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社会已进入信息社会,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商业价值日益彰显,但与此同时,个人信息侵权现象也日益增多,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探讨。纵观各国立法,有不少国家制定了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期对个人信息实现完备的保护。我国立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却显得不足和滞后,我国法律体系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定大多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之中,未成体系。《民法总则》第111条确定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地位,但却没有对个人信息利益的形态、属性加以明确,引起了学界的争论。理论界对个人信息利益存在“具体人格权说”、“财产权说”、“框架性权利说”、“混合权利说”和“一般人格权说”等观点,这些观点都从某一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个人信息利益的内容和性质,但又都存在着局限性。而事实上,通过对个人信息利益的法律范畴、权利的本质属性、一般人格权的法律地位作深入分析,便可得知,个人信息利益应当是一种人格法益,它尚不足以上升到权利的高度,应当被纳入一般人格权的框架中。实践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形成了姓名权保护模式、名誉权保护模式、隐私权保护模式和一般人格权保护模式的保护路径。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以上的保护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上的空缺,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对“隐私权保护模式”尤为依赖,这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利益之间的客观联系,即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利益在“私密信息”的范畴内存在重合关系。然而,这些保护模式也都有不周延之处,姓名权保护模式和名誉权保护模式都仅可分别适用于有涉姓名权侵权、名誉权侵权的案件中,隐私权保护模式无法涵盖个人信息中公开性个人信息的保护,而单纯的一般人格权保护模式则存在内容过于抽象、涵摄范围不够清晰明确的问题,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的操作。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后,第109条正式确定了一般人格权的法律地位,第111条和《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编”专章对个人信息利益保护作了一系列的规定,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内涵、个人信息的收集原则、侵权形式等内容,不失为立法上的一种创新之举,在一般人格权这个“受保护的人格利益束”中使个人信息利益类型化和有名化,为个人信息利益保护提供了更加直观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