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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翻译中存在的性别隐喻现象，进而浅析了翻译中性别隐喻的意义。在翻译领域里，早已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性别隐喻。传统的翻译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从翻译文本，翻译作者，到翻译过程，无一不可发现性别隐喻的存在。通过分析性别隐喻在翻译过程中的表现，便可发现“性别隐喻”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翻译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同时也推进了不合理的旧有翻译观念的瓦解，促进新的翻译分支兴起。
【关键词】：性别隐喻；父权体制；“后现代”；解构主义；女性主义
一.引言
“忠实”原则向来是翻译理论和实践中重要的一个观念。在讨论翻译是否忠实时，实际上便是在讨论翻译的可行性问题。在“忠实”背后，实际上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一个权利争夺。翻译的性别问题早在17世纪便被提出。翻译中的性别隐喻和翻译的“忠实”原则息息相关。吉尔斯·梅纳日（Gilles Menage）所攥写的《不忠的美人》便能很好的体现它们之间的关联。忠实这一术语，最常用于婚姻关系中。张伯伦将翻译比作婚姻。翻译就像婚姻，都需要忠实的承诺。将翻译比作婚姻，这便是翻译中性别隐喻的体现。
翻译占据着女性的位置，这巧妙地揭示了翻译中所存在的性別隐喻。其实，在翻译领域里，早已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性别隐喻。从翻译文本，翻译作者，到翻译过程，无一不可发现性别隐喻的存在。通过分析性别隐喻在翻译过程中的表现，翻译中性别隐喻的意义便一目了然了。
二.翻译中的性别隐喻
翻译与性别长久以来都有不解之缘。翻译所处地位和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十分相似。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对女性而言，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就翻译而言，原文，原作者具有等级上的权威性。它们总是被拟为男性、阳性，主动的；而译文，译者则拟为女性，阴性，被动的。
正如引言中所论述那样，张伯伦将翻译和婚姻相提并论。在婚姻中，女性必须服从男性，必须要忠实于男性；在翻译中，译作必须要忠于原作。这种忠实实际上是一种不对等的忠实。在婚姻中，不忠实的妻子会受到大众的责难，而丈夫却不用承担任何罪名。在翻译中，不忠实的译作则会引起非议，而原作却不会。在婚姻中，忠实是使后代合法化的唯一保障；在翻译中，也是如此的。若是译文不忠实于原作，那么便成为“私生子”。这种译作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体现出了翻译中的性别隐喻。
同样的，在原作者和译者之间也存在着性别隐喻。加弗隆斯基（Serge Gavronsky）运用了俄狄浦斯模式来解释译者的责任。他将作者比作父亲，译者当做儿子，而文本当做是渴望得到的对象。这种模式主要依赖于著作权威的家长模式。作为译者，他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对乱伦的畏惧而不敢对文本乱来；另一种是杀死作者这种父亲形象。不管译者选择哪条路，在此过程中都显现出原作者和译者之间角色的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还存在于翻译关系中。在此过程中，译者需要完全忠实于原文，原作者，以保证能生下血统纯正的孩子，即译文。若是翻译过程背叛了母语的纯真，那么就会孕育出私生子。将翻译关系作此比喻，凸显了翻译中原文，原作者的强权，支配地位。
在翻译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性别隐喻。这些性别隐喻无一不暗示着：翻译实则遵循着父权社会的规则。在此规则下，男性占着绝对支配的地位，且父系血统是使后代身份能够合法化的唯一证明。就译者而言，他的身份可与两性关系中的女性相通。对女性而言，若是没有丈夫的允许，不可以产下后代。同理，若是没有原文，原作者的输入，理论上译者是不可能写出译作的。
三.翻译中性别隐喻的意义
对翻译理论而言，翻译中存在的性别隐喻现象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翻译中性别隐喻现象的存在证明了翻译是受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其次，性别隐喻还推进翻译理论实践的发展，使得翻译理论家对旧有的翻译理论进行思考，促进了新的思潮的形成。
1.性别隐喻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翻译，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社会文化环境对翻译的影响是巨大的。翻译中存在的性别隐喻便能证明这一点。
（1）翻译——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
语言文本的研究向来是翻译研究的重点，但翻译与社会文化环境关系的研究也占据着重要位置。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体制，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而这些都深深的影响着翻译理论实践和发展。社会文化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大环境，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制约，翻译活动也不例外。换而言之，通过分析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读者对译作的大体风格便可有大概的了解。翻译和社会文化环境关系密不可分。事实上，翻译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
（2）父权体系下的性别隐喻翻译理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生产部门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原本的母系氏族开始瓦解，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男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父系氏族。自父系氏族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父权思想一直深深影响着全世界人民。甚至在当下，部分人仍信仰着这种观念。这种父权思想深植于信仰者的脑中，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性别隐喻中所表现出来的歧视，不平等现象便是父权思想在作祟。
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父权体系地位也开始动摇。大批新兴主义涌现，为人类平等奋斗。在此期间，翻译界也受到影响。翻译学者们开始质疑，批判“性别隐喻”，为翻译谋取平等地位。
翻译中的“性别隐喻”意义之一便是体现了翻译是受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也证明了他们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性别隐喻和翻译发展
翻译中性别隐喻现象的存在引起了很多翻译界学者的关注。在探索发现这些性别隐喻的过程中，翻译学者们认识并质疑其背后隐藏着一些旧有的，应当加以改进的模式和理论，比如说二元对立模式和中心论。随着社会发展，新的翻译理论也随之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后现代”思潮运动的兴起，传统的翻译研究也受到影响，出现了多个理论分支。一些因对性别隐喻分析批判的理论也随着出现。对翻译发展而言，性别隐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既使得学者们对旧有理论实践进行反思改进，又推进了新的理论分支的发展。 （1）旧有性别隐喻翻译理论模式的质疑
罗锐·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的《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中集中对广为
流传的性别隐喻翻译理论进行了论述，证明了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父权体系下的从属地位。这种不平等地位造成了翻译在权利上处于劣势，也导致了“中心论”的产生。“作者中心论”和“原作中心论”的模式严重侵害了译者的利益，使得翻译一直处于劣势地位。
“中心论”是由二元对立思想衍生而来的。二元对立遵循着客主两分，物我两分的思维模式。这样的思维模式不仅将事物分为两部分，并还设置了等级，这样对立的双方就不处于平等的地位，它们便成为
一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压迫关系。翻译中也存在着这样的二元对立思想。在翻译中，译作反映了原作，也受到了原作的压制。
不论是中心论还是二元对立思想，都反映出性别隐喻翻译理论中浓浓的性别歧视意味。翻译必然是处于从属地位，必须要忠实于原文。
正如前文所說，忠实与否是翻译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翻译中二元对立思想的存在，忠实的对象也仅仅限于原作。事实上，这样的看法未免太过狭隘，僵化。想要让翻译向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么性别隐喻中所凸显出的问题就不得不受到重视。
所幸的是，大批翻译学者开始对性别隐喻进行思考，并对其中陈旧的不可取的观点概念进行修改。巴斯奈特（Bassnett Susan）指出：“当代的翻译研究要打破的正是把原作和译本视为两极这种陈旧的二元翻译观，同时反过来试图去把翻译视为一项与文化系统充分结合的动态活动”。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应当是共生关系，原作者和译者应当合作，共同忠实于两者都共同参与的那个翻译方案，而不是企图将翻译过程当做侵犯的实施。正如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所批判的那样，所谓的中心论不应该再存在。唯有消解“中心”，超越翻译的性别隐喻，才能构建真正平等和谐的翻译环境。
（2）新的翻译分支兴起
“后现代”思潮运动中，涌现了诸如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新的思想。它们也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新的翻译研究分支。其中，有些翻译分支的兴起和翻译中性别隐喻有着很大关联。性别隐喻在其兴起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罗锐·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的《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中便列举出一些质疑父权主义的理论，主要包括了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
解构主义提出了“延异”的观点，试图颠覆造成原作和译作二元对立的“差异”观念。解构主义领袖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翻译中完全忠实是不可能做到的，翻译其实受到既要求翻译又禁止翻译的自相矛盾的约定。他将这种矛盾的约定称之为处女膜，表明了翻译和写作是相互依赖的，从而反对了翻译中存在的性别歧视。解构主义倡导差异性和多元性，为超越翻译中的性别隐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性别隐喻和女性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大批的女权主义者对于翻译中的性别隐喻进行研究。可以说，若是翻译中不存在性别隐喻，那么女性主义翻译也便不会如此兴盛发展。《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作者罗锐·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便是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女性主义翻译家们在消除翻译中的性别歧视，重塑女性形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传统的翻译理论将翻译比做女性，置于底层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的目的便是批判那些将女性又将翻译置于社会及文学底层的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表达了弱者的声音，从各个方面对那些有着性别歧视的理论进行了抨击。在进行批判的同时，女性主义者们还提出了新的翻译标准。在女性主义翻译标准中，最为重要的三种翻译策略分别为：增补、加写前言与注脚，劫持。这三种策略表明了女性主义对于翻译中父权至上观点的反击。
四.小结
传统的翻译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这些性别隐喻向来是翻译学者关注的重点。通过研究性别隐喻在翻译中的表现，译者们便可得知这些性别隐喻的意义。翻译文本，译者，翻译关系中都体现出不平等的性别隐喻。而正是这些隐喻的存在，揭示了翻译的社会化，同时也推进了不合理的旧有翻译观念的瓦解，促进新的翻译分支兴起。
参考书目：
[1] Chamberlain， L. 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
[2] Simons，Sherry.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3]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 董星华.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多元化翻译标准
[5] 方平. 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6]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探索
[7] 徐来.在女性的名义下“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
[8] 于德英：翻译的性别化隐喻：哲学的阐释及解构
【关键词】：性别隐喻；父权体制；“后现代”；解构主义；女性主义
一.引言
“忠实”原则向来是翻译理论和实践中重要的一个观念。在讨论翻译是否忠实时，实际上便是在讨论翻译的可行性问题。在“忠实”背后，实际上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一个权利争夺。翻译的性别问题早在17世纪便被提出。翻译中的性别隐喻和翻译的“忠实”原则息息相关。吉尔斯·梅纳日（Gilles Menage）所攥写的《不忠的美人》便能很好的体现它们之间的关联。忠实这一术语，最常用于婚姻关系中。张伯伦将翻译比作婚姻。翻译就像婚姻，都需要忠实的承诺。将翻译比作婚姻，这便是翻译中性别隐喻的体现。
翻译占据着女性的位置，这巧妙地揭示了翻译中所存在的性別隐喻。其实，在翻译领域里，早已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性别隐喻。从翻译文本，翻译作者，到翻译过程，无一不可发现性别隐喻的存在。通过分析性别隐喻在翻译过程中的表现，翻译中性别隐喻的意义便一目了然了。
二.翻译中的性别隐喻
翻译与性别长久以来都有不解之缘。翻译所处地位和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十分相似。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对女性而言，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就翻译而言，原文，原作者具有等级上的权威性。它们总是被拟为男性、阳性，主动的；而译文，译者则拟为女性，阴性，被动的。
正如引言中所论述那样，张伯伦将翻译和婚姻相提并论。在婚姻中，女性必须服从男性，必须要忠实于男性；在翻译中，译作必须要忠于原作。这种忠实实际上是一种不对等的忠实。在婚姻中，不忠实的妻子会受到大众的责难，而丈夫却不用承担任何罪名。在翻译中，不忠实的译作则会引起非议，而原作却不会。在婚姻中，忠实是使后代合法化的唯一保障；在翻译中，也是如此的。若是译文不忠实于原作，那么便成为“私生子”。这种译作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体现出了翻译中的性别隐喻。
同样的，在原作者和译者之间也存在着性别隐喻。加弗隆斯基（Serge Gavronsky）运用了俄狄浦斯模式来解释译者的责任。他将作者比作父亲，译者当做儿子，而文本当做是渴望得到的对象。这种模式主要依赖于著作权威的家长模式。作为译者，他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对乱伦的畏惧而不敢对文本乱来；另一种是杀死作者这种父亲形象。不管译者选择哪条路，在此过程中都显现出原作者和译者之间角色的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还存在于翻译关系中。在此过程中，译者需要完全忠实于原文，原作者，以保证能生下血统纯正的孩子，即译文。若是翻译过程背叛了母语的纯真，那么就会孕育出私生子。将翻译关系作此比喻，凸显了翻译中原文，原作者的强权，支配地位。
在翻译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性别隐喻。这些性别隐喻无一不暗示着：翻译实则遵循着父权社会的规则。在此规则下，男性占着绝对支配的地位，且父系血统是使后代身份能够合法化的唯一证明。就译者而言，他的身份可与两性关系中的女性相通。对女性而言，若是没有丈夫的允许，不可以产下后代。同理，若是没有原文，原作者的输入，理论上译者是不可能写出译作的。
三.翻译中性别隐喻的意义
对翻译理论而言，翻译中存在的性别隐喻现象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翻译中性别隐喻现象的存在证明了翻译是受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其次，性别隐喻还推进翻译理论实践的发展，使得翻译理论家对旧有的翻译理论进行思考，促进了新的思潮的形成。
1.性别隐喻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翻译，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社会文化环境对翻译的影响是巨大的。翻译中存在的性别隐喻便能证明这一点。
（1）翻译——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
语言文本的研究向来是翻译研究的重点，但翻译与社会文化环境关系的研究也占据着重要位置。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体制，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而这些都深深的影响着翻译理论实践和发展。社会文化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大环境，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制约，翻译活动也不例外。换而言之，通过分析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读者对译作的大体风格便可有大概的了解。翻译和社会文化环境关系密不可分。事实上，翻译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
（2）父权体系下的性别隐喻翻译理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生产部门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原本的母系氏族开始瓦解，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男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父系氏族。自父系氏族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父权思想一直深深影响着全世界人民。甚至在当下，部分人仍信仰着这种观念。这种父权思想深植于信仰者的脑中，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性别隐喻中所表现出来的歧视，不平等现象便是父权思想在作祟。
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父权体系地位也开始动摇。大批新兴主义涌现，为人类平等奋斗。在此期间，翻译界也受到影响。翻译学者们开始质疑，批判“性别隐喻”，为翻译谋取平等地位。
翻译中的“性别隐喻”意义之一便是体现了翻译是受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也证明了他们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性别隐喻和翻译发展
翻译中性别隐喻现象的存在引起了很多翻译界学者的关注。在探索发现这些性别隐喻的过程中，翻译学者们认识并质疑其背后隐藏着一些旧有的，应当加以改进的模式和理论，比如说二元对立模式和中心论。随着社会发展，新的翻译理论也随之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后现代”思潮运动的兴起，传统的翻译研究也受到影响，出现了多个理论分支。一些因对性别隐喻分析批判的理论也随着出现。对翻译发展而言，性别隐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既使得学者们对旧有理论实践进行反思改进，又推进了新的理论分支的发展。 （1）旧有性别隐喻翻译理论模式的质疑
罗锐·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的《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中集中对广为
流传的性别隐喻翻译理论进行了论述，证明了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父权体系下的从属地位。这种不平等地位造成了翻译在权利上处于劣势，也导致了“中心论”的产生。“作者中心论”和“原作中心论”的模式严重侵害了译者的利益，使得翻译一直处于劣势地位。
“中心论”是由二元对立思想衍生而来的。二元对立遵循着客主两分，物我两分的思维模式。这样的思维模式不仅将事物分为两部分，并还设置了等级，这样对立的双方就不处于平等的地位，它们便成为
一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压迫关系。翻译中也存在着这样的二元对立思想。在翻译中，译作反映了原作，也受到了原作的压制。
不论是中心论还是二元对立思想，都反映出性别隐喻翻译理论中浓浓的性别歧视意味。翻译必然是处于从属地位，必须要忠实于原文。
正如前文所說，忠实与否是翻译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翻译中二元对立思想的存在，忠实的对象也仅仅限于原作。事实上，这样的看法未免太过狭隘，僵化。想要让翻译向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么性别隐喻中所凸显出的问题就不得不受到重视。
所幸的是，大批翻译学者开始对性别隐喻进行思考，并对其中陈旧的不可取的观点概念进行修改。巴斯奈特（Bassnett Susan）指出：“当代的翻译研究要打破的正是把原作和译本视为两极这种陈旧的二元翻译观，同时反过来试图去把翻译视为一项与文化系统充分结合的动态活动”。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应当是共生关系，原作者和译者应当合作，共同忠实于两者都共同参与的那个翻译方案，而不是企图将翻译过程当做侵犯的实施。正如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所批判的那样，所谓的中心论不应该再存在。唯有消解“中心”，超越翻译的性别隐喻，才能构建真正平等和谐的翻译环境。
（2）新的翻译分支兴起
“后现代”思潮运动中，涌现了诸如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新的思想。它们也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新的翻译研究分支。其中，有些翻译分支的兴起和翻译中性别隐喻有着很大关联。性别隐喻在其兴起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罗锐·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的《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中便列举出一些质疑父权主义的理论，主要包括了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
解构主义提出了“延异”的观点，试图颠覆造成原作和译作二元对立的“差异”观念。解构主义领袖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翻译中完全忠实是不可能做到的，翻译其实受到既要求翻译又禁止翻译的自相矛盾的约定。他将这种矛盾的约定称之为处女膜，表明了翻译和写作是相互依赖的，从而反对了翻译中存在的性别歧视。解构主义倡导差异性和多元性，为超越翻译中的性别隐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性别隐喻和女性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大批的女权主义者对于翻译中的性别隐喻进行研究。可以说，若是翻译中不存在性别隐喻，那么女性主义翻译也便不会如此兴盛发展。《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作者罗锐·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便是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女性主义翻译家们在消除翻译中的性别歧视，重塑女性形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传统的翻译理论将翻译比做女性，置于底层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的目的便是批判那些将女性又将翻译置于社会及文学底层的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表达了弱者的声音，从各个方面对那些有着性别歧视的理论进行了抨击。在进行批判的同时，女性主义者们还提出了新的翻译标准。在女性主义翻译标准中，最为重要的三种翻译策略分别为：增补、加写前言与注脚，劫持。这三种策略表明了女性主义对于翻译中父权至上观点的反击。
四.小结
传统的翻译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这些性别隐喻向来是翻译学者关注的重点。通过研究性别隐喻在翻译中的表现，译者们便可得知这些性别隐喻的意义。翻译文本，译者，翻译关系中都体现出不平等的性别隐喻。而正是这些隐喻的存在，揭示了翻译的社会化，同时也推进了不合理的旧有翻译观念的瓦解，促进新的翻译分支兴起。
参考书目：
[1] Chamberlain， L. 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
[2] Simons，Sherry.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3]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 董星华.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多元化翻译标准
[5] 方平. 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6]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探索
[7] 徐来.在女性的名义下“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
[8] 于德英：翻译的性别化隐喻：哲学的阐释及解构