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来,随着人口、出口等红利的消失,我国经济增长开始疲软,政府出于“保增长”的需求,想要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但由于财政赤字是有限度的,政府投资不可能有一直稳定增长的资金供应,不能作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而民间投资没有资金供应限制,能够可持续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政府投资到底是挤入还是挤出民间投资、我国是否应该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成为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首先界定政府投资、民间投资范围,认为国有控股（含国有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中的国有部分）进行的投资是政府投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去除国有部分的联营经济和股份制经济进行的投资是民间投资。接着梳理文献:国外文献部分,着重总结理论研究基础及具体的传导机制;国内文献部分,着重从结论、使用的样本数据、数据的年限及处理方面、计量方法等方面详细总结代表性的实证研究文献。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现有国内文献对于政府投资如何影响民间投资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某一时间段政府投资的总量对于民间投资的影响,没有注意到不同经济形势下不同性质的政府投资对于民间投资的影响可能都不相同。因此接下来把政府投资划分成不同性质的两类——基建类政府投资、非基建类政府投资,分别讨论基建类政府投资、非基建类政府投资在不同经济形式下（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危机进行时、危机结束后）对于民间投资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然后选择合适的模型、数据、计量方法去实证检验理论分析得出的研究假设,发现实证结果基本与提出的假设一致:（1）基建类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既有挤入效应也有挤出效应,但起主导作用的是挤入效应,因此基建类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最终表现为挤入效应;2008年金融危机前经济高涨、危机进行时经济衰退、危机结束后经济新常态这三个经济形势下,基建类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入效应是先大幅减弱后小幅增强。（2）非基建类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也既有挤入效应也有挤出效应,2008年金融危机前经济高涨和危机结束后经济新常态这两个经济形势下,起主导作用的是挤出效应,因此非基建类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最终表现为挤出效应。而危机进行时经济衰退这个形势下,挤入效应、挤出效应势均力敌,但挤入效应的效果稍稍超过了挤出效应的效果,因此非基建类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最终表现为微弱的挤入效应。最后基于得出的结论反思我国过去采取的政策并提出一些促进民间投资、政府投资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