果仅仅将占领运动视为一场无组织无纪律的反资本主义狂欢，进而无视其试图回应的时代焦虑及其对新的民主实践形式的探索，却有失片面。例如在被福山视为典范的丹麦，即使拥有高福利、政治清明和全球快乐指数最高这些令世人艳羡的成就，也依然无法避免占领运动的发生。此外，左翼政党也并没有因此得到复兴，其在多数发达国家的颓势一如既往。而在占领运动发生时，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试图与占领者实现联合的策略也多未获得响应，相反，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尽量避免使用阶级话语，刻意与传统左翼的话语与组织保持距离。
当然，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衰弱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毋宁是表征了新的政治危机。在有关代议制民主的讨论中，这一危机近年来日益被冠之以代表性危机抑或是代表性断裂。遗憾的是，在当下很多讨论中虽然代表性危机屡屡被提及，但是关于代表本身的含义及其与民主的关联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反思。例如在传统左翼那里，当今的代表性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逻辑侵蚀政治领域的必然后果。在他们看来，作为代议制民主的核心代表机制的政党正日益丧失其阶级代表性，与此同时技术官僚的地位日渐上升，这一系列去政治化的趋势加深了政治体系与社会大众在代表性上的断裂。而虽然同样是批判代表性危机，福山却认为在美国恰是种种扩展民主参与的改革措施加剧了这一危机。依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的分析，美国的分权制衡和不信任政府的政治传统，导致法院和议会权力过度扩张以至于侵蚀了本应享有自主性的行政权力，这进而造成政治体系实际上被各种利益集团绑架，使其无法做出能代表多数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决策。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虽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根本上而言，无论是像传统左翼那样呼吁强化政党的阶级代表性，还是如福山所说建构一种更具自主性和代表性的行政体系，都不足以化解当下的代表性危机。这是因为，虽然同样是抗议主流政治缺乏足够的代表性，但是与之前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相比，占领运动既不想推出新的更能代表大众的领导人，也不寻求一种更具代表性的政治体制，其矛头更多是指向代表制本身。这样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何占领运动宁愿采取一种看上去影响效率的水平化的组织模式，其中既无卡里斯马气质的领袖充当运动的代言人，也不存在科层化和等级化的决策结构，而运动的开展也有意与议会、政党和工会这些传统的代表性机构保持距离。
或许有人会说这种对代表制的拒斥只是年轻人的一次心血来潮的反叛，我们不必为代议制民主的命运纠结。但问题是，占领运动背后是否折射出新时代的结构性转变？是否意味着对民主实践形式的新探索乃至于预示了未来民主的发展方向？而我们之所以未能准确地研判当今民主的症候，又是否因为受到了旧有的民主观念的束缚？针对这些问题，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政治学者西蒙·托米（Simon Tomey）在二○一五年出版了一本著作，书名直接就叫《代表制政治的终结》。他在该书中指出，随着现代社会逐步跨入日益强调个人主义的后福特时代和后工业社会，建立在十九世纪工业时代的劳动分工和科层化管理原则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已经无法有效代表日趋多样化和个体化的社会。尤其是对于那些社交媒体时代的年轻人来说，像议会、政党和工会这样传统的代表性机制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而与此同时，网络时代的到来导致人们直接参与政治的门槛大为降低，从而为一种全新的去代表的民主实践提供了可能。托米最后引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宣称新时代的到来使得作为范式的代表制已然失效，范式的转换需要我们在超越传统的民主理念的基础上构想和实践一种新型的直接民主。
一面是社会的日益个体化使其变得不可代表，一面是直接参与政治的渠道的多样化，在托米描绘的当代民主的图景里，代议制民主可谓是腹背受敌。这里暂且不论托米的论断是否过于夸张，他至少提醒我们应该关注当今时代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对传统的代议制民主造成的冲击。在主流的民主理论观照下，我们通常是基于一种委托代理的模式来理解代表的功能。换言之，代表的职责就是根据人民的委托来行使其权力。在这里，代表只是人民的代理人，通过其身份或行动再现不在场的人民。当代代表理论的创立者皮特金就认为代表本身的含义是“再现，即将缺席之物呈现出来”，而民主的代表则是指“以一种回应的方式促进被代表者的利益”。可见，这种委托代理模式预设了一个先于代表存在的能够进行明确授权的人民，代表就是要致力于对其的真实再现和回应，以此实现代表与人民的同一。 显然，这种同一性的实现需要以某种程度的同质性为前提。如果作为委托人的人民内部过于分裂以致无法形成一个统一体，作为代理人的代表就会无所适从，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与人民的同一了。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代表观，托米认为如今频繁的自由流动和多元的身份认同所造成的分裂和差异，正在瓦解传统的代议制民主的根基。在他看来，随着当代公共领域的日益碎片化，当今社会已不再有一个明确的多数，而是分裂为很多个少数。在以前，“少数”是一个相对于“多数”的概念，对于“少数”的特殊权利的辩护也主要是基于对“多数”的霸权地位的指认。但是现在人人都在说自己是“少数”，以致连文化多元主义都陷入了尴尬的理论处境。 例如，在全球范围内，单一政党赢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的情况都在减少。在号称“富裕国家俱乐部”的经合组织的三十四个成员国中，二○一二年也只有四个国家有绝对多数的议会，其他国家都无法产生一个清晰的多数和明确的政策授权者。除了议会，选民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同样对政党和作为个人的代表造成了冲击。传统上左翼政党一向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天然代表，但现在右翼政党也能吸引不少工人选民的支持，以致人们怀疑是否还存在一个拥有共同利益和本质的工人阶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左翼政党的代表性危机并不能简单地归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对工人阶级的疏离，抑或是寡头政治铁律下精英与大众的断裂，其深层原因恰在于工人阶级或者社会大众本身的分化。同样，美国的茶党运动和川普的崛起也表明右翼政党遭遇了类似的代表性危机。而至于个体的代表，无论是作为某一选区还是某一特定群体的代表，其建基于同一性之上的代表性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例如，在人们的利益与其所居住的地域日渐脱离的时代，一个由几十万人选上的国会议员如何能够代表内部愈发多元和分裂的地理选区？而即使将代表的对象从地理选区转向似乎更具同质性的特定群体，也依然无法避免差异化带来的挑战。试问当女性群体内部因种族、阶层、地域等身份导致更复杂多元的分化，我们凭什么认为一位女性议员就天然是女性群体的代表？
当然，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全球的代表性危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含义和指向有着很大的差别。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危机主要是缘于代议制民主发展的滞后，这也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占领运动的诉求更多是要建构或激活一种更具代表性的政治体制，而非对代表制的否定。但是，高度个人化的后现代社会对成熟代议制民主国家的冲击却可能预示了未来民主的普遍趋势。而接下来的问题是，传统的代议制民主所遭受的深刻危机，是否意味着民主本身的危机？以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为代表的“后民主”论者就认为，诸如投票率、政党成员的数量以及人们对政治代表的信任的日渐下降，表明发达国家的民主运作已日益空心化。而以约翰·基恩（John Keane）为代表的乐观派则认为，代议制民主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恰在于各种新型的监督式民主的发展。在他们看来，随着参与式预算、公民陪审团等新的民主实践形式的不断涌现，人民的权力在最近三十年得到了实质性的增长。
托米同样反对“后民主”论者的悲观判断，认为他们其实是受到了传统民主观念的误导，也即依然是从主流的代议制民主的机制（例如议会和政党）来衡量民主。事实上当代的代表性危机并不等同于民主的危机，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会发现代表的危机已经激发出了很多新颖的民主实践形式，这些形式不仅表明人们正从被动的政治决策的消费者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公民，而且进一步预示了未来民主的潜力和生机。
托米在书中就详细地为我们描述了发达民主国家涌现出的各种新型政党和社会运动模式。例如与追求体制性权力的传统政党不同，西班牙的cup政党承诺其成员至多只能参加两次选举并且不可寻求连任，white seats党则更为另类，甚至想出“即使当选也不上任履职”的方式来羞辱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德国的“海盗党”和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虽然成功地打入体制甚至能够与传统政党分庭抗礼，但是在内部的组织运作上采取的是一种更平等的带有直接民主含义的政党架构，其突出的表现是通过技术软件让所有成员在网上讨论和投票决定政纲和候选人。而在澳大利亚，相较于只拥有四五万成员的自由党和劳工党这些主要的政党组织，像get up这样一个致力于鼓励年轻人参与政治的在线网络却能拥有七十万人的支持者。至于跨国家的层面，以反全球化闻名的“世界社会论坛”则直接拒斥代表制的原则，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他人代言，因此不把自己视为任何反全球化的公民社会的代表，在具体的运作上也有意采取一种去中心化的开放式运作模式，以此区别于传统的社会运动。
可见，与传统政党的衰弱并行不悖的是，诸如“反政党的政党”“街头式政党”和“单一议题式政党”这样的新型政党和摒弃代表制的社会运动却在日益增多。这些新的民主实践形式的出现，使托米相信二○一一年发生的占领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其实反映了发达民主社会日益平等和个体化的发展趋势。在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一书里，这种个人主义的发展被认为损害了美国长久以来的结社传统，进而削弱了民主赖以有效运转的社会资本。但托米认为“独自打保龄球”也可能意味着个体的反思，是个人有意与传统的集体身份保持距离，同时这种个体借助于新的技术和组织形式依然能够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
代议制民主死了，但民主依然生机勃勃。这就是托米为我们展示的未来民主的美好前景。但是相较于“后民主”论的悲观想象，托米的观点似乎显得又过于乐观了。就目前而论，议会和政党在当代民主中的主导性地位并未改变。而更反讽的是，即使是宣称要抛弃代表制的占领运动，其口号“我们是99%”也依然是一种代表的话语。此外大多数代议制民主的批评者如约翰·基恩都没有根本否定代表制的作用，有些甚至还明确表达出对直接民主的拒绝。不过在托米看来，虽然现在就宣称代表制政治的终结还为时过早，但那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变化往往是重大历史变革的预兆，包括占领运动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民主形式折射的是当代社会日益个体化的必然趋势。
不得不承认，托米所揭示的这种结构性变迁确实在根本上挑战了传统的以同一性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代议制民主曾经极大地扩展了民主的范围，如今却似乎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虽然托米本人欢呼这一历史性转变，但是鉴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代表制政治的终结是否会导向一种失序的民主甚至是极权主义。而在精英民主论者看来，这种比“后民主”还要糟糕的前景恰恰反证了代议制民主的价值，即通过对民主的节制来建构一种更加稳定和自由的民主体制。换言之，代表的功能并不在于对民意的亦步亦趋，而是以理性和美德来制衡民主，因此那种认为日益个体化的社会冲击了代议制民主的根基的观点，反映的只是大众民主对于代表的错误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代议制民主实际上是代表制与民主的矛盾组合体，精英民主理论认为这正是现代民主能够实现自由与民主的平衡的关键所在，而在大众民主那里，这恰恰表明西方代议制民主是一种不彻底的有缺陷的民主。 应该说，自代议制民主创立以来，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这种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当然也必须承认，现代民主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受精英民主的影响更大。但问题是，根据精英民主对代表的理解，代议制民主实际上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矛盾体。我们同样可以在自由民主、立宪民主和法治民主这些不同的现代民主的别称上发现这种张力。虽然这种矛盾的组合有助于在自由与民主、法治与民主乃至精英与大众之间维持一个恰当的平衡，但是这同时也使得现代民主一直处在某种内在的紧张之中，其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自由与民主这两种价值甚至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博弈和平衡。而随着现代社会日益平等化的发展趋势，民主相对于自由及其他价值的优势地位似乎越来越明显。事实上当我们以一种广义的“民主”概念来指称自由民主体制的时候就已经变相承认了民主话语在当代社会的支配性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将代表视为民主的对立面将越来越难以为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提供有说服力的辩护。
可见，无论是精英民主还是大众民主都不足以对治当下的代表性危机。也正因此，包括罗桑瓦龙（ Pierre Rosanvalon ）、扬（Iris Marion Young）和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在内的诸多民主理论家开始重新反思代表制及其与民主的关联，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从建构论的视角将代表制论证为民主本身赖以实现的必要机制。虽然这些理论家的论证进路各有不同，例如作为政治史大家的法国思想家罗桑瓦龙更多是基于对法国民主曲折历程的分析，被誉为皮特金之后最重要的代表理论家的美国学者乌尔碧娜缇则致力于对卢梭、西耶斯和孔多塞等思想家的深入解读，但是总体上都试图通过对代表的建构论阐释超越传统的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二分法，即不仅反对精英民主对于代表的寡头式理解，而且揭示大众民主与人民主权观念的内在冲突，以此对代议制民主的价值予以重新定位。简要而言，建构论的代表观认为，作为现代政治合法性来源的人民并不是独立于代表而存在，其本身恰是在代表中被建构的，而且正如representation一词的词根re所暗示的，这种建构是一个代表与民众之间不断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
显然，与传统的同一性的代表观相反，代表在这里被视为是一种差异的关系。一方面在事实上代表与人民之间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同一，另一方面在规范上强求同一还可能导致极权。但是，正如扬所指出的，那种视直接民主为最真实的民主的主张却倾向于将代表视为某种同一性的关系，认为代表应该完全等同于那些被代表者，因而视任何代表与人民之间的差异都是对民主的违背。这种民主理论通常会假定一个理想的情境，其中人民是在一个原初的时刻集会并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而代表只是代替人民出场以再现这个原初性的人民意志。但问题是，随着当今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个体化，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超越选民多元利益和观念的共同利益或本质了。甚至就个体而言，一个人的所有方面也不可能通过其代表完全呈现出来。不过吊诡的是，正是因为大众民主提出了这样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导致他们误认为主张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的直接民主才是唯一真实的民主。可见根据这种模式，代表其实永远是派生性的、次要的甚至是可疑的。事实上无论是卢梭、皮特金，还是托米，他们最终之所以都走向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甚至是否定，也根源于这种同一性的代表观。
看来要真正破解当下的代表性危机，首先就要抛弃这种基于同一性假设的代表观。正如罗桑瓦龙所言，我们必须承认，在作为“多”的民主社会与作为“一”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一个永远无法消除的矛盾，即现实中的民主社会是纷繁多样和去实体化的，但同时民主政治又需要一个虚拟的代表人格来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换言之，在民主体制下人民其实也有两个身体，一个是内部充满差异的现实的人民，一个是掌握主权的抽象的人民，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和差异是永恒的。因此，政治代表必然带有某种建构性和虚拟性。显然，由这种差异所引发的代表的危机并不是因为代表体制的失灵抑或是代表个人的背叛，而恰恰是民主本身的必然后果。在罗桑瓦龙看来，如果基于同一性的代表观试图彻底消除这一差异，结局很可能就是代表以人民化身的名义攫取无限的权力。
可见，虽然托米提醒我们超越代议制民主的框架去发现更多的新的民主实践形式，但是他对于代表本身的理解却非常传统。根据建构论的代表观，他所担忧的日益个体化的社会对代议制民主根基的冲击并非必然。相反，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的基于同一性的代表观导致和加剧了当下的代表性危机。同样，虽然福山和传统左翼试图在不否定代议制民主的前提下重建政治的代表性，但是由于他们也没有对这种传统的代表观予以深切的反思，导致其主张也未能有效诊治当下的代表性危机。
毋庸置疑，代表理论的建构论转向是最近二十年来民主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以致当今主要的代表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建构论的色彩。虽然也面临诸多争议，但是这一理论转向至少启发我们超越传统的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二分法去重新理解代表和民主，从而为当下的代表性危机的破解提供新的思路和资源。而正要搁笔之际，恰听闻法国又爆发了类似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黑暗站立运动”，其深层诉求依然是指向对代议制民主的反对。看来确如托米所料，占领运动并非昙花一现，在一个日益个体化的社会里这种直接民主的运动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但是正如罗桑瓦龙等人所揭示的，这种看似前卫的运动背后依然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民主想象，若不同时对其予以反思和修正，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当下的危机。因此，在这个时刻重温罗桑瓦龙等人的论述，也许正合时宜。
（The End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Simon Tormey， Polity，2015； Democracy Past and Future， Pierre Rosanval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Principles and Genealogy， Nadia Urbinat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