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的研究,是社会史一直注重的重要方面。从早期工人阶级的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前,工人的生活状况在各个阶段差异很大。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工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是战时大后方的典型代表。本文根据统计资料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抗战期间重庆工人群体的收入与生活状况进行研究,以考证非常时期重庆工人生活情形。工人总体情况上:战时重庆工人数量较多,在后方乃至全国都占较高的比重,大量工厂的内迁孕育了大量的产业工人,成为重庆工人的重要来源。工人来源在地域分布上,以四川省的为最多,然而外来的工人已占据一定的规模。战时的工人通常分男工、女工、童工三大类,战时男女工人比例结构相对失衡,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童工。由于体能状况和技术要求因素,男女工人在各产业分布的情况也有很大区别,男工多分布于机械工业、冶炼工业以及兵工工业等重工业工厂,而女性职工在纺织工业中人数有绝对优势。由于抗战的特殊时期,重庆工人工作门槛年龄偏低。在重庆工人家庭人口的年龄分配中,年龄结构分布以9岁以下和30岁至39岁区间人数最多,这也正符合战时对青壮年劳动力的年龄结构需求。工人的工资收入一般分为真收入和假收入,真收入在普通工人的全部工资收入中占有较高比重,假收入在工人生活窘迫时也是维持正常生活的重要依靠。与同时期的上海工人相比,重庆工人的真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要高,单独看工资收入,上海工人家庭的妻子和子女收入远多于重庆,说明重庆工人的家长生活负担重,一个家庭的生活来源往多靠一个成年男工。重庆工人的生活压力要比同时期的上海工人大。两地工人家庭的假收入情况,上海工人的假收入来源和收入要高于重庆工人。工资以外的收入情况,上海却要远多于重庆。这种收入差异是和战时各个城市城市的近代化发展相一致。随着战争的加剧,重庆地区人民的实际收入大幅下降,战时经济出现了独特的“脑体倒挂”现象,重庆的教师和小公务员等脑力劳动者反而比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还低。工人各行业间收入因工作性质和企业效益的不同也有很大差距,即便是同一行业,因为熟练程度,工龄等原因也有很大差距。男女工人工资收入相比,总体上男性工人要远远高于女性工人。在就业率方面,女性就业情况不乐观。在工人实际生活中,战争形势的加剧使得各种生活物资紧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然而重庆工人的工资反而相对下降,使得工人家庭的生活面临严峻形势。在日常生活上,工人家庭温饱问题并不能完全解决,在重庆工人家庭的各类生活消费数据中,食物部分的支出占到了十分之七还多。工人家庭主食以米为主,辅以红薯,而肉类、鱼类以及蛋类等高卡路里食物因工人购买力的低下要少很多。就人体正常营养需求而言,重庆工人家庭除正常碳水化合物以及矿物元素铁的摄入正常外,其他都相对缺乏,尤以钙和脂肪缺乏严重。工人家庭的衣着也以朴素简洁为主,色彩单一。为了节约开支,工人常常自己购买布匹亲手做衣物。工人的住房也主要以瓦房为最多,很多工人家庭没有房屋所有权,只能靠租赁或者工厂提供住房。重庆工人的家庭杂支,只占全部生活费支出的百分之七,其中涉及教育、医疗、烟酒、交际、娱乐、零食、交通等项支出合计仅仅是杂支总数的34%,可知战时工人家庭生活处于较低的水平。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劳动条件,工人阶级先后发起了许多斗争,既打击了资产阶级,也为自己争取到一定的利益。在领导工人斗争中,共产党的群众影响不断增强。战时的国民政府也对工人阶级予以了关注和重视,为了安抚工人阶级、稳固社会统治,先后出台了关于劳资协调、劳工福利、劳工运动等许多政策,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工人生产积极性,相应缓和了战时的劳资阶级矛盾。但是,国民政府的动机是为了控制工人阶级,因而有其阶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