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投资的引进为东道国带来经济技术发展、产业结构提升、就业机会增加等一系列便利,同时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尤其是敏感性领域的外国投资会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陆续在各国建立,近年欧美等国逐渐加强收紧对敏感性领域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以确保本国的国家安全。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处于重要的发展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以及确保其顺利实施的相关法规政策的出台,都促进了我国投资保护进入新阶段。在我国各个领域大量外资涌入的情况下,建立一套完整的敏感性领域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法律体系十分重要。在概念界定方面,将“国家安全”初步界定为经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保持稳定。在“敏感性领域投资”清楚界定和模糊留白的价值之争中,选择价值中立。将重点核心“敏感性领域”分为敏感产业、敏感技术、敏感信息、敏感设施、敏感区域五个方面,我国必须集中力量对敏感性领域进行系统合理的安全审查。联席会议作为审查主体,存在权限缺失、专业程度较低、权责不清晰的问题;审查对象存在范围广,工作量大,主次不分的问题;审查标准模糊;启动、核查程序规定粗糙,缺少配套的执行程序;负面清单开放领域拓宽、透明度加大,敏感信息泄露的风险增加;同时缺少动态的审查机制。现阶段我国安全审查的不足,使政治、经济、生态和产业安全风险加大。当前国际范围内呈现出美国投资安全审查越来越严格,欧盟也由宽松趋于严格的形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成员固定,权责明晰。德国继续细化敏感性领域的审查对象,将其分为拟被收购的目标公司和收购方两大类。俄罗斯以是否有“威胁”作为安全审查的标准。美国将安全审查程序分为前期磋商与备案等四个部分;在负面清单中限制外资准入,扩大不符措施保护范围,提高透明度要求;同时实行严苛的三权分立监管模式。欧盟与美国相比,监管松散。我国通过对域外的相关立法实践进行借鉴,实现联席会议常设化,保证审查主体的专业和权威;把安全审查的对象进行不同层次的区分;根据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不同状态,选择准确或模糊的审查标准;赋予投资双方申报和提交材料的权利,同时在核查时关注当事人的意见;提高负面清单的透明度要求,保护劣势产业;在进行全程监管时,通过国务院和年度安全审查报告,发挥监督作用,依据形势合理选择监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