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本管理与能力建设研究的新进展——《建构能力社会——21世纪中国人的发展图景》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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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祥教授的(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出版于能力建设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真可谓适逢其时.
其他文献
<正> 近代以降,中国文化的新旧嬗替急剧加快。从宏观上把握这一过程,它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沦落,导致了新文化的酝酿;一方面是世界文化的渗透,催化了新文化的诞生。一般而言,论者对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茅给予了较多的注意,而对世界文化与新文化的联系则鲜有评述。本文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新文化的产生,并无意否认传统文化在新文化产生过程中的深层积淀,只是从多视角的角度出发,希望对这一文化质变过程给予更为充分的历史说明,如此而已。
期刊
公有制企业与市场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使二者之间协调与融合,一直为学术界与决策者所关注.王懋林与窦秀升的<改革后的选择--中国经济文明的历史逻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书,从中国经济文明演进的历史逻辑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该书观点鲜明而不失理性,文风朴实而富有激情,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国家发展与公有制企业改革的期许和信心.是近年来公有制企业研究领域涌现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研究视角独特的力作.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在回顾他小说创作的经历后,居然愤愤地说:“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鲁迅当年所指出批评界“举之上天”、“按之入地”的现象,在当今文坛不仅没有得到改观,却有愈演愈烈之势:要么是恣意吹捧一味抬高;要么是酷评骂评无端贬抑,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研究如何才能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探寻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术创新之路呢?我们以为,最重要的便是警惕那将中国现代文学仅仅当作外来文学“影响物”的批模式,努力寻找现代中国文学的“审美生成”过程,然凸现作家个体文学感受与审美意识的价值,而事实上,这一过程与其说是外来文化与文学的“植”,还不如说更具有本土化的特征。
这里所说的缺乏感受性的文学评论,是指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存在的一种现象,即某些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不是从文学感受出发而是从理论概念出发,明显缺乏文学感受性,其先验性实践便留下了不小的教训和缺憾。不可否认,经过几代人的努力,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确有一定的建树,对外来文学理论的高度重视与借鉴运用成为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有所收获,而在中外文论结合中的创造冲动更是难能可贵。但我们仍然要承认,
今天,讨论“感受”的发掘与提升之于中国文学思想建设的价值,我以为重新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发展过程之中,重新梳理和总结我们曾经有过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思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胡风文学理论的独特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对于现代西方诠释学,前苏联理论界早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对它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如施莱特尔认为:诠释学并非是资产阶级内部的进步与保守或反动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对社会进步向资产阶级世界挑战的回答”。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诠释学才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一些学者开始了
本文从文艺反映论和文艺主体性的统一、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本质化的艺术概括和生活化的艺术描写的统一、对中外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借鉴等四个方面,对周立波的现实主义个性特色进行了探讨。文章从周立波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两方面审察,论述了周立波的现实主义的源流、内蕴及其特色,认为它与赵树理的现实主义形成鲜明比照,殊途同归,在“解放区文艺”的作家群中颇具代表性。
<正> 读《苏区教育史》(下称《教史》),感到真切,实在,有新鲜感。这在于《教史》是植根于苏区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生活土壤之中,是从苏区教育实践活动出发,从其产生、发展的客观进程中,抽绎出合乎历史演进的逻辑结论的。作者广集博采、深究求精的研究方法,使《教史》不失为一本珍贵的苏区教育史专论。正如著名教育家潘懋元所说:迄今“全面系统地专门论述土地革命时期教育的专书尚未见到。……《苏区教育史》这本专著,付之出版,这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见本书《序》)这就是笔者喜读《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