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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10月16日这一天，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50年前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那硕大的蘑菇云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1964年9月，天山南北秋高气爽，正是丰收的季节。辽阔的戈壁滩，白天金光闪闪，夜晚天空特别明亮。在离小山10多公里、十分广阔平坦的荒野，建起了100多米高的铁塔，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高塔上爆响！
罗布泊上空的星星
在塔的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布满了各种类型的飞机、大炮、坦克、舰船等效应物。
在塔的不同方向、不同位置、不同深度的坑里，有各种动物及一系列安全设施，同时还安置了各种仪器、探测器件，真像综合展览的大广场。除吊装人员穿白色工作服，全是穿黄军装的人们，川流不息地操练、演习。
数着星星、望着月亮，有时还看到喷射着火焰、呼呼狂叫的火柱，拖着天女散花似的尾巴，从我们头顶穿过。起初，还真的吓了一跳，以为是宇宙陨石落到了罗布泊，其实是我国导弹基地的导弹在发射。原子弹未爆前，能先观摩导弹发射的壮景也十分难得。
我们所在的罗布泊无人区，多少年来“天上无飞鸟，地下无水草，风吹乱石跑”，根本没有蚊蝇。由于试验任务，半年多进驻很多人，也招引来了大白花蚊子，有的大得可怕，像蜘蛛一样大，叮上你一口，会疼很长时间。
奇怪的是，总是会看到比月亮跑得快、却没有金星、火星明亮的人造卫星在我们头顶上旋转。怎么会有这么多卫星呢？起初，有人开玩笑说，卫星能看到我们。当时99.99%的人都不会相信，认为那是天方夜谭。当核试验场竖起了100多米的高塔后，卫星增多了，达到二三十个。善良的中国人产生了怀疑：为什么这么多卫星都要经过这里？在我们看来，它们不会干好事，可能是间谍卫星！所以我们对美国、苏联的卫星逐渐反感！好像我们进驻这里后招来的蚊蝇。
摧毁中国掌握原子弹，一直是美国在世界上进行核称霸、核讹诈的梦想。知道中国就要进行核试验了，美国国防部长狗急跳墙了，竟声称要用武力或核导弹对“中国核基地实施绝育手术”。
怎样对待美国帝国主义的威胁？怎样做预防？第一颗原子弹何时爆响？中国领导人彻夜难眠。
为何“准备过冬”
9月24日前，所有准备都已完毕，只等领导指示撤离的号角，期待“零时”到来。
然而，全现场中的21研究所、防化兵、九院的人员在26日召开大会，张爱萍将军突然宣布：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核试验“准备过冬”！
第二天早上，现场照样施放各种气象气球。我们这些搞核爆威力测量的人员去找21所技术所长程开甲教授和三室主任陆祖荫研究员询问：“‘准备过冬’，液体探测器怎么办？拆下来放哪里才不会被冻坏呢？”记得陆主任给我们透露了一些信息。他说，美国原子弹研究、试验是全世界科学家的贡献，而我国的研究、试验，没有一个外国人参与，全试验场没有一样进口设备、装置，全是国产的。距爆心近的工号中用的照相机是买德国蔡司厂的，是唯一的一件进口货。这位核物理学家还说，看到美国杂志刊登了我国核试验场的铁塔，怀疑是否现场混进了特务拍照，却借口说是人造卫星拍照下来的。记得他还说，这一推迟试验，空投试验今年也就不能进行了。最早是打算9月底在塔上爆响、10月搞空投，两次结合多、快、好、省。现在只有等中央命令了。
那时大家猜想：不在国庆节爆响，一来迷惑美国，二来不给来京观礼的外国贵宾产生不理解心理，等他们走后再爆更有利。
其实，9月16日、17日中央专委慎重研究，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早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择机再试。中央专委主任周恩来总理归纳大家意见时说：“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进度问题，我们从战略上设想是现在就搞，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苏联赫鲁晓夫不让我们搞原子弹，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帝国主义威胁，要轰炸我们，但我们搞出来了。我们发展核武器的前途是定了，即使被破坏，我们还能再生产……”
毛泽东主席说：“原子弹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为了防备敌人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作出严密的防空部署；二机部和国防科工委组织技术资料，安全转移仪器设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
周恩来总理一再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中央这些决定，我们参试人员丝毫不清楚。只记得9月26日现场大会上张爱萍将军传达周总理关于保密方面的讲话，总理说虽然邓颖超是中央委员，但不该她知道的我都不向她讲。我们猜测，中央肯定从政治考虑，施放“准备过冬”的烟幕，使敌人成为摸不着头脑的丈二和尚，然后按毛泽东的意志，神秘、成功地爆响。
就这样，全现场数千人，静静等待了半个多月。
巨大彩色卧松升起的时刻
10月13日，随着现场一队队迁到离爆心80公里开外的沙滩小丘安营扎寨，我们感到爆炸的那一天就要来临了。
14日19时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的信：“我国这次试验，决定采取公开宣传办法，以便主动地击破一切诬蔑和挑拨的阴谋并利今后斗争。爆炸时间，前方还在作最后研讨，今晚方能定夺，当另告。”
14日20时30分周恩来总理亲自做了批示：“同意16日作为零时”。另外，邀请吴冷西、乔冠华、姚溱起草中国核试验的“政府声明和新闻公报”。
于是原子弹被安全地吊上铁塔，场区各地处于待命状态。
15日12时30分周总理批示：同意零时定为16日15时。
然而15日夜晚，一份急电从罗布泊发到北京。报告说，想到一个因素可能会影响原子弹的爆炸。周总理在电话中问：“试验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二机部长刘杰说：“有三种可能，第一干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虽然他满怀信心地说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周总理依然叮嘱：“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当夜，北京风雨交加，刘杰驱车跑进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大楼，找到周光召、黄祖洽和秦元勋说：“周总理要求重新计算一下成功的概率，八小时内给出结果。”
第二天上午一份计算报告呈现到周总理面前：“经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失败率小于万分之一。”
爆炸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九院院长李觉将军是在铁塔下度过的，他的心情很激动，但更多的是担心。16日凌晨，李觉向试委会报告，原子弹塔上安装和测试引爆系统第三次检查完毕，请求6时半开始插接雷管。
12时，周总理说：“12时后，若无特殊变化，不要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14时，参试各队人员全部开到一个20多米高的沙丘下，这是距爆炸塔约80公里远的一处掩蔽地带。在热切与焦急的等待中，大家相互比赛唱歌。为国家献身的崇高事业心、为国家争光的艰苦奋斗意志，全融汇在此起彼伏的歌声中，场面极为热烈。核爆指挥领导在距爆心稍近的沙台上戴着铅质防护墨镜，好像远远地都向我们张望。大家着急地等待着。
14时58分，发出了命令：“大家蹲下，闭眼！”这时，戈壁滩真是静极了，每个人的心跳似乎都能听到。有的同志在默默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不知数到了多少，突然有人大喊起来，我们迫不及待地转过身来冲上沙丘的高处，看到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已形成，熊熊的火焰与浓浓的灰烟翻滚、膨胀着，爆发出听不到的巨大轰鸣声。这是因为大家兴奋地大喊大叫，一个个把帽子抛向高空，一次又一次跳起高声呐喊着，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幸福、欢乐的热泪。
这一声轰鸣，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短短几年间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创造的奇迹，为洗雪多少年来中国遭到的屈辱发出了怒吼！这一声轰鸣圆了中国第一梦！
爆炸后5分钟，在北京的刘杰给核试验指挥部电话祝贺，7分钟后聂荣臻元帅祝贺，30分钟后彭真，35分钟后杨成武……电话一个接一个飞向罗布泊。
当张爱萍向周总理报告：“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毛主席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因为，没有谁比毛泽东更清楚这一成功的分量！张爱萍再次报告：“火球已变成蘑菇云，根据气象判断是核爆炸。”毛主席说：“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
撤离沙丘向掩蔽宿营地走去时，大家时不时地回头看看那逐渐升高、更加倾斜的蘑菇云，它在阳光照耀下灰中透红、蓝中透紫，渐渐扩散膨胀着，好似一棵巨大彩色卧松正向更高处浮游着，真是壮观！七亿多中国人，只有我们亲眼看到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壮景，怎能不感到百倍的骄傲呢？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没有那么多铅质护眼墨镜，我们没有能看到原子弹爆炸最初的那一瞬间。
回营的队伍中，人们有说有笑，交头接耳。有的问，原来决定在国庆15周年时爆炸，怎么改在了16日15时？爆炸日期变动肯定是政治原因。根据气象预测，16日下午会有西风，放射性烟尘不会扩散到印度、巴基斯坦，在这一天爆炸是由中央专委批准的。而15时，一则标志着解放15周年；二则是15年前的10月1日15时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刻，可见它对中国的意义。只有当中国人民拥有原子弹的时候，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了！
回到宿营地，我们几个人立即换上白色洗消服、防护袜、鞋、帽，戴上防毒面具，乘上彩车，进入靶心区执行测试任务。当穿过敲锣打鼓的一排排欢送队伍，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彩车缓缓通过用松柏、骆驼草和红旗搭起的凯旋门后，我忽然醒悟：这难道不是跨过鸭绿江向美国的核威胁开炮吗？于是骄傲与自豪涌上心头。
“中国之年”的呼声
除了我们综合剂量队两名战友于爆后几分钟乘飞机穿入云雾取样，我们几个可能就是爆后第一批进入者吧。进入靶心区，100多米高塔不见了，熔化的钢筋只剩下十余米残肢；1米深坑里的猴子和狗身上的黄毛有的被烧焦，好像戴上了黑帽子，木呆呆地望着我们。一个小时回收完放射性探测器械后，运输机将我们送到基地试验室，爆炸威力和杀伤数据统计要由我们来完成……
晚7时30分，大家集合在戈壁滩看电影，胜利的喜悦洋溢在广场上空。我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希望能听到我们成功的新闻。可晚8时、10时的新闻节目里都没有播送，这时我们早就没心思看电影了。然而，从广播里听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这一天被赶下台的消息也使人们高兴不已。
罗布泊的上空繁星点点，特别亮。美国间谍卫星也在我们头上一圈圈地旋转，这使我们非常愤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本来定于国庆15周年前夕爆炸，可是由于核威慑者扬言要进行破坏，不得不来了个缓兵之计——越冬，推迟试验（美国《洛杉矶时报》1998年9月27日披露了美国政府解密的一批有关约翰逊当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政府文件：1964年秋天美国考虑先发制人对中国发动军事袭击，以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考虑的军事行动包括使用核武器）。然而，现在已经爆炸成功了，为何还不马上广播？我们在焦虑中一直等到晚上11时，新闻节目才广播了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
这时，全场突然狂呼起来，又马上静下来，听我国政府声明：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是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因为核武器如果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就更大。我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后来领导说，之所以这么晚才广播，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是想测验一下日本等国是否能准确测出来。如果他们测出来先公布于众，紧接着我们再宣布，不是更能证实我们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吗？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还是周总理考虑得更全面、更周到！
“中国之年”（国外称1964年为“中国之年”），实现了我国拥有核武器的梦想。
每逢10月16日这一天，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作者亲历了中国第一次（1964年10月16日）、第二次（1965年5月14日）原子弹爆炸试验，参与研究设计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1970年12月26日胜利下水）。
1964年9月，天山南北秋高气爽，正是丰收的季节。辽阔的戈壁滩，白天金光闪闪，夜晚天空特别明亮。在离小山10多公里、十分广阔平坦的荒野，建起了100多米高的铁塔，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高塔上爆响！
罗布泊上空的星星
在塔的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布满了各种类型的飞机、大炮、坦克、舰船等效应物。
在塔的不同方向、不同位置、不同深度的坑里，有各种动物及一系列安全设施，同时还安置了各种仪器、探测器件，真像综合展览的大广场。除吊装人员穿白色工作服，全是穿黄军装的人们，川流不息地操练、演习。
数着星星、望着月亮，有时还看到喷射着火焰、呼呼狂叫的火柱，拖着天女散花似的尾巴，从我们头顶穿过。起初，还真的吓了一跳，以为是宇宙陨石落到了罗布泊，其实是我国导弹基地的导弹在发射。原子弹未爆前，能先观摩导弹发射的壮景也十分难得。
我们所在的罗布泊无人区，多少年来“天上无飞鸟，地下无水草，风吹乱石跑”，根本没有蚊蝇。由于试验任务，半年多进驻很多人，也招引来了大白花蚊子，有的大得可怕，像蜘蛛一样大，叮上你一口，会疼很长时间。
奇怪的是，总是会看到比月亮跑得快、却没有金星、火星明亮的人造卫星在我们头顶上旋转。怎么会有这么多卫星呢？起初，有人开玩笑说，卫星能看到我们。当时99.99%的人都不会相信，认为那是天方夜谭。当核试验场竖起了100多米的高塔后，卫星增多了，达到二三十个。善良的中国人产生了怀疑：为什么这么多卫星都要经过这里？在我们看来，它们不会干好事，可能是间谍卫星！所以我们对美国、苏联的卫星逐渐反感！好像我们进驻这里后招来的蚊蝇。
摧毁中国掌握原子弹，一直是美国在世界上进行核称霸、核讹诈的梦想。知道中国就要进行核试验了，美国国防部长狗急跳墙了，竟声称要用武力或核导弹对“中国核基地实施绝育手术”。
怎样对待美国帝国主义的威胁？怎样做预防？第一颗原子弹何时爆响？中国领导人彻夜难眠。
为何“准备过冬”
9月24日前，所有准备都已完毕，只等领导指示撤离的号角，期待“零时”到来。
然而，全现场中的21研究所、防化兵、九院的人员在26日召开大会，张爱萍将军突然宣布：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核试验“准备过冬”！
第二天早上，现场照样施放各种气象气球。我们这些搞核爆威力测量的人员去找21所技术所长程开甲教授和三室主任陆祖荫研究员询问：“‘准备过冬’，液体探测器怎么办？拆下来放哪里才不会被冻坏呢？”记得陆主任给我们透露了一些信息。他说，美国原子弹研究、试验是全世界科学家的贡献，而我国的研究、试验，没有一个外国人参与，全试验场没有一样进口设备、装置，全是国产的。距爆心近的工号中用的照相机是买德国蔡司厂的，是唯一的一件进口货。这位核物理学家还说，看到美国杂志刊登了我国核试验场的铁塔，怀疑是否现场混进了特务拍照，却借口说是人造卫星拍照下来的。记得他还说，这一推迟试验，空投试验今年也就不能进行了。最早是打算9月底在塔上爆响、10月搞空投，两次结合多、快、好、省。现在只有等中央命令了。
那时大家猜想：不在国庆节爆响，一来迷惑美国，二来不给来京观礼的外国贵宾产生不理解心理，等他们走后再爆更有利。
其实，9月16日、17日中央专委慎重研究，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早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择机再试。中央专委主任周恩来总理归纳大家意见时说：“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进度问题，我们从战略上设想是现在就搞，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苏联赫鲁晓夫不让我们搞原子弹，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帝国主义威胁，要轰炸我们，但我们搞出来了。我们发展核武器的前途是定了，即使被破坏，我们还能再生产……”
毛泽东主席说：“原子弹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为了防备敌人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作出严密的防空部署；二机部和国防科工委组织技术资料，安全转移仪器设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
周恩来总理一再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中央这些决定，我们参试人员丝毫不清楚。只记得9月26日现场大会上张爱萍将军传达周总理关于保密方面的讲话，总理说虽然邓颖超是中央委员，但不该她知道的我都不向她讲。我们猜测，中央肯定从政治考虑，施放“准备过冬”的烟幕，使敌人成为摸不着头脑的丈二和尚，然后按毛泽东的意志，神秘、成功地爆响。
就这样，全现场数千人，静静等待了半个多月。
巨大彩色卧松升起的时刻
10月13日，随着现场一队队迁到离爆心80公里开外的沙滩小丘安营扎寨，我们感到爆炸的那一天就要来临了。
14日19时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的信：“我国这次试验，决定采取公开宣传办法，以便主动地击破一切诬蔑和挑拨的阴谋并利今后斗争。爆炸时间，前方还在作最后研讨，今晚方能定夺，当另告。”
14日20时30分周恩来总理亲自做了批示：“同意16日作为零时”。另外，邀请吴冷西、乔冠华、姚溱起草中国核试验的“政府声明和新闻公报”。
于是原子弹被安全地吊上铁塔，场区各地处于待命状态。
15日12时30分周总理批示：同意零时定为16日15时。
然而15日夜晚，一份急电从罗布泊发到北京。报告说，想到一个因素可能会影响原子弹的爆炸。周总理在电话中问：“试验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二机部长刘杰说：“有三种可能，第一干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虽然他满怀信心地说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周总理依然叮嘱：“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当夜，北京风雨交加，刘杰驱车跑进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大楼，找到周光召、黄祖洽和秦元勋说：“周总理要求重新计算一下成功的概率，八小时内给出结果。”
第二天上午一份计算报告呈现到周总理面前：“经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失败率小于万分之一。”
爆炸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九院院长李觉将军是在铁塔下度过的，他的心情很激动，但更多的是担心。16日凌晨，李觉向试委会报告，原子弹塔上安装和测试引爆系统第三次检查完毕，请求6时半开始插接雷管。
12时，周总理说：“12时后，若无特殊变化，不要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14时，参试各队人员全部开到一个20多米高的沙丘下，这是距爆炸塔约80公里远的一处掩蔽地带。在热切与焦急的等待中，大家相互比赛唱歌。为国家献身的崇高事业心、为国家争光的艰苦奋斗意志，全融汇在此起彼伏的歌声中，场面极为热烈。核爆指挥领导在距爆心稍近的沙台上戴着铅质防护墨镜，好像远远地都向我们张望。大家着急地等待着。
14时58分，发出了命令：“大家蹲下，闭眼！”这时，戈壁滩真是静极了，每个人的心跳似乎都能听到。有的同志在默默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不知数到了多少，突然有人大喊起来，我们迫不及待地转过身来冲上沙丘的高处，看到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已形成，熊熊的火焰与浓浓的灰烟翻滚、膨胀着，爆发出听不到的巨大轰鸣声。这是因为大家兴奋地大喊大叫，一个个把帽子抛向高空，一次又一次跳起高声呐喊着，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幸福、欢乐的热泪。
这一声轰鸣，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短短几年间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创造的奇迹，为洗雪多少年来中国遭到的屈辱发出了怒吼！这一声轰鸣圆了中国第一梦！
爆炸后5分钟，在北京的刘杰给核试验指挥部电话祝贺，7分钟后聂荣臻元帅祝贺，30分钟后彭真，35分钟后杨成武……电话一个接一个飞向罗布泊。
当张爱萍向周总理报告：“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毛主席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因为，没有谁比毛泽东更清楚这一成功的分量！张爱萍再次报告：“火球已变成蘑菇云，根据气象判断是核爆炸。”毛主席说：“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
撤离沙丘向掩蔽宿营地走去时，大家时不时地回头看看那逐渐升高、更加倾斜的蘑菇云，它在阳光照耀下灰中透红、蓝中透紫，渐渐扩散膨胀着，好似一棵巨大彩色卧松正向更高处浮游着，真是壮观！七亿多中国人，只有我们亲眼看到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壮景，怎能不感到百倍的骄傲呢？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没有那么多铅质护眼墨镜，我们没有能看到原子弹爆炸最初的那一瞬间。
回营的队伍中，人们有说有笑，交头接耳。有的问，原来决定在国庆15周年时爆炸，怎么改在了16日15时？爆炸日期变动肯定是政治原因。根据气象预测，16日下午会有西风，放射性烟尘不会扩散到印度、巴基斯坦，在这一天爆炸是由中央专委批准的。而15时，一则标志着解放15周年；二则是15年前的10月1日15时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刻，可见它对中国的意义。只有当中国人民拥有原子弹的时候，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了！
回到宿营地，我们几个人立即换上白色洗消服、防护袜、鞋、帽，戴上防毒面具，乘上彩车，进入靶心区执行测试任务。当穿过敲锣打鼓的一排排欢送队伍，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彩车缓缓通过用松柏、骆驼草和红旗搭起的凯旋门后，我忽然醒悟：这难道不是跨过鸭绿江向美国的核威胁开炮吗？于是骄傲与自豪涌上心头。
“中国之年”的呼声
除了我们综合剂量队两名战友于爆后几分钟乘飞机穿入云雾取样，我们几个可能就是爆后第一批进入者吧。进入靶心区，100多米高塔不见了，熔化的钢筋只剩下十余米残肢；1米深坑里的猴子和狗身上的黄毛有的被烧焦，好像戴上了黑帽子，木呆呆地望着我们。一个小时回收完放射性探测器械后，运输机将我们送到基地试验室，爆炸威力和杀伤数据统计要由我们来完成……
晚7时30分，大家集合在戈壁滩看电影，胜利的喜悦洋溢在广场上空。我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希望能听到我们成功的新闻。可晚8时、10时的新闻节目里都没有播送，这时我们早就没心思看电影了。然而，从广播里听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这一天被赶下台的消息也使人们高兴不已。
罗布泊的上空繁星点点，特别亮。美国间谍卫星也在我们头上一圈圈地旋转，这使我们非常愤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本来定于国庆15周年前夕爆炸，可是由于核威慑者扬言要进行破坏，不得不来了个缓兵之计——越冬，推迟试验（美国《洛杉矶时报》1998年9月27日披露了美国政府解密的一批有关约翰逊当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政府文件：1964年秋天美国考虑先发制人对中国发动军事袭击，以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考虑的军事行动包括使用核武器）。然而，现在已经爆炸成功了，为何还不马上广播？我们在焦虑中一直等到晚上11时，新闻节目才广播了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
这时，全场突然狂呼起来，又马上静下来，听我国政府声明：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是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因为核武器如果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就更大。我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后来领导说，之所以这么晚才广播，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是想测验一下日本等国是否能准确测出来。如果他们测出来先公布于众，紧接着我们再宣布，不是更能证实我们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吗？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还是周总理考虑得更全面、更周到！
“中国之年”（国外称1964年为“中国之年”），实现了我国拥有核武器的梦想。
每逢10月16日这一天，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作者亲历了中国第一次（1964年10月16日）、第二次（1965年5月14日）原子弹爆炸试验，参与研究设计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1970年12月26日胜利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