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人长久以来视为“民族始祖”的黄帝是一个特殊的“国族”记忆符号,黄帝记忆的流变折射出从华夏到中国的演进历程,是我们认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和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重要线索。以往围绕黄帝符号与国族认同建构的研究多认为黄帝的始祖内涵自20世纪前后才发端,仅聚焦于20世纪初的“黄帝热”,对黄帝历史形象一笔带过。事实上,始祖黄帝并非近代才被“创造”出来,对黄帝形象的建构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其次,多数研究将对黄帝符号演变的考察止于辛亥时期,忽略了民国建立后,伴随中华民族一体认同的发育和国家权力的介入,其民族始祖内涵所经历的巩固过程。因此,对于黄帝记忆建构的探讨不应止步于晚清,有必要做更长时段的考察。同时,媒介在记忆的塑造中扮演重要角色,媒介参与了历史记忆的锻造与延续过程,黄帝的主导性叙事在不同时代语境、媒介环境下被不断重新阐释。基于此,本文试图关注作为“历史记忆”的黄帝“文本”与“叙事”,从传播的视角来审视黄帝历史记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媒介形态下的流变。探究以黄帝为中心的历史记忆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形成、传播和变化的,黄帝如何从一个上古神话人物逐步演变为共认的中华民族的始祖,探讨媒介与历史记忆塑造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黄帝符号与记忆塑造的特殊性所在。在前近代时期,黄帝历史记忆的生产、传播、保存渠道囿于官方的历史书写、祭礼仪式及民间以修谱、口耳相传为基础的宗族记忆传统,黄帝叙事因而长久维持圣王、先祖叙事的传统框架,由此形成的“黄帝子孙”的身份认同,局限在家族、宗族等血缘单元中,难以上升为超越亲缘关系的共同体想象。在20世纪初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黄种自觉意识的高涨推动黄帝成为区隔“黄种”与“白种”的标举符号。伴随革命形势的发展,民族认同符号的主导权和阐释权转移到革命派手中,革命知识分子通过占据、控制黄帝这一符号象征系统并展开话语建构,塑造了一个汉人共同的“民族英雄”以聚合情感与认同。勃兴的革命舆论促使黄帝由“黄种始祖”转变为“汉种始祖”,“黄帝子孙”的所指范畴经历了由“黄种”到“汉种”的收缩。民国建立后,伴随中华民族一体认同的发育,黄帝逐渐走出大汉族主义的窠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认同符号。南京国民政府有意识地强化对黄帝符号的“中华民族”认同建构,借助黄帝陵祭祀仪式、民族扫墓节、纪念报道等唤醒和复写记忆的媒介形式,不断强化民众对黄帝这一国族认同载体的记忆与认同。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黄帝符号的文化认同属性不断凸显,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海内外中国人的精神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