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数以亿计的居民离开户籍所在地涌入到陌生城市中,却由于各种制度限制难以获得本地城镇户籍,在城镇社会空间内形成与本地城镇居民相比的特殊群体——外来人口群体,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成为日益广泛关注的学术议题。其中,本地城镇居民对外来人口持何种态度,是情感歧视还是心理接纳,对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具有重要意义。既往研究主要从社会结构位置、社会制度、社会资本等单一静态因素上寻找解释答案,将个体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忽略了生命历程中的社会流动以及因流动带来的社会地位、主观体验、社会交往、社会信任等动态变化因素。事实上,国外学者对社会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关系这一主题有着广泛而持续的关注,但国内则缺乏相关研究;且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关系是不一致的,这也意味着分析社会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关系时需紧密结合当地的社会流动现实背景。因此,结合我国当前因急剧社会转型带来频繁且大规模的社会流动背景,从动态的社会流动角度考察本地城镇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是一种较新的、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能够丰富社会流动影响与后果和外来人口歧视研究成果,并为降低本地城镇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促进外来人口城市融入提供丰富的经验参考。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调查”（JSNET2009）数据、“全国13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调查（2014）”数据,考察了本地城镇居民对外来人口歧视的动态变化规律;并对全国不同人口特征、阶层、地域等群体的外来人口歧视现状整体样貌进行描述与解释。在描述基础上,系统检验社会流动（代际职业流动、代内职业流动、代际教育流动、代际户籍流动）对外来人口歧视的直接影响,以及社会流动通过相对剥夺感（横向剥夺感和纵向剥夺感）、社会信任（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社会公平感（机会公平感和分配公平感）、社会交往（社团参与和实际社会交往）、生活满意度（生活幸福感）等中介作用于外来人口歧视的间接影响机制,最后从社会机制和城镇居民角度出发提出降低外来人口歧视的对策。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城镇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日常工作、邻里（社区）居住、日常交往、子女婚恋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其中日常工作歧视程度最低,子女婚恋歧视最强烈。从2005年到2014年,城镇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政策话语转变、社会结构开放共同导致这种趋势的出现。虽然外来人口歧视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位置上,城镇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问题仍然不能忽视;本地城镇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存在一定的群体、阶层、地域差异,女性、已婚者、年龄较高者对外来人口歧视较为强烈;阶层地位越高,对外来人口的歧视越弱;随着城市等级的提升、外来人口比例的增加,本地城镇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更高。社会流动对外来人口歧视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社会流动经历者在外来人口歧视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具体来看,与未流动相比,向上社会流动（职业流动、教育流动、户籍流动）均显著地降低外来人口歧视。向上社会流动提高了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降低流动者与外来人口交往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提升社会认知能力;向上流动者更可能进入到总体歧视氛围较低的阶层,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更低。而向下社会流动（代际职业流动、代内职业流动、代际教育流动）并不必然导致更加强烈的歧视,我们认为这与参照对象选取、家庭资源禀赋、社会认知等有关。进一步分析间接影响机制发现,社会流动能够通过相对剥夺感、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社会交往、生活满意度等间接影响外来人口歧视。总体而言,向上社会流动能够通过降低相对剥夺感而间接减少外来人口歧视;但不同社会流动类型的其他中介机制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表现为,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显著提高生人信任、政府信任水平,强化社会公平认知和生活满意体验,这些变化能够显著降低外来人口歧视。代内职业向上流动通过提升政府信任水平、生活满意度、分配公平认知和实际社会交往等间接降低外来人口歧视。代际教育向上流动有助于增强生人信任、生活幸福感、分配公平认知、社团参与,进而降低外来人口歧视。代际户籍向上流动通过提高生人信任、政府信任、机会公平认知、实际社会交往等间接降低外来人口歧视。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在现行户籍制度之下,我们可以从社会机制和城镇居民角度出发,通过大力发展经济,促进向上社会流动,增加社会开放性;培育社会资本和提升公民素质;加强群体交往与互动等途径降低城镇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